开怀大笑
一个喜欢笑得人写出的文字也会笑
----------听老王讲外国弄堂的辛酸故事
隔壁老王出国前住在上海的静安区南京西路1548弄里，这条弄堂紧挨着公安局静安区分局，现为市公安局静安交通局驻地。从1548弄朝西走百米不到就是常德路，说常德路可能无人知晓，但说起张爱玲就不会寂寞了，张爱玲的旧居是常德公寓，（原名愛丁頓公寓， 1936年建成）。因此老王自诩他老父亲和张爱玲是近邻，只是彼此不曾串过门而已。
老王居住的这条弄堂内的建筑非常上层，建筑风格属于洋楼样式，建造的思路仅供一家一户居住，楼下是会客厅、大菜间和厨房，楼上是主卧加副卧加浴室加阳台。整幢楼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海方言俗称“钢窗、蜡地”。这样结构的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价格就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入住的地域，倘若手里没有大把银子的人只能望房兴叹。老王的父亲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德意志洋行内担任高级白领，因此入住这条洋房弄堂也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上海的弄堂千千万万，每条弄堂都有自己的学名，如老王家对面的弄堂叫金城别墅，附近的弄堂叫延年坊，叫慈惠里等等，似乎有弄堂必有名堂，这是上海的规矩。而且弄堂口的上方必定写有弄堂的学名。
但奇怪的是，唯独老王住的那条高级弄堂居然没有起名，因此正规的叫法就是南京西路1548弄。
老王说，他曾经做过调查，为什么这条洋房弄堂没有名字，有人说，投资建房人有钱但性格低调，属于“闷声不响发大财”的异类，且喜欢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至于是谁，至今只有谜面，无法找到谜底。
但是这条弄堂从50年代之后人们给它起了名字叫“外国弄堂”。但不是正规的弄堂名，属于民间对这条弄堂的昵称。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外国弄堂”的昵称？那是因为从那个年代的某一天开始这条弄堂来了一位一脸欧洲人长相的老太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和高个子，除了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每天早上8点整，有一辆黑色轿车在弄堂口等她上车，下午五点半那辆黑色轿车送她到弄堂口下车。
老王说这位老太太非常和蔼可亲，能讲一口极其流利的中国国语，还能时不时地加几句上海方言。看见弄堂邻居马上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加上海方言“侬好”。那时老王还是小学生，因此看见她就管她叫外婆。那外婆时常给老王吃甜点心，点心的包装上写的是看不懂的外国字，但老王的记忆中留下的是非常好吃的印象。
由于这个外国老太的出现，加之她和蔼可亲的形象，因此周边邻居就把这条本来无名的弄堂起了个“外国弄堂”的雅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弄堂的名气也随之增大，但就是无人知晓这位外国老太来自何方？在上海干啥？还有配车，肯定来头不小。外国老太的谜面一直让人在背后津津乐道地议论着。
时间一直持续到60年代的某日，有人发现外国老太的配车不见了，但她还是天天在早上7点准时离开弄堂，下午5点左右回到弄堂，她身上没有其他变化，就是少了一辆配车，多了一根拐杖。此外老太的笑容也不见了，看见的是愁容，是背部的驼出，是皱纹的加深。老王看见她仍旧管她叫外婆，但外婆不再有甜食给他吃了。
这时代就是“文革”来了。
老王说，记得左右邻居有好几个人服毒自杀，有的是高级工程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天下午老王外出回家，看见弄堂里有很多人站着，有的人的袖口上戴有红袖章，袖章上写着“造反队”有之，写着“红卫兵”也有之，他们在高呼口号：打倒鲁德诺娃，打倒苏修特务，鲁德诺娃必须老实交代。老王赶紧往前凑去，看见外婆站在凳子上，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苏修女特务 鲁德诺娃，外婆的头发已经被剪得所剩无几，简直认不出是“外婆”还是“外公”。几个红卫兵时不时地把外婆的头朝下方摁，但外婆被摁下了又抬起，还有工宣队拿着武装皮带朝外婆的头上抽打，外婆的额头上一条条血柱往地上滴下……
红卫兵和工宣队拿着高音喇叭宣读外婆的罪状：苏修特务鲁德诺娃以苏修核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表面上是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其实是偷窃中国的核技术，实属罪大恶极。此外她还担任外语学院俄语系博士生导师，她利用做导师的机会向中国学生灌输苏联修正主义的思想，企图把我们的革命学生变节为苏修的间谍，实属罪恶滔天……
红卫兵们叫嚣着：鲁德诺娃老实交代，老实交代。
外婆抬起头，用纯正的国语说：我是苏联核专家没错，但绝不是苏联特务，大部分苏联专家已经回国，但我坚持留在中国帮助中国培养俄语人才，我何罪之有？我只有热爱中国的赤诚之心……
外婆话音没落就遭到红卫兵的拳打脚踢，外婆经不起殴打倒在地上，看见外婆晕过去后红卫兵这才住手。
几天后，听人说工宣队写了黑材料硬说外婆是苏修间谍，就把她送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外婆不曾想过，住家和看守所仅一墙之隔，当专家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诬陷成女特务还会进入隔壁的公安局。
外婆经不起折腾，又年老体弱，在看守所内与世长辞。听说她在狱中写了万言自白，表述了她热爱中国的情感，为了能在中国工作，为中国培养俄语人才，她不惜和丈夫离婚，和子女绝交也要选择在上海工作，尽管她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让她陷入极其痛苦的环境中，她仍旧对自己的选择用“无悔”两字定论。
老王说，他出国后，听说政府给她做了平反的决定，外婆的孩子和孙辈特意到以他们母亲名字命名的“外国弄堂”来缅怀母亲一生的壮举。
老王说，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外婆被剪掉头发的样子，被红卫兵摁下头又抬起的情形和外婆慷慨激昂为自己辩护的表情。
外婆，您不是女特务，您是女英雄！
外婆走后，那个揪斗外婆的工宣队以家庭住房困难为由住进了外婆的房子，有人看见他是蹲在抽水马桶上解大便，解完大便就一走了之。
老王说，我的弄堂故事真是一段心酸往事，一段谁都不愿意再重复的轶事。至于那个造反派是不是还尚在人间？还喝着土烧度日，还抽着劳动牌香烟欢度晚年？不得而知。
我已经皈依基督教，因此希望他活着，而且高兴地活着。
但要忏悔！
老王继续说，我有空时常一人跑去巴塞罗那的蒙锥里克山顶上眺望着东方，拼凑着记忆的碎片，多是思念这位诺娃外婆，如她还活着的话，至少有130岁了。
我站在山顶，眼前出现了海来阿木的歌词：提起故人故事泪湿眼眶，
谈及旧爱旧恨寸断肝肠，
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
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
诺娃外婆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