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57) 鄉下人小陳

我走來的路(57) 鄉下人小陳

一  男女那些事

1965春節前，宿舍建好了，男生宿舍一大一小兩間，我和宋北倫、陳金根、張會新四人住在小間，兩張雙層木架床，我睡下舖，陳金根在我上面。

金根上海松江鄉下人，粗壯的中等身材，平頂短髮，黝黑的圓臉，永遠掛着微笑，一口松江鄉音，給我最初的印象很好，一個厚道人。

臨睡前，他有時坐在我床沿，和我說說他鄉下的開心事，我放下手中的巴爾扎克小說，假裝饒有興趣地聽他的秘密。

「我十六歲公安局就把我們組織起來了﹐有次槍斃反革命﹐我們一起押送﹐槍斃後把那反革命翻過身﹐我記得最清楚他嘴裡咬着一棵草。」

有次他神秘地告訴我：「我們晚上戴上糾察袖章﹐拿根棍子﹐在民兵帶領下去巡邏﹐特別要注意地富反壞右的活動。」說着﹐他突然眼睛發亮﹐眉飛色揚﹐「有次啊﹐我爬牆沖進一個房子。床還是熱的 ……」

「怎麼啦？」我聽不懂。

「嗨啊！」他一拍大腿來了勁。「月經帶丟在床上﹐還有血﹗」

凶殺案 ？我收起巴爾扎克﹐豎起了耳朵。

「不是﹐不是殺人﹐亂搞男女關係﹐你知道嗎？女人幹那事會出血的﹐你懂嗎？」

我不懂﹐我真幼稚﹐還是第一次聽說﹐原來幹那事是這樣的。

「我們一摸床還是熱的﹐追！後來逮住了﹐小學的老師﹐和一個女的。」

慢慢我就知道了﹐他在我床沿坐下﹐就是又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了。那年﹐我十九﹐他二十﹐對「男女關係」好奇衝動再正常不過﹐何況那是封閉的革命化社會。

二  夠朋友

陳金根在信貸股，我在儲蓄股，星期天各股都休息，只有儲蓄櫃檯營業，特別忙，老宋小陳經常主動來幫忙，那時叫作「雷鋒精神」，他們是自覺的。

1965年夏一個星期天，我在儲蓄櫃檯當班，到下班一結帳，少了四十五元，金根耐心地幫我算了一遍又一遍，確實少了四十五。想起來了﹗汽車大修廠的車間主任靳福印拿一張金額五十元的存單，來取五元，我給了他五十，再給他一張四十五元存單，多給了四十五。

「走!」陳金根拉起我，騎上自行車，我坐在車後，急奔大修廠，找到靳福印家，他顯然知道我們的來意，砰一聲打開衣箱，「你們搜!」陳君坤滿臉堆笑勸說他，姓靳的自知理虧，暴跳如雷。金根也火了，眼珠瞪出，吼道：「怎麼，要去公安局嗎？」

我知道根本沒用，「小陳，算了，走吧。」

「四十五塊錢哪﹗這姓靳的小子不是東西。」回來路上他替我可惜，因為短款是要自己賠的，那時我們的工資才三十八元一角三分。

我感覺金根此人義氣，夠朋友。

三  無產階級鐵拳

1966年，平地一聲雷，文化大革命，全國揪小「三家村」，銀行內外貼滿了大字報，一夜之間我成了眾矢之的反革命。7月初，文化革命進入了新高潮，北京紅衛兵發起破四舊，全國腥風血雨，一片紅色恐怖。

66年夏天﹐我們進疆時的小隊長王崇生被審查﹐深秋發配到一三零團農場勞動。很快冬天來臨﹐他連一件禦寒的衣服都沒有﹐寫信向我求助﹐我取出一件毛背心﹐幾件襯衣﹐準備寄給他。剛走出門﹐就被兇神惡煞的陳金根看見了。

「幹什麼去?」他一邊拆開我的郵包﹐一邊得意地冷笑﹐一個即興的批鬥會在信貸股辦公室召開。「到現在你還和反革命小集團暗中串聯﹐什麼目的?你們有什麼反攻倒算的計劃﹖坦白交代!」

宋北倫手指到我鼻子前吼道:「你媽個X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 還和反革命同夥地下串聯，妄想反攻倒算!」

陳金根坐在辦公桌上，抖着腿﹐得意洋洋地注視着我﹐從他眼裡﹐我又見到了那個半夜爬牆捉奸的小糾察隊員。

批鬥大會小會三天兩天不斷﹐「你的黑主子就是劉少奇﹗」陳金根嗓門響亮﹐神采飛揚﹐「你章濟塘﹐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靶子﹗我們要把你掛起來批倒批臭﹐踏上兩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他認定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是我的「主子」。

批鬥會後我被押去游街﹐陳金根拿出一頂紙高帽﹐給我戴上﹐但這帽子質量太差﹐怎麼也戴不穩﹐「用手扶着!」他吼叫。

一群孩子圍上來﹐抓起地上的泥沙塞進我衣領﹐高興得大笑。據說我「惡狠狠地」看了這些孩子一眼﹐冷不防一個重拳打在我左頰﹐「你不老老實實﹐叫你嘗嘗無產階級的鐵拳頭!」陳金根的貧下中農鐵拳頭﹐力量確實不小。

四  我記得他的背影

人間正道是滄桑﹐林彪栽了﹐老毛死了﹐老娘逮了﹐天翻地覆。雖然還是「兩個凡是」年代﹐但畢竟告別了文革﹐鐵板一塊的革命者也都如釋重擔﹐久違的笑容又重新爬上了小陳的臉。

一天在菜地勞動﹐不知怎麼陳金根又說起性的題目﹐一口松江話﹕「小章﹐我說啊﹐其實男女之間的事用不着那麼緊張﹐性交不就是一種皮膚接觸嗎﹖哈哈!」我想起十多年前他在我床頭的衝動﹐說出這樣的話來，也許因為他新婚不久。

我收到香港來信要去香港了的事已經家喻戶曉。

「人家說﹐香港什麼都是香的。」

「小章﹐你去了香港﹐可不要忘記我，我要求不高﹐給我寄個電子計算機來好吧。」

陳金根坦然提出自己的要求﹐那是1978年﹐中國還沒進入電視機電冰箱時代﹐如一本書大小的計數器是最新穎的現代玩意。

金根幫過我幾次小忙﹐也請我吃過「無產階級的鐵拳頭」﹐當然算不上朋友﹐但有件事我一直記得在心。

1975至80年﹐我每年春節前回滬探親﹐奎屯到烏魯木齊的班車﹐每天一早七點開出﹐由于新疆和北京時間有兩小時時差﹐冬季的七點其實還是後半夜。

79年隆冬一日凌晨﹐少見那麼大的雪﹐四週寂靜無人﹐只聽見雪片落地的唰唰聲﹐家家都在夢鄉。我背上行李﹐一手一隻箱子﹐頂風冒雪﹐走去長途汽車站﹐眼看時間快到了﹐遠遠看見一公里外的車站燈火通明﹐正在往車頂裝行李﹐再過十來分鐘就要開車。雪下得正猛﹐我踩着一尺深的雪﹐負重氣喘﹐步履艱難﹐看來是趕不上了。正絕望時﹐見右邊銀行新蓋的宿舍﹐陳金根是最早遷入新居的幾戶之一。我上去敲他家的門﹐陳妻披了棉衣來開門﹐金根還睡在床上。

「什麼事?」他開燈睡眼惺忪地問。

「小陳﹐幫幫忙﹐再過十分鐘開車﹐我一個人實在趕不過去了。」

他一骨落翻身起來﹐棉衣都顧不上扣﹐提起我兩個箱子就踩雪而去﹐我在後面緊緊跟上﹐走到車站﹐他已經把箱子送上了車頂綁結實﹐我和他握手道謝。

「嗨﹐小事一樁。」他轉身而去。

雪停了﹐渾身冒着白煙的汽車﹐吱嘎吱嘎開上公路﹐我回頭望﹐初升的太陽在乳白色的晨霧中將朦朦朧朧的柔光灑在雪白的大地﹐灑在金根離去的背影﹐他是一個在危難時能伸出手的人。

【附記】陳金根文革後任奎屯市保險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理，1985年因強姦罪被捕，恰逢「嚴打運動」，被判處死刑。中國社會秩序在文革十年被完全破壞，文革結束後， 1983年鄧小平發動「嚴打運動」，兩年內全國共逮捕177萬人，判刑175萬，2萬多人被處死，社會秩序明顯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