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37)批倒批臭

我走來的路(37)批倒批臭

1966年6月我被「隔離審查，監督勞動」。白天掃地洗痰盂，給各辦公室挑水。晚上開了幾十次批鬥會，小到一個股幾個人，大到兩個單位一二百人，「罪該萬死，罪該萬死」，「砸爛狗頭，砸爛狗頭」。

9月19日，天氣很冷了。農七師規模最大的批鬥大會，在師部大禮堂召開，批鬥會的高潮，將由范繼峰宣讀農七師黨委對我作的《處理決定》：「定性敵我矛盾，戴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

 農七師大禮堂（筆者憶作）

中國從來沒有「公民」的觀念，只有「人民」和「敵人」，由意識形態和政治標準劃分，而不是由法律來定義，黨委有權對治理下的民眾作出誰是敵人的判斷，一旦被定為敵人，中國人本就已經少得可憐的一點點自由，乃至生命的尊嚴，都被剝奪乾淨。無論「地富反壞右」「反革命份子」，都是政治罪犯，共和國兇惡的敵人。

于立金在押我去會場一路上，說等會群眾問你是否代表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你不要回答「不是」﹐也不要回答「是的」﹐好像理直氣壯似的。

「那我該怎麼說呢?」

「你要低頭認罪﹐態度誠懇，群眾的問題，不一定要回答的。」于立金像導演教導初出茅廬的小演員似地教育我，我連當一個「合格」的反革命都不會，還要共產黨手把手教，真慚愧，可見要「演好」反革命，比演好革命者要求高得多。        

千人大會的氣勢到底不一樣，我一進會場，口號聲立即如火山爆發，山呼海嘯。 先是幾個什麼人上台發言，我低着頭昏昏然也聽不清，醫院內科醫生顔模上來，我是認識的，他拿着發言稿讀到「章濟塘，你這反動的傢伙」，舉起的手已經伸到我面前，我感覺他的手指離我的面額不到一釐米，卻停在我領空，一秒，兩秒，他在思想鬥爭，「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猶豫了三秒鐘，這個醫生終於作出決定，指甲穿破我的領空，在我右頰用力一劃。

好啊，這一劃，在我臉上劃出一道兩寸長的血痕；這一劃，劃出了兩個階級世界觀的決裂；這一劃，劃出了革命醫生應有的覺悟。

台下送上來一塊一米見方的木板，連着一條鐵絲，要我唸出上面寫的字：「三反份子章濟塘黑心歪尖」，然後掛在我頸上，頗有些重量。那時的群眾，還沒學會後來流行神州大地的「狗崽子」、「狗屎堆」、「砸爛狗頭」、「踏上兩隻腳」等等最最革命的無產階級語言。這不倫不類的「黑心歪尖」，已經是當時群眾想得出來最惡毒的詞匯了。

批鬥會開了一個多小時，該進入最精彩的高潮第三幕了，就等范繼峰上台宣讀農七師黨委《處理決定》。這時台下走上來三個戴紅袖章的造反派，和會議主持者交頭接耳一番，主持人上前宣布：「革命同志們，今天七一中學紅衛兵和師機關造反兵團已經揪出了農七師最大的走資派史劉楊，我們熱烈歡呼革命造反派的偉大勝利！對三反份子章濟塘的批鬥會現在結束，接下去，我們一起參加對史劉楊的批判大會 ！」

半路殺出程咬金，我被「定性敵我矛盾，戴反革命帽子」的決定，竟沒來得及宣佈（這在十四年後成了問題，見後文「空無一人的羅湖橋」）。全場亂烘烘一邊喊口號，一邊往外擠，我被于立金、趙龍生押出會場，外面廣場上已經黑壓壓聚集了好幾千造反隊員。語錄歌、口號聲，此起彼伏，「造反有理 ！」、「打倒劉鄧陶 ！」、「打倒武呂張 ！」、「打倒史劉楊 ！」

「劉鄧陶」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和政治局委員陶鑄。「武呂張」是新疆走資派自治區黨委書記武光、呂劍人和新疆建設兵團第二政委張仲瀚。「史劉楊」是農七師走資派政委史驥、副政委劉長進和參謀長楊新三。

七一中學政治教師，紅色戰士造反司令部「一號勤務員」戴爾豐，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服，站在大禮堂門口台階上一張板凳上，在他身邊，「史劉楊」被幾十個紅衛兵團團圍住。這幾個平時前呼後擁、威風八面的農七師最高首長，今天顏面掃地，低着頭猛抽煙。

他們顯然不知該怎麼處理這個局面，在他們的政治詞彙中，人民群眾永遠是黨的忠實擁戴者，現在黨中央發動人民起來造地方黨組織的反，他們既要支持黨中央、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就不得不充當黨的叛徒、群眾的囚徒，把自己「一分為二」，弄得左右難逢源，裡外不是人，無所適從，只好尷尬地低頭抽煙。

9月底，北京傳來振奮人心的特大好消息，劉少奇和他的臭婆娘被紅小兵們揪了出來。江青去看望小將們，對歡呼尖叫的中學生們高喊：「革命同志們 ！革命小將們 ！告訴大家一個特大喜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 ！」

葉劍英元帥宣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醫生全面檢查後說，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主席還可以領導我們幾十年，這是我們最大最大的幸福 ！」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萬歲萬歲 ！萬萬歲 ！」

我算了一下，毛澤東這年七十三歲，還要活七十七年，我的天哪 ！

   預言老毛賊要活到150歲的喜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