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29) 反右一網打盡

上海舊事話百年 (129) 反右一網打盡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秘密報告，10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這兩件事對毛澤東刺激極大。共產偶像斯大林在社會主義陣營轟然倒塌，北京紅牆内一刻不安寧的毛澤東，像一頭關在柵欄裡的公牛，感覺山雨欲來，風雨變幻，「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我們中國沒有丟。（《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把政治比作刀子，可看出他的土匪本性。中共對自身合法性的憂慮，它始終感覺自己處在亡黨亡國、四面楚歌的危急中。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關於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提出：

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没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復，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這種按政治意識形態把全體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完全拋棄了憲法和法律，為之後的「反右」運動奠下了「理論基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在《情况匯總》中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来，原形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崗山！」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

章榮初在國民黨時期就遠離政治，他不像榮毅仁、劉靖基輩積極「靠攏組織」，公私合營後他完全退回家中不問世事，因此「整風運動」初期，與他毫無干係。但他的子女，尤其長子章志鴻、長女章志英，身為拿定息的資本家、民主黨派「民建」成員，整風運動一起，就被捲入漩渦。

共產黨提出開門整風，要民主黨派、工商界、知識界「幫助黨整風」。本來骨頭就很輕的知識份子、工商界人士，逗得飄飄然。儲安平的「黨天下」論；章乃器的「紅色資本家」論；羅隆基的「輪流執政」論等等，都上了《人民日報》頭版。

5月中旬，上海民建派出四人，由民建上海市委領導楊鍚山帶領，章榮初長子章志鴻是三名代表之一，去北京參加統戰部的「大鳴大放」會。提出「定息二十年」的上海資本家李康年，會議中途被統戰部一個電話叫到北京來「放火」，李康年好不興奮，當天下午李上臺發言，贏得滿場掌聲。統戰部長李維漢坐在主席臺中央，沒有鼓掌，只是微笑。他暗中偷笑，好戲在後面，有你的罪受的啦 !

兩天後，統戰部大會結束，閉幕會那天中午十二點還差十分鐘，楊錫山推推章志鴻說，上去講個五分鐘發個言吧。章志鴻上去了，說：「有位資本家姓劉，以前工人叫他劉先生，解放後工人叫他劉經理，現在工人叫他老劉。現在已經到了老劉時代，但我們的有些政策，還停留在劉經理時代。」

鳴放會議之後，參會者心情舒暢，感覺到黨的寬容和溫暖，章志鴻是機電局民建支部的負責人，回上海後，他向民建會員傳達了北京會議的情況，自然說到了章乃器和李康年的發言。黨的寬宏大量，懷虛若谷，令資本家們如沐春風。但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尚不知，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患有嚴重自卑焦慮症、心理扭曲、神經質偏執狂的中共。

1957年6月6日，毛澤東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

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合法性的憂慮，使它始終感覺自己處在亡黨亡國、四面楚歌的危急中。

反右運動如火如荼，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心焦如焚，致信中共中央：

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两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内黨外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 ？要推翻共產黨 ？

此時如日中天的毛澤東已容不得宋慶齡，他的回應是：

宋慶齡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走不到一起了。我們同她是不同階級。(陳鐵健：《她永遠美麗》《文匯讀書週報》2010年4月2日)

6月10日，三位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黄炎培，寫信給毛澤東，對反右運動謙遜地表示不理解。李濟深信中說：

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對國家造成深遠的創傷。

這些「民主人士」死到臨頭還不自知。毛澤東在四月漢口會議上說：

共產黨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蛇不讓它出來，怎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上放屁，然後一鬥一捉，城裡捉，鄉裡捉，好辦事。

9月26日，「民建」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工商聯在文化廣場舉行萬人誓師大會，宣布上海市二十萬工商業者全面整風反右運動開始。章榮初長子章志鴻經過三期學習班，被批為大右派章乃器在上海的代表人物，章志鴻低三下四態度好，罵自己罵得狠，最後定為「右派帽子捏在群眾手中」。

五六十年代上海工商界內﹐有三個叫「康年」的知名人物：盛康年、李康年、王康年。「不法資本家」王康年，在1952年正法（見前面）。

「大鳴大放」中，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被統戰部請到北京去講，出足風頭，殊不知請君入瓮。

李康年(1889-1964)，浙江寧波人。1933年在南京路慈淑大樓創辦中國國貨公司，1936年中國國貨公司改組，章榮初和張子廉等成為十五名董事之一。李康年的中國鐘廠、萃眾織造廠，所生產的「三五牌」檯鐘、「四一四」毛巾，都是中國著名名牌。「反右」運動一來，槍打出頭鳥，李康年被划為上海工商界頭號右派分子，令工商界噤若寒蟬。

 李康年

第三個「康年」盛康年非同小可，三十年代上海著名粵菜酒樓「红棉酒家」董事長盛丕華(1882-1961)，和「紅棉小開」盛康年(1914-1965)父子，素以親共著稱。盛康年夫人周素瓊，其父周湘雲(1878-1943)，清末民初上海房產大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當年周家擁有上海「001號」汽車牌照，周家住宅青海路44號花園洋房，現為岳陽醫院青海路門診部，裡面那部黃銅電梯直到今天還發出華貴的光彩。

盛家非大富大貴，盛丕華受聘國民黨元老張靜江之弟張澹如的紅棉酒家為董事長。盛氏父子在抗戰後期加入中共，在紅棉酒家組織「星期聚餐會」，成為中共外圍組織，為中共做統戰工作。1949年初，盛丕華、盛康年去解放區領受任務，隨軍進入上海。

上海「解放」，盛丕華任副市長、市工商聯主任，盛康年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市工商聯秘書長。盡管他們政治身份是共產黨員，但生活上經濟上依然是資產階級，榮毅仁、盛康年都是風華正茂的「小開」，和上海市工商聯副秘書長經叔平、民建市委副秘書長嚴諤聲等友好，經常一起吃飯聊天，這在共產黨的詞典裡叫作「資產階級反黨集團」。  

1957年「大鳴大放」，這些以共產黨老朋友自居的積極份子，自然奮起響應，真誠「幫助黨整風」，不自量力。此時發生了一件所謂「四明堂事件」，上海四明堂藥局私方經理（老闆）和公方代表（原學徒）一相矛盾激烈，公方代表用水果刀刺傷了老闆。區長要求雙方息事寧人，不了了之。對此榮毅仁在一次會議上作了「要發揚民主必須維護法紀」的發言，認爲資方罵人不對，但公方持刀傷人屬於違法。他的發言令中共上海高層的神經繃緊起來，我們對你們資產階級太客氣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成形於中國舊禮教社會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異常孺弱鬆散的群體，他們既沒有集體的意識，也沒有階級的力量。在政治權貴面前，從來只會趨炎附勢、明哲保身，上面一個暗示，立即有人出來揭榮毅仁、盛康年、經叔平、嚴諤聲等組織「反黨小集團」，火一下子就燒了起來。

上海的資本家，在舊社會經商競爭，還講點商業道德和人情世故，到新社會，互相揭發，你拉住我後退，我踩住你肩膀，你死我活，爾虞我詐，榮老闆陷入了資本家的汪洋大海。工商界互相揭發批判，一點不比共產黨差，「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越揭越多，除了榮、盛、經、嚴四大天王，還有劉念義、胡子纓、吳中一、韓志明、唐志堯、吳志超、王子建、董春舫、榮鴻仁、王介元、簡日林等。當時新華社報導，「他們遍布各要害部門，用鑽進去拉出來的手段向無產階級政權發起猖狂進攻」。這個「小集團」中有兩個人和章榮初關系密切：韓志明、嚴諤聲。

榮毅仁趕快在北京全國工商聯和民建中常會上作檢討，聲淚俱下。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請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吃飯。席間告知：「毛主席說了，你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誠惶誠恐，唯唯諾諾。北京知道，如果榮毅仁完了，中共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也完了，所以榮老闆必須保下來。感激啊，榮毅仁和盛康年等趕緊寫檢查，盛康年先後十一次書面檢查交代，嚴諤聲寫了九份交代。中共統戰部派「民建」中央秘書長(中共黨員)孫曉邨到上海「救火」。

榮毅仁和盛康年在反右運動中雖然被毛澤東保護過關，但「榮盛小集團」的黑鍋一直罩在他們頭上。盛丕華1961年逝世後，「紅棉小開」憂鬱成疾，成天酗酒消愁。盛康年在共產黨眼中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少爺，未必把他當自己人，1965年10月，這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吞下自作孽的苦果，英年早逝，年僅五十一歲。

  盛丕華、盛康年父子

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周而復【註】1958年出版了一部「描寫社會主義改造」的長篇小説《上海的早晨》，書中一個情節說上海資本家們組織了「星二聚餐會」，顯然借用了盛丕華在紅棉酒家的「星期聚餐會」，但四十年代的「星期聚餐會」招納政經界反蔣人士，是為共產黨工作的地下組織，到了五十年代的政治小說中，「星二聚餐會」成了資本家抗拒改造、和共產黨鬥爭的反動組織。

【註】周而復（1914-2004），安徽人，在上海大學畢業後赴延安，1949年後歷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文革初期，上海批判《上海的早晨》，有個青年工人桑偉川，認為這是本好書，被嚴厲批鬥，囚禁多年，文革結束才釋放已精神失常，周而復竟說這是他自己找苦吃。

那些因為反對蔣介石政權而投入中共的「進步人士」，在共產黨眼裡，同樣不是東西，在政治體制問題上，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其實一丘之貉，後者更加獨裁橫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