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20) 服我管，給飯吃

上海舊事話百年 (120) 服我管，給飯吃

1952年4月初，一日晚飯後，韓志明來見章榮初，告訴他：「今天陳市長召集工商界開會，說資本家對社會主義還是有作用的，所以統戰政策不會變。但資產階級要改造，要和全國人民一起進入社會主義。政府確定了三百零三個工商界大戶，要保護過關，榮豐也在大戶中。大班你寬寬心，估計他們不會亂來。」

所謂「戶」是指資本家個人，不是企業，如申新集團，分為榮鴻三、榮毅仁、吳中一等五個大戶，榮豐紗廠分為章榮初、韓志明兩個大戶，其他還有很多小戶（小股東）。

1952年4月14日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內參》《上海工商界上層分子坦白的情況與問題》向中央報告：

上海市三百零三戶工商界上層份子在市一級坦白交代，已過半數，十多天互助互評中，對上層份子的分化工作基本上已告成功，……但棉紡業因代紡代織與統一收購利益比較一致，仍形成上海大資本家中頑固的堡壘。如榮毅仁、劉靖基、韓志明等人互相包庇，彼此推崇，這一堡壘尚待攻破。……領導上目前的方針是：在保護過關的原則下，如何使他們坦白得更徹底。對若干重點戶(如榮毅仁、劉鴻生等大戶) 擬稍抬一抬手 (榮自五反以來已坦白五十四次，哭過三次)，幫助他們最後解決問題，使在第二階段過關會上不至於太狼狽。

1952年4月23日《內參》《上海五反中資本家有一些人企圖矇混過關》：

資本家大部份很着急，榮毅仁苦笑說：「如果四面緊逼沒法時，只好去上吊。」棉紡業中著名的「鐵算盤」韓志明說：「坦白這麼多，退款怎麼辦 ？我的榮豐紗廠如公私合營，不知政府要不要我，即使要我，生活也要降低很多。」

「五反」運動的負面影響使中央不得不面對，5月中旬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陪同下，到重災區上海視察。

《章乃器日記》記載：

5月15日上海市工商局長許滌新匯報，與去年相比，私人資本減少四分之三，4月10日止，勞方已有九萬人失去工作。榮毅仁最初坦白違法額三百億，逐次加碼到二千四百億，批鬥會上哭了二次。榮毅仁提出，希望確定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他抱怨申新三年來賣了两個廠，仍負債六千億。

1952年4月13日，薄一波向中央《關於上海市五反運動第三戰役部署的報告》：

上層資本家三百零三人，不同程度給予保護過關。按其盜竊國家資財數目來說，大部份須列入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但這樣以後繼續團結利用將發生困難，應根據其政治態度、對國計民生的作用等情況，一般給予守法戶或半守法戶的通知書。整個運動中，抓人數目控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已抓的二百八十人，共為五百餘人，準備要殺的人，預定五到十五人，俟中央決定辦法後再具體進行。

毛澤東下令結束「五反」運動，指示薄一波：

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打擊要適可而止，不能走得太遠，走得太遠就要發生問題，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薄一波回憶當年：

對上海七十二家較大的工商戶定案處理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如果都定為違法戶，就談不到繼續同他們合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也有落空的危險。我和陳毅同志商量後認為，可視他們的政治表現，適當從寬處理。榮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戶，陳毅同志說，還是定為基本守法戶好，我同意他的看法，報告了周總理，總理又轉報毛主席，毛主席說，何必那麼小氣 ？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户。這個標兵一樹，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大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

中央終於定下政策，對資本家以「保護過關」為原則。

1952年4月30日，《上海市委關於工商界上層資本家五反定案分類情況的報告》向中央報告：「對上層資本家的處理：(一) 守法戶五十八人，包括盛丕華、榮毅仁、胡厥文、項叔翔、劉鴻生、吳蘊初、郭棣活、簡玉階、湯蒂因、郭秀珍等。(二) 基本守法戶一百零六人，包括王性堯、郭琳爽、唐君遠、朱鴻儀等。(三) 半守法半違法戶九十五人，包括章榮初、韓志明、李康年等。(四) 嚴重違法戶二人，陳秉權等。(五) 完全違法戶，初步定案的二百六十一人中尚無完全違法戶。」

初定的上海工商界上層三百零三戶，除上述處理者外，還有四十二户在「五反」中已經破產而成無業無產者。榮豐紗廠系統章榮初、韓志明兩戶，均定為「半守法半違法戶」。另外，章榮初在浙江的資產也算一戶，不在上海三百零三戶内。

毛主席一錘定音，可見所謂違不違法，根本沒有標準，最後的定案完全看該資本家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定為「守法戶」和「基本守法戶」的全部是民建、工商聯的高層人士，即工商界的「積極份子」。 

周傑榮、畢克偉教授一針見血指出：

中共成功地製造了恐懼并讓人們彼此互相背叛，以防止他們團結起來表達集體利益，從而避免了這些集體行動對國家權力構成的潛在威脅。毫無疑問，慈善家、勞工領袖、商人和藝術家並不願意彼此揭發，不過當只能選擇成為運動的積極份子，或是被當作打擊目標時，許多人明智地看到成為積極份子的好處。（《勝利的困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五反運動」的結果是，勞資關係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私營企業的信譽在公家人眼裡，蕩然無存，國營企業全面控制了市場各種產銷渠道。(楊奎松《一九五二年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學者陸和健總結為兩條：

第一原則，改造；第二原則，服我管，給你飯吃。(《上海資本家的最後十年》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到此，「五反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遠在香港的恆社弟兄，聽說了大陸的傳聞，在《杜月笙傳》中寫下他們婉惜：

紅潮泛濫，金甌殘缺，共黨佔領上海一年多，猙獰面目顯現，三番五次的清算，把章榮初這位『民族資本家』搞得七葷八素，暈頭轉向，他曾一連四次跳黃浦江，都被人拖了起來，自此下落不明，不知去向。(《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1952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這場對中國資本主義徹底摧枯拉朽的掃蕩運動，終於結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也到此告終，工商業者心裡明白，今天放你一馬，不過是暫時利用。

經過農村「土改」和城市「三反五反」，毛澤東把以前承諾的「聯合政府」、「公私兼顧」、「長期共存」等等新民主主義政策統統掃除乾淨，他可以放手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國家了，此後他發動「反右」，統一全國思想，再通過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公私合營」，把中國一步一步推向他神往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