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凡
举头望星空，问心求义仁。
此间有真意，
幸愧共凡尘。
五贤帝时代的终结始于继承方式的改变。马可·奥勒留是这一时期唯一选择亲生儿子为继承人的皇帝，他的儿子康茂德少年时期便被奥勒留立为凯撒（继承人），后来更与他共治，使其继位成为既定事实。奥勒留去世后，皇位顺理成章地落入康茂德之手，这一转折最终让帝国重新回到血缘继承的轨道，并为罗马的动荡埋下伏笔。
康茂德在位期间昏庸失政，被视为罗马帝国走向衰败的象征。193年，他因宫廷政变而被弑，随即引发近卫军、元老院和各大战区军团的多方角逐。先后有多位实权者被推为皇帝，形成历史上动荡的“五帝之年”。在这一军阀式的竞争中，北方军团的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最终率军进入罗马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自此开创了“塞维鲁王朝”（公元193–235年），帝国进一步走向军人政治与军事化统治。
这一阶段虽然仍维持中央集权的名义结构，但皇权高度个人化，继承制度逐渐回到血缘优先，而非先前的择贤收养。与此同时，来自军队的政治力量持续膨胀，使帝国的决策越来越受边疆军团与军事集团的利益牵引。皇权、军队与边疆压力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制度的稳定性开始显现裂缝。
塞维鲁王朝所处的时代，也是罗马对“辅助部队”（Auxilia）依赖显著加深的时期。罗马精英和史学作者常把那些不属于帝国核心文化圈、不讲拉丁语或希腊语、并未完全纳入罗马法结构的民族称为“蛮族”（barbari），尤其是北方的日耳曼部落。来自这些部落的士兵被大量招募为“蛮族”辅助部队（Auxilia ex barbaris），并按照罗马军制组织成为正规军团以外、但同样受罗马直接指挥的重要战力。
辅助部队并非五贤帝之后才出现，它的扩张经历了一个从零散补充 → 制度化 → 大规模扩展的过程。
在共和国晚期（前2—1世纪），随着罗马征服意大利和地中海，公民兵力量已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战争需求，被征服民族被要求提供兵源，组成轻步兵、骑兵或其他专业兵种，用以弥补罗马军团（重步兵体系）的不足。这些外来兵比例不高，服役期短，文化差异显著，但逐渐开始适应罗马的组织方式。
进入奥古斯都时期（前27—14年），辅助部队被系统化为帝国军制的常设组成部分。奥古斯都实行辅助部队职业化制度，并明确规定辅助部队的服役期（约25年）与奖励机制：服役满期者可获得罗马公民权。此后，日耳曼人、达契亚人、叙利亚人与北非部族成为罗马军中重要兵源。辅助兵在种类上弥补了罗马人不擅长的骑兵、弓骑兵等兵种，使罗马军队形成更完整的战术体系。
到五贤帝时期（公元96—180年），辅助部队的比重达到新的高峰，人数在许多边疆地区甚至超过职业化的罗马军团本身。大规模、职业化的辅助兵不仅驻守边疆，也随军出征，如图拉真征达契亚时的多民族军队。此时的罗马军队已实质上由“罗马军团 + 多民族辅助兵”共同构成。
五贤帝之后，这一依赖进一步加深。随着边疆压力提升与罗马人口结构恶化，来自外省与边境的辅助兵与军官在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辅助部队出身的军官发展成真正的“军人贵族”，在帝国政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军队拥立与废黜皇帝的能力不断增强，使皇位继承彻底落入军团集团之手。
这种军队结构的非罗马化和边疆化，是塞维鲁王朝崩溃的重要结构性背景。随着其终结，帝国进入了以外省军队和将领集团主导的“士兵皇帝时代”，动荡几乎成为常态，罗马走向长期的军事内斗与财政枯竭。
（借此贴顺祝亲爱的读者们新年快乐！）
上一篇：五贤帝时代，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1084/202512/14539.html
南瓜说的对，康茂德之后，罗马帝国走向了逐步失控。才能配不上职位的时候对自身和这个职位的机构都是不幸。
他被试，使得废黜皇帝成为常态，造成内战频发。
王权存在，至少提供了一种降低内部动荡的可行方案；不过争夺权力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的形式各异。
真兄新年快乐，祝阖家安康幸福，2026事业进步，万事顺遂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