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水迹:戴望舒与沈仲章在香港(2)
沈亚明
一、《林泉居日记》编者按(续)
(原问及答言小引附于篇末,答言“信息一”“信息二”见上篇)
信息三:戴望舒的家庭情况
据编者按,“戴望舒夫人穆丽娟于一九四一年冬至后已携女儿朵朵(咏素) 回到上海”。
上摘关于穆丽娟回沪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冬至后”,恐怕是笔误。简述几条理由。
第一,父亲1941年晚秋出差上海,戴望舒托他去看望穆丽娟。假如穆于1941年“冬至”还在戴身边,便无此需要。
第二,1941年冬至,香港正在抵抗日军入侵,港沪间客运航线恐难运行。日占香港后,“开沪之船遥遥无期”(陈寅恪1942年3月19日致沈仲章函)。因此,1941年“冬至后”,穆丽娟去上海没那么容易。
第三,该本日记收录的第一条如此开头:“七月二十九日晴。丽娟又给了我一个快乐: 我今天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读来在1941年7月29日以前,戴与穆已处两地。
第四,同段编者按言,《林泉居日记》写于1941年7-9月。而整本日记中,有关穆丽娟和女儿已在上海的信息不胜枚举。
信息四:戴望舒的屋友:
据编者按,“友人徐迟与夫人陈松、沈仲章暂寓戴望舒家中”。
父亲在香港,与戴望舒和徐迟及家眷同栖“木屋”,毋庸再议。不过,“沈仲章暂寓戴望舒家中”,措辞似乎欠妥。
综合父亲与徐迟所忆,“木屋三友”户籍状况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沈仲章作为老住户贝尔福爵士(Sir Balfour)的客人,搬进那栋小洋房。略提几点信息,可能有助思考。已述父亲在港有工作无薪水,经济一度拮据。1938年初父亲途经上海,向亲戚借钱买船票到港,所余或可支持个把月。许地山代寻寓所租金贵,推测在戴望舒抵港前,父亲已不得不移居“木屋”。1938年4月初成立的西南联大,记有沈仲章“木屋”新址(仍需追溯原始资料日期)。
第二阶段,戴望舒带着妻女搬入“木屋”。沈仲章已是长期住户,还起过一定作用。
第三阶段,1939年9月,徐迟因妻女回沪,投奔戴望舒。其时戴家人口齐全,或许可说徐迟“暂寓戴望舒家中”。沈仲章的独立居民身份,无理由改变。
第四阶段,徐妻陈松携女回港,团聚“木屋”。三家友邻,估计不分孰主孰客。
第五阶段,穆丽娟携女离开,戴望舒孤身一人,沈仲章依然故我,三条汉子仅徐迟有家眷。三户各据一室,恐怕谁也不会认为是“暂寓”别人家中。
下摘是另一当事人徐迟之忆,描述他与戴望舒去“木屋”的经历(第254-255页)。
后来他们[按:戴望舒和马尔蒂]认识了,马师奶每个星期五都要请一次客,是专诚请望舒的,但是,他还多次带了我同去赴宴。
……
马师奶家住“木屋”(Woodborooke [按:即Wood Brook,见上文讨论]),在薄扶林道。从学士台上坡,沿公路前进,不远就到了一个永别亭。……在这永别亭的正对面,有道瀑布从山上飞将下来,从一座小桥底下流过,钻进涵洞,自行流走了。我们[按:戴望舒与徐迟]从西环来到这里,便要上石级,过小桥,一面拾级而上,一面观赏飞瀑,的确是一个好风景。然后穿过林下石级,上到一个鸟语花香的开阔平地,上面花开如锦,中有一栋三层楼的洋楼。马师奶住在一楼的西座。而东座本是巴尔福[按:即贝尔福]爵士的住所,现在这位爵士却把他的住所给了沈君仲章居住。
分析引文用词,戴望舒“带”徐迟“同去赴宴”,而且是“多次”。按常理解读,如果其时戴望舒住在“木屋”,请徐迟来居处相聚,不应用“带”“去”“赴”等趋向性明显的动词。徐迟也不必兜圈子介绍“马师奶家住‘木屋’”,而该直言戴望舒“家住‘木屋’”,他去戴的邻家做客。再看紧下一段,徐迟详述戴望舒与他从“西环”出发,一路观赏风景,穿过几处,才“来到”主人家。假如戴望舒家居“木屋”,似乎没必要“多次”赶到“西环”,专程迎接徐迟这位陪客。
读上述摘文,戴望舒和徐迟两人受邀“木屋”作客,只是到“西座”赴宴(不像被留宿),而“沈君仲章”却已占“东座”,俨然居民。
其实谁先搬进“木屋”,对整理父亲生平来说,我没看出有多重要。但对研究戴望舒来说,弄清细节当有意义。既承相问,我的责任是提供资料。
[未完;原刊《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作者授权分段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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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问及答言小引】
你读过《林泉居日记》编者按吗?能依此说说戴望舒和令尊在港时期的故事吗?
这是戴望舒的一本日记, 直行, 毛笔书写,内封有“第三本” 字样, 无年份, 记七、八、九三个月的事。从日记内容来看, 当是一九四一年。其时戴望舒在香港, 担任《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编辑, 家居薄扶林道的WOOD BROOK, 一般人称“木屋”, 戴望舒自译为“林泉居”。戴望舒夫人穆丽娟于一九四一年冬至后已携女儿朵朵(咏素) 回到上海。友人徐迟与夫人陈松、沈仲章暂寓戴望舒家中。
答:上述摘引随提问传来,查得出自《戴望舒全集》(简称《戴集》)。我在海外年久,对国内出版物读得很有限。近来不时有博览之士相助,或摘抄有关沈仲章的文字,或指点线索,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所问“在港时期”,范围较大。这节仅从上述引文中抽出四条信息,分别对比父亲、戴望舒和其他同代人的叙述,补充一些材料。
(信息一,戴望舒的职务;信息二,戴望舒的住处——见上篇。)
【摘《新文学史料》“编后记”】
值得一提的,《林泉水迹:戴望舒与沈仲章在香港》这篇文章,在写法儿上与学院派“论文腔”迥然有别,像是春三月郊游路上三三两两游人闲逛,或是与友人喝着茶聊天,而其中对于史事梳考却是细致、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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