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年级以后,我们班上就有两个老师了;一个老师教语文,另一个老师教数学。
我记得数学老师姓赵,个子很矮,脾气倒是不小。赵老师最擅长的是“屈辱教学法”。比如,他经常在课堂上大发脾气,训斥答不上问题或者作业有错误的同学。他的口头蝉非常接地气,比如,你们都是些猪都不吃的南瓜菜!再比如:
但是,孩子们好像都不吃他这套“激将法”,成绩不好的同学仍然是一塌糊涂。当然,也没有孩子真的去“自杀”。
赵老师虽然经常用恶言恶语训斥孩子,但是他基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从来不动手打学生。但是,我就是在二年级时遭遇了老师的暴力殴打。
那天,赵老师请了病假;镇上教育办公室(就是国家教委系统的最基层机构)的一位浓眉大眼的官员刚好在我校巡视,那节数学课就由他代课;不过,代课这件事情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偏偏在那天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在数学课开始的课间时间,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教室门口杠上了。我们开始时斗嘴,然后就斗气,说谁先回教室就是孬种。结果上课铃响了,我俩仍然在教室外的墙边对峙,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位浓眉大眼的彪形大汉朝教室门口走来。他一看见我们两个,二话不说,连踢带踹把我们两个踢进教室。我当时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只是忍着没有哭出来。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辈子也没有打过我;我没上学以前,有一次我和二哥起了争执,父亲打了我屁股几下,我就哭天抹泪地嚎了半天,父亲从此再也没有碰过我。那次,被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打,那种痛是彻骨铭心的,也在我心里留下了终生的创伤。
我几乎是留着眼泪上完了那节课。到快下课的时候,这位官员指着我说:你们看这位同学,能够知错就改,课堂纪律非常好嘛!后来我到镇上的初中上学时,还经常看到这位官员到中学的教师食堂吃饭。每次看到他,我心里都是一阵恶心。
到了三年级,我又遭受了一次无妄之灾。
我们那时的厕所,都是蹲坑式的。男女厕所仅有一墙之隔;而化粪池在厕所后面,则是联通在一起的。有一次课间时间,班上有几个淘气的同学就往女生厕所后面的化粪池里扔石头,溅起的污物可能会沾到正在如厕的女学生的屁股上。不巧的是,一位女老师也在厕所里。她非常生气,就把这事情捅到了我们班主任张老师面前。
张老师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是学校里特别爱面子的老师。他一怒之下,让班上所有的男生都站在教室一侧的墙边,听他训话。也许他训话时用了什么俏皮话,加上我自己觉得这些闯祸的同学也非常幼稚,我竟然憋不住笑,扑哧笑出声来。张老师一怒之下,拉着我的手到讲台上,然后把我的小手背在讲课桌上重重地摔了好几下。我的手立刻红肿起来,皮都破了,后来还流了不少血。这次被老师暴打,是我第二次在学校流泪。这件事情,也是我早年受过的最大委屈和伤害。
二年级时,还有一次流泪的经历。那年夏季的某天,天降小雨。那时农村还没有流行雨伞,我们吃完早饭去上学时,要么带着一个大沿的、竹笋叶编成的斗笠,或者披一块白色的塑料布挡雨。我们过第一道河时,河水并没有比平时涨高多少。等我们到了第二道河时,发现上游的山洪的洪峰已经下来了,平时清澈见底的河水变成混浊的灰黄色。我们看水势已高,已经不可能趟过去了,就赶快掉头就跑,希望比洪峰更早到达第一道河。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眼看河水越涨越高,雨也越下越大,我们站在河边不知所错,最后都哭出来了。当时,有人提议,可以翻过大山到山后我大姐家避难,但是谁也不想迈开这一步,还想碰碰运气,看山洪是否会退下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从学校方向来了一个赶着一群牛的贩卖耕牛的大叔。他是我姥姥家村里的人,认识我父亲,以前在姥姥家也见过我。他说你们不要担心,他会去让我父亲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目送他和那一群耕牛从滚滚的河水里趟过对岸去了。
不到一会儿,我们就看到父亲从村子那个方向匆匆赶来了;我们都欣喜若狂。父亲一个一个把我们背过河去。那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背我,而我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背过父亲。我们回到家,马上就把上学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开始热火朝天地下起陆军棋了。这个可是我的拿手绝活,在小伙伴圈里绝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附录一:陆军棋
附录二:斗笠
哈哈哈,我也领教过类似的教诲,比如“脸皮厚得好比城墙打拐弯”。
你们的脸皮真厚, 比城墙拐弯处还厚
谢谢菲儿来访!看到这么多人喜欢看我的故事,我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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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当时黄帅的影响力可大了。我们学校的小学生们一致欢呼。连最听话的班长都开始给老师提意见。老师虚心接受小学生们的各种意见。真是令人鼓舞。师生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谢谢来访!我是1982年上小学的。这些回忆文章,我刻意写得不那么悲伤,多加些欢快的气氛。所以你读笑了,说明我的目的达到了。
谢谢来访!所幸我存活下来了,混得还行。节日快乐!
是啊,我们出国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也给后人一个更好的环境。
据我所知,居士说的这些老师们的暴言暴行等等,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就完全不能被容忍(当然文革十年除外),即使是当时的那些社会底层比如地富反坏右等等,其子女在学校也不会公然受到这样的暴虐。
居士的小学时代该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吧?在古老华夏文化中心的河南竟然还这样蒙昧不文明,真是中共治下的斯文扫地。
文章写得生动、朴实、有趣,文章中的居士很可爱,读笑了,又知道不应该,对不起!
看来你们老师是有点文化的,会用之乎者也。不过,有文化的羞辱,还是羞辱。
我们直到初中,学校才会公布考试成绩,但是也不是大张旗鼓。到了高中,考试成绩和排名就被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了。
这个老师,是不是挖矿或者金属冶炼专业毕业的?真是别出心裁地打击学生们。
看来你们那届的孩子们特别优秀。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考上大学,实在太不容易了。
谢谢分享你的故事!是啊,作为好的教育工作者,对孩子要多鼓励,而不是打击羞辱。
老师创造性地安排了几个监督员,负责管理学生。农村的孩子大都老实,但这些监督员,似乎都是家里条件好的那种,老爸在外面工作的,会来事,深受老师喜爱。
大冬天,明明出门前洗了脸的,监督员跟老师汇报,说我和其他几个男生,没洗脸就来上学了。老师勒令监督员带我们去学校边上的小河洗脸。
那时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小河沟里结了冰,记得每年冬天手上生冻疮……
我记得一年级时,两个班一共七八十人,到了三年级,就有很多人退学,五年级时,合并成了一个班,也就30人了。一个三年级退学的女生,5年级时回到了老家,她被哥哥卖到了山东,抱着孩子来探亲。她比我们大几岁,但肯定不到18岁。
我们小学的同学,大约有十人左右上了初中。没想到,六七年后,这十人里,有五个上了大学,这在当时算奇迹,因为那个县一年也就考上100人左右。
第一次听到“黄帅”这个名字。这是维基百科关于“黄帅事件”的词条:
1973年底,就读于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黄帅,因在日记中对班主任批评其他学生时说出“拿教鞭敲你的头”之类的话语表达不满,和班主任发生矛盾,班主任随后号召同班同学“批判”黄帅。随后黄帅致信《北京日报》,质疑“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时恰逢批林批孔运动展开,江青的亲信之一,时任中国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在看到此信后,立即给黄帅回信称:“(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决意利用此事掀起风波。12月12日,《北京日报》对黄帅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后同其信一道公开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黄帅也随之成为在教育方面“反潮流”的模范人物,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学习黄帅的热潮,是为“黄帅事件”。
1976年四人帮遭逮捕后,黄帅也受到波及;后来获得平反。
谢谢分享你的悲催遭遇。我八十年代初上学时,还是要填报家庭成分的;不过好像也没人在意了。
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同村的,知根知底,所以我要是撒谎,会被同学们毫不留情地揭穿。
轮到我时,我会小声说地主,老师不知是不是故意,说大声点,我只好再回答一遍,教室里哄堂大笑……
上了初中还好,报名时就填写,而且学生里没有同村的,我一般填农民或中农,上高中已经是90年代了,填成份似乎还没有取消。
我家的地主何罪之有?抗战时组织几十人修陕西汉中到湖北的公路,作为族长修理过一些农村的无赖同……我小学时学校,土地还是我祖上捐赠的……
关于体罚学生, 即使在省城学校也有发生。 小学五年级(70年代末), 一个学习差, 人高马大的男生,不知道怎么惹了班主任, 在全班同学面前, 班主任揪住他的头发, 用劲往墙上撞, 我吓得都不敢看, 也是留下心理创伤, 内心厌恶这个老师, 尽管他对我不错。
居士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正是经历了这种千锤百炼的洗礼, 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 游刃有余, 创造财富,上善若水!圣诞之际, 感谢神的拣选和恩典!
你那时经历的是另一种荒唐可笑的年代。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也可能他们对女生会客气一点儿)。不过记得初中时妈妈开完家长会回来说:“老师说了:西岛要努力地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 我和妈妈爸爸六眼相望,无话可说。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