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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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沉眠满洲国：第二十章（13）
第十三节：
正月二十五，成功和黄文刚见面，把金植的和罗昌城夫妇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黄文刚已经接到安德罗耶夫的指令，要求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接济被打散的巴彦张甲洲游击队。黄文刚很不理解，断定是安德罗耶夫在自作主张，不可能是转述别尔津的命令。本想不以理睬，将在外都能不受乱命，何况被放出来的间谍，最不缺乏应对的说辞。
根据成功的汇报，黄文刚倒觉得，或许能给安德罗耶夫一些面子了，这对他个人和整个“灌木丛行动”都有好处。像个平民百姓一样什么都不干，作为间谍其实也挺难受的。
满洲国尽可能的混乱，是符合苏俄利益的。黄文刚也完全理解，符合苏俄的利益，就是符合共产主义事业暨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能不留痕迹的暗箱操作，应该适当作为。 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设计和艰巨的行动，就能把金植完全给蒙在鼓里，而为我所用。 让金植在不知不觉中，协助同样被蒙在鼓里的成功，对“灌木丛行动”的顺利实施，作用将是重大的。至少他对保护成功安全休眠的意义重大，成功的存在并且能够随时发挥作用，是“灌木丛行动”的重要进展，也是“灌木丛行动”开始以来的最大的业绩。
“灌木丛行动”真正发挥作用时，成功至少是最有利的一把尖刀，必然会发挥出巨大威力。
黄文刚没做过多的考虑，便指示成功：靠近金植，但不对他做策反准备。下次成功回来，对金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相应的做出综合评估后，再确定具体方案。即使放弃对他的工作，只要对成功不构成威胁，都要努力维护，充分加以利用，为成功增加一层保护。
成功对罗昌城和崔哲珠夫妇的直觉和判断，黄文刚觉得十分合理，并基本可以确定： 罗昌城和崔哲都应该不是满洲省委的人，从行为方式和出手大方，推断到经费的宽裕，应该是苏俄方面的，甚至是安德罗耶夫边疆军区情报部的杰作，这两个人应该立即转移。 如果他判断错了，就一定是死心塌地的日本宪兵队秘侦，这对成功倒暂时不构成威胁。
“应该是我们的人，但不是省委直属的。”由于成功对苏俄的抵触，黄文刚不能把他的判断告诉成功，只能按照成功的思路往下走：“你说的没错，我查清楚后，让他们的上级，通知他们撤出。就这样的招摇，怎么还能干这一行？！拿掉脑袋当儿戏的不负责任。”
黄文刚早就知道罗昌城，成功第一次回来就汇报过，现在又多了个同样可疑的媳妇崔哲珠。
成功第一次对黄文刚提起了他中学的化学老师王建伍，黄文刚知道是满洲省委的重要成员。王建伍是他来满洲第一个要切断和满洲省委联系的人选，但此人在满洲省委的联系面较广，很难一下子割断与外界联系，便指令他尽量抓紧移交工作，等待下一步安排。
王建伍从满洲省委隐身的工作进展还算顺利，按照别尔津的指令，黄文刚在彻底割断与满洲省委的一切直接联系后，便伪装人在上海活动，通过“二哥”以间接的渠道，以敌工委书记的名义对他下达指令，虽无法根本阻止满洲省委对他的联络，但两次特意向他强调过：必须要执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统一部署，王建伍必须努力切断现有的包括和满洲省委的一切组织关系，等候命令随时准备离开江城，执行中央安排的战略任务。
“我们和满洲省委的外围地下情报网，目前已经切断了联系。”黄文刚又同意了成功的判断，看成功有些惊异，按照早就编好的台词，对他继续解释道：“目前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满洲省委的地下斗争，分为了互不交叉的两块。我们只负责通过对各个机关的渗透，获取情报和实施破坏，包括暗杀首恶汉奸，重点在策反军警，现在直接受中共中央保卫部指挥。但我会通过上级，把这件事通报给满洲省委，你自己不要有任何行动。”
成功一直跃跃欲试，黄文刚则竭力以各种理由，说服他现在“无为”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养精蓄锐。短期内为了站稳脚跟，倒是个足以劝慰成功的说辞，若长期没有反满抗日的具体行动，对他就不好解释了。即使是为了掩藏更深，以待时机发挥重大作用，焦躁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成功知道“灌木丛行动”，没准都会不辞而别回关里去。
民国二十一年，罗登贤被免职，黄文刚为了安全起见，要求“二哥”尽量采用间接联络的方式，不是出于绝对必要，都不要与满洲省委发生面对面的接触。“二哥”才汇报曾在江城的秦家岗与王建伍偶遇，民国十八年在东方大学，他和王建伍一起受训近一年。
罗登贤奉调回到上海，第二年2月被捕，8月被杀。满洲省委就没人再认识黄文刚了。继任的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都不认识这个敌工委书记，神龙不见首尾也无可奈何。
魏抱一曾以省委书记名义，指令黄文刚当面汇报工作，可不但没见到黄文刚，连联络员“二哥”都未现身，还被共产国际指责违反纪律。告知：黄文刚在上海执行特殊任务。
共产国际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主宰，他的一切的决定，不仅是满洲省委，中国支部也不敢异议。即便对联络员“二哥”，都得以广告或者留言联络，魏抱一也只能勉强习惯了。
程彧随东北大学南迁，到了武汉，就神秘的失踪了。她是去了瑞金“苏区”。
黄文刚敌工委书记的身份，在满洲仅被苏联红军参谋总部情报四局和边疆军区情报部掌握。满洲省委暨组织成员，罗登贤和程彧，或死或走，都没有任何威胁了。
程彧在江城发展的党员白玉香，作为预备联络员的人选，程彧离开前几个月，作为交通员的预备人员，交给了黄文刚。黄文刚随既便切断了白玉香与组织的联系，脱离了满洲省委系统，罗登贤都不知道下落。她在黄文刚的单独控制下，休眠等待唤醒。白玉香也只知道黄文刚是单线联系的上级，全然不知黄文刚敌工委书记的职务和“四舅”的身份。黄文刚选中白玉香，除了必要条件以外，最重要的是白玉香的入党介绍人是罗登贤和程彧。作为省委机要员备选，在此之前满洲省委中，几乎没人认识她。
对黄文刚了解最多的就是“二哥”，在成为黄文刚和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员之前，与满洲省委和所属人员和机构，至少有三年没有过联系，早年联系人员健在的都很少。
除非“二哥”主动叛变投敌，或者自身不慎暴露被捕，才会危及到黄文刚的安全。满洲省委系统再出了叛徒，满洲组织如何遭受血雨腥风，都出卖不到他身上。
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钱亿森的意外被捕和招供，使鹤城市委被一网打尽，黄文刚很震惊，又不能表现出毫不知情，那样就暴露和满洲省委毫无联系，自己又不是国民政府方面的，成功立即就会知道：黄文刚是在欺骗他为苏俄效命。
原来还考虑让成功贴近温慧池，被唤醒开始组织行动后，再对他进行争取和策反。“温慧池看来是个铁杆汉奸。”成功很是不解，他到任时温慧池明确告诉过过他，不要碰及特务科的业务范围，更不要轻易的招惹苏俄和中国各方势力在满洲的敌对活动：“这是个愿意一鸣惊人的家伙，平时躲得老远不碰则已，一碰就大手笔的惊人，搞个连窝端。”
黄文刚也很是意外，当成功入职温林公安局，黄文刚破例让“二哥”与边疆军区情报部联系，通过满洲省委的情报系统，获取了关于温慧池的一切资料。虽然到手的资料很有限，但可以断定，温慧池无论是出身还是经历，都是值得争取的人物，还曾寄予厚望。
“争取他反满抗日，应该是不可能了。”黄文刚很是遗憾，为自己的判断失误感到懊恼：“但为了你的掩护身份，继续和他拉近关系的预定方案没有错，还要一如既往的继续坚持，不过是对他不再抱任何幻想而已。你还要设法了解和掌握鹤城市委被破获的渠道，搞清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不过已经没有了时效性，不要急切去猎取情报，慢慢留心的去打听。”
“我也不相信金植所说：这是新京方面过来的情报。如果是那样，至少鹤城上报给省警务厅的侦破过程就是撒谎，最终成了特务科干的活，这不是公然作弊嘛，杉田不会这么没有节操。即便是已经结案，不再刻意隐瞒侦破过程，一般人也是很难打听，现在和特务科又没有交往。不过你们的这个市委书记，也他妈的太囊了。”成功一直很气愤，骂了一句：“听金植的口气，他活不过正月，日本人应该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来啥油水了，这样的人没有保留价值，过几天可能也就给毙了。”
“省得我们锄奸了，所以才要把满洲省委地下工作分为两块，不是从事骚扰破坏的，都要转为战略潜伏，一面清洁队伍，一面保存精英，在潜伏中以不断渗透在敌方的势力，来增强后续行动的力量。”黄文刚其实是有些尬尴，但解释得对成功很有说服力，继续在潜移默化的做着思想工作：“现在形势恶劣，没有经过严酷考验的，意志薄弱者不乏其人，保留不住甚至叛变投敌，都不用感到大惊小怪。国民党没跑的，不都公然投降日本人了吗？！”
成功倒也没觉得国民党有多坚强：“和这样的软骨头合作，都够倒霉的，还是真刀真枪痛快……。”
黄文刚表情严肃起来：“我们的工作，会比歼灭一个旅团更重要，慢慢你就会理解，也会看到的。” 缓了口气说道：“南京那面传回了消息，给你母亲送过去1，000块大洋的存单，是按照我们约定的方式。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如果有叉头，会有消息传过来。”
母亲走南闯北很有见识，成功对她很有信心，只要求转告母亲：他在东北执行特殊任务，短期内不能回家也不能与家中联系。北边局势太乱错综复杂，家里也不要与他联系。包括部队上如果派人去家里找，就说程昱光回部队了，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和家里联系。不要对外人提起他到东北寻找程彧，更不要提起他与家里的联系，一定要和弟弟就在南京等候他回去团圆。 程彧已经随学校迁回了内地，短期内可能会回到南京，也转告徐慧，他现在没有什么危险。
黄文刚除了把程彧“短期内可能会回到南京”改为“短期不能回”以外，都原封不动的让“二哥”通过边疆军区情报部，负责安排了。估计应该是通过中国支部代表团协调的南京地下组织。
成功和黄文刚都不知道的是：民国三十年（1932年）的春节，成功还在沈阳养伤的时候，程彧随东北大学迁到北平后，作为毕业生就离校了。对外称：先回南京探亲后，再做今后的打算。潜台词是:或许回家就结婚，或许出去工作，不确定性让大家没法深问。
程彧是按照中共的安排，直接取道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成功在关东州受训的时候，程彧已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为了波波洛萨夫和爱莎谢维莲娜的学生。
崔哲珠与程彧同一师门刚过百天，几乎和成功结束关东州受训同时，便结束了在东方大学两年多的特训，罗昌健还和程彧一起，不过是罗昌健是跟随程彧的课程继续受训。
“有了口信老人家也就能放心了，像我这样大难不死的人，倒不会有太多的牵挂。倒是程彧回家，她会宽心许多，还能把该说的都说明白，”成功一直担心母亲在家的生活问题，这下真就放心了，三年活的很滋润是没问题了：“别挨饿，别让昱灿辍学就好。”
“大年初二，我在你的‘床疙瘩’底下，塞了张500元的存单。你自己多加小心。”黄文刚放下茶杯，起身离开了茶楼，自己先走了。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从反面说打仗需要耗费军费，仅为争取战斗的胜利，也要靠绝对压倒优势的实力，否则不过是不痛不痒的赚点小便宜，但像刁民般连偷带摸的混日子，越战越勇是奢谈。连自身都难保，怎么去争取掌握区域性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最为直接的办法，首先是要在武装骚扰和抗击中，通过胜利来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
自古“竖起招兵旗”，就“不缺吃粮人”。当前环境中无法独立成军，就只能对可以争取的武装，先予以有力的物质支援，使尽可能多的抗日武装存活下来。无论是对方的感恩戴德，还是日后的上门要账收息，才有机会用理论去教化，单凭共产主义理论家讲不垮日本。
现在的满洲省委，拉起的队伍，抗日成了幌子，打土豪分浮财，转眼间就折腾个干干净净。 满洲省委包括所掌握的力量微弱的抗日武装，派出的代表都是去说服本来就自顾不暇的山林队伍、义勇军、土匪胡子，要求接受他们的领导，即便是所谓协同作战的遥相呼应，也要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两手握空拳的靠嘴皮子去鼓动和游说，自身实力又不足以服众，派出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即便学富斗车，和胡子丘八说话也不是一个路数，但掌控队伍的野心确实十分明显。
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和把戏，本来是土匪们最为擅长的，省委这种班门弄斧的做法能达成愿望的几率也很小，更多是被怀疑居心不良而冷落甚至杀害。外有强敌内无粮弹，自然是群情激奋的情绪焦灼；又在谁的地盘谁做主的无法无天环境之中，主义和理想即便是“共御外辱”，但几乎无法让人心悦诚服。
第二节：
今天成功说起鹤城市委被破获，黄文刚立即便理解到了满洲省委的苦衷：在鹤城地区想要真正的恢复地下党的活动，只有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搞出点抗日的动静，重塑中共在北满地区形象，在隐蔽中发展组织还是很困难，更不要说争取同情分子；即便下决心组织反日武装，都无法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犹如一个玩砸了的江湖艺人，再摆下摊拉开场子，把锣都给敲漏了，或许能围过来一群游手好闲还闲寂难忍的人，但累死也没人肯给赏钱。
满洲省委多次通过中国支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黄文刚整理情报网络，并能制造出有影响可供宣传的事件，地下工作的党员，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争取党在抗日斗争中的主动。
黄文刚感到可笑，迄今为止在他手里，满洲省委管控的党员，只有三人被他切断组织关系雪藏了，而这三个人根本没有能力制造出能具备轰动效应的事件。其他力量还有多少，他根本不掌握，据他所知：说没有是不负责任，说寥寥无几并不夸张，即使全部集中起来，能干出什么？！
没有鹤城市委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黄文刚也完全能够理解满洲省委一系列针对日伪的破坏活动，更加理解他们掌握抗日武装的急迫性，包括为了生存所做的锄奸和报复活动。但满洲省委的小儿科作案手段，黄文刚确实是不屑一顾，甚至羞与为伍。对他们的顾头不顾腚的自我保护手段堪忧；对他们组织的纯洁性感到怀疑，对盲目的发展壮大组织方式，更是不忍直视。
种种的不利，几次动过想利用自身便利，躲避别尔津和安德罗耶夫的监督，策应满洲省委在满洲实施的敌对行动的念头，都是一闪而过的摇摇头：他们连起码保密工作都做不好。作为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局的高级间谍，黄文刚只能忠于自己的使命，执行潜伏和渗透使命。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样的道理黄文刚不难理解。无论是满洲的抗日救亡，还是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都要服从世界革命也就是苏维埃革命和利益的大局，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中，有计划有步骤的完成全世界的赤化，直至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而他现在所作所为，就是站在了世界革命的第一线，虽然面临艰难险阻，但也无尚光荣。
“大河有水小河满”，是最为浅显的道理，可“小河无水大河干”的道理也不深奥。作为中国的党员，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即便有几分可控的风险，对满洲省委的帮助也是义不容辞的，何况迄今为止自己还挂名是满洲省委敌工委书记。即便这有违别尔津的命令，但机械执行命令又等同违背命令，这是不言而喻的。何况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这样些许的自主权和独断力还是具备的。但无从下手的困惑，让黄文刚又是有劲使不上的无奈。也就是感觉满洲省委就像个无头苍蝇，虽然不“嗡嗡”叫的吵人了，可又东一头西一头的开始胡撞了。如果能把从事破坏的精力，全部用来联系这些武装，再以擅长的向远东边疆军区情报部求援手段，请求远东军区在中苏边境建几处供应站，对小股零星的抗日武装提供军火和物资予以支持，条件成熟后，再对其谋取循序渐进的开展整编。
很多土匪和东北军出身的抗日武装，正处在饥寒交迫战降两难，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即将到了有奶便是娘的地步。此时是正是满洲省委对其予以争取的最佳时刻，也是这些武装最容易被日满招抚的阶段。三岔路口徘徊和彷徨，确是一发千钧，但却在坐失良机。
这说好听点叫“雪中送炭”，说白了就是“乘人之危”，完全就是事半功倍的举措。无论是苏联远东边疆军区还是中国支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都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和僵硬的机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一步到位的把这些队伍，变成红军，只要他们同情红军的主张，同意不与红军为敌，评估短期内不会投靠日满，能主动开展对日满的武装骚扰，这就完全可以作为同盟军了。给予力所能及的物资支援，斡旋在抗日活动中相互策应协作。
现在可悲的局面是：城市的党员不断遭到逮捕处决，各地武装不断被日满收编和剿灭。
小股残存下来的武装倒还不少，现实中很难对日满政权做出骚扰，反而是被日满追剿的难以安身立命、中国支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省委，都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边疆军区情报部请求：对解散的游击队予以帮助，哪怕能打起大旗，对国内外和党内外也能有个交待。
安德罗耶夫获得了满洲省委的很多帮助，尽管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转达命令的方式实施，但也想投桃报李有些回报。但作了努力毫不见成效，有些心有不甘的赌气和颜面尽失的尴尬，恼羞成怒之下，才给黄文刚发出指令，可背着别尔津的小动作，总怕有被追究的一天，于是措辞就带有“在可能的情况下”的字样，是非命令的磋商：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涉及休眠安全，就反倒对休眠更有帮助；如果对休眠安全存在隐患，黄文刚就不该实施。
鹤城市委集体沦陷，安德罗耶夫没有坦诚告知，大概是不想引发黄文刚的恐怖情绪。在第一次的指令发出五天后，像是吃了后悔药，在不知解散和打散的巴彦游击队的方位，甚至对游击队残余势力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要黄文刚设法予以最有力接济。
苏军总参四局和边疆军区情报部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种种作为，也让黄文刚产生了许多的难以理解。既然想制造满洲的混乱，何必一定在意是否满洲省委控制下的武装？ 唯一的可能是苏联只想利用中国人在满洲制造混乱，并置身事外的隔岸观火还火中取栗。
虽不能说不是故意在消耗中共的力量和武装，但事实上坐山观看猛兽围猎，是无视满洲抗日烽火有被扑灭的可能。
最可怕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边疆军区情报部，变相的成为了日满的帮凶：正是他们督促甚至逼迫满洲省委不断地开展各种毫无收效的斗争，把大批的抗日分子，送到日满屠刀之下。
形式主义害死人，为了所谓的功绩向上邀功和换取共产国际的认可，根本不注重行动的效果和后果，飞蛾扑火一般的义无反顾，都是驱动基层党员蛮干，多次大小行动里，就从没见过钱亿森们去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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