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动荡：国家上升期的矛盾激化与不稳定性

  8月底至9月初，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民众走上首都雅加达和各地街头，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并逐渐演变为军警和民众的冲突，已造成多人死亡。

 

 

    本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印尼政府拟提高国会议员津贴，引发民众不满。而根本上，是近年迅速发展的印尼，经济成果受益不均、物价大涨、社会阶层再次分化下，许多中下层民众愤怒的爆发，也反映了国力上升状态的印尼体制与社会的不稳定。

 

   印尼建国后，曾长期处于专制威权统治下。苏哈托时期，一方面经济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命脉被军方高层及其亲友控制，加上人口增长冲淡了人均所得，大多数印尼民众既缺乏自由，又在物质上贫乏。这也正是印尼建国后至21世纪初暴力频仍的重要原因。在苏哈托执政末期，经济显著下滑，也成为其政权垮台导火索。

 

   21世纪初印尼实现民主化至今，经济迅速发展，国民也比专制时代更多参与感和受益。放眼东南亚和全球，印尼属于经济社会发展较良好国家队列。印尼庞大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巨大的潜力，不仅让其成为东南亚最具影响力国家之一，也在印太和全球都颇受重视，美欧中日多方争相拉拢。无论是佐科时代，还是普拉博沃上台后，印尼都处于经济、综合国力、国家影响力的上升状态，看起来充满希望。

 

   但同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也如影随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经济蓬勃发展下，受益是不均衡的，官僚和富商捞的盆满钵满，技术精英和优势行业（如油气业、旅游业）从业者也分得一杯羹。而多数印尼民众，虽也从发展中获益，但收入仍然微薄，且需要付出沉重的劳动。印尼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从世纪初的约0.3变成现在的约0.4。

 

   且印尼经过多年发展和权力集团重组，阶层日渐固化，普通印尼人不再能够像苏哈托时代终结的世纪初那样，有较多的机会“逆天改命”、发家致富，多数人难以大幅改善生活和实现阶层跃升，贫穷者看不到希望。国家的日新月异，受益的只是少数人。

 

    而同时，印尼还是多族群、多宗教、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利害夹杂的国家。印尼国土分布在若干岛屿上，共有超过300个民族，最大民族爪哇族人口并不占绝对优势（只占总人口40%）。伊斯兰教虽为主要宗教，但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群体也难以忽视。而亚齐、巴布亚等地及其族群还有较强离心倾向，历史上长期与爪哇人暴力冲突。印尼华人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也并不和谐，华人还成为多次动荡的“出气筒”、“牺牲品”。

 

  而印尼人口又多达2.8亿，每个族群规模都不容小觑。印尼是热带气候的海洋国家，一方面盛产稻米、棕榈油、橡胶等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一方面地狭人稠又灾害频发，水灾和地震威胁巨大，国民生存空间有限且不够安稳。印尼虽综合国力强劲，但人均收入远低于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邻国。与其人口过多颇有关系。

 

   这样的人文与自然条件，就埋藏着动荡的种子，让经济政治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相互刺激，在贫困人口众多的背景下，很容易激化矛盾和引发暴力。苏哈托时期以铁腕甚至血腥手段维持统一和表面的“稳定”，代价是华人、东帝汶人、亚齐人、巴布亚人遭到镇压和屠杀。民主化后的印尼民主政府，推行了若干开明政策，让印尼仍然保持统一和相对安定。但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强硬还是开明，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印尼内部族群差异的隐患、国民贫困和缺乏安全感的忧虑。

 

   本次印尼民众走上街头的抗议和骚乱，是后苏哈托时代即民主化后近三十年，印尼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和国力的上升期，固然会一定程度凝聚人心、给人希望，但也会拉大阶级差距、增加国民焦虑，让发展与竞争中的落败者更强烈的失落和愤怒。而经济增长往往必然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但却会让民众尝到物价上涨的苦头，中下层感受尤为痛苦。

 

   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也都会提高国民的权利尊严意识，民众比专制贫困时代更强烈的维权意愿和行动力。不成熟的民主也会激发民粹。而多族群的、整体仍然较贫困的印尼，也很难像日韩甚至越南那样内部团结和相对稳定。内部族群和区域差异，也会大大增加解决各种问题的难度。

 

   所以，就在印尼国家“蒸蒸日上”之际，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及暴力行为，及未来局势更恶化、动荡反复发生的可能性。

 

  而同样处于经济和国力上升期、但仍未成为发达经济体、多数民众仍然较贫乏和权利受损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也大都面临着与印尼相似的问题与挑战。

 

   这些国家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人发家致富甚至成为新贵，另一方面多数民众无论基本生活保障还是权利自由度都较低较差，国民之间的相对差距反而比以前“一穷二白”时更大，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们对政府更不满，抗议此起彼伏。而若执政者不能妥善对待民众关切，就会影响进一步发展，甚至吞噬已有的成果。中东、拉美、非洲不少国家都长期卡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不成熟的政治转型中难以自拔。而依靠专制压制问题和不满，短期或可以保障稳定，长远看只是为更大动荡埋下祸根。

 

   所以，无论印尼还是其他国家，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逐步提升时，都不能盲目乐观、忽视民生和民意，而应直面发展和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尤其要注重发展成果分配的相对均衡、公民权利的保障，并公平妥善处理多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这些也未必能够避免动荡，但这是各国执政者的应尽之责，也是比高压维稳更符合情理法与长远利益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