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化深圳机场风波：被忽视的中国残疾人境况与无障碍需求

  近日，台湾著名歌手、肢体残障人士郑智化在微博控诉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服务糟糕、工作人员冷漠，说自己“连滚带爬”上了飞机。引发关注后，深圳机场发布视频，显示工作人员努力尝试帮助郑智化登机，并无“连滚带爬”画面，但也能看出无障碍服务不足、郑智化艰难登机的情况。郑智化后来也解释，关键是接驳车司机的操作问题。

   此事引发广泛议论和争议。支持和批判郑智化的中国网民各执一词，支持者认为郑智化要求得到无障碍服务、维护残疾人权利、为弱势发声是理所当然，反对者认为郑智化小题大做、捏造事实、要求特权。争议后来还延烧到陆台关系、政治立场等问题上。而郑智化本人疑因遭到网暴和不愿继续争议，在11月4日清空微博。

 

    这场争议并非只是郑智化与深圳机场的个体纠纷，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下，中国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权利尊严需求，与现实中严重匮乏的对残疾人及其权利需求的尊重和支持，产生尖锐的矛盾的反映，也反映中国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落后。

 

    人类进入现代化之后，尤其二战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全民社会福利体系建立，保障残疾人的权利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但在中国，残疾人权利保障长期滞后。1949年后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在“前三十年”，连健全人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都不能得到保障，残疾人的权利和物质需求更无从谈起。

 

   而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国民仍然长期贫困，国家财政也捉襟见肘，政府一切活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百姓忙着自己发财致富，社会竞争激烈，残疾人的权利和需求也就继续被搁置。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也推动过残疾人权利事业，例如1988年成立中国残联、1990年通过了《残疾人保障法》，在形式上确立了对残疾人的保护。首任残联主席邓朴方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子，文革中从楼上摔下，导致高位截瘫。邓朴方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对残疾人权利的关注和资源投入。新闻媒体也对残疾人处境有所报道、学校常有残疾人“身残志坚”的宣传活动。

 

   但这些都相当有限，残疾人事业整体上流于形式，有限的帮助对象也局限于上层和体制内人士、中产精英、大城市，基层和乡村地带的残疾人事业则聊胜于无。最需要帮助的贫困的、重度的残疾者往往处在绝望境地，不仅没有帮助，还常遭受从家人到陌生人的虐待欺凌。笔者在家乡就曾亲眼目睹此类事情。

 

   在发达国家，人们日常可以看到许多肢体残疾人士出行、购物、工作，包括下肢瘫痪者、盲聋哑人等。可在中国，街头很少见到残疾人（除了职业乞讨者）。这并非中国残疾人少，而是因为公共场合严重缺乏无障碍设施，社会对残疾人也不够友善包容，残疾人出门到处受阻还可能受伤，所以才躲在家中鲜有外出。虽然一些地方尤其大城市也修建了若干无障碍设施，如盲道、残疾人专用厕所、无障碍电梯等，但往往被占用、缺乏维护、无人操作或不开放等，导致流于形式和大量浪费。

 

   因为同样原因，同等职业能力情况下，残疾人也很难找到与健全人一样的工作和收入。这又加剧了残疾人的边缘化，和社会更加疏离。残疾人的声音也就更小、权利更不被重视，如此恶性循环。

 

  而由于残疾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缺位、权利尊严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法律流于形式，也导致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与偏见一直很严重。这些对残疾人不利的现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中产阶级壮大，也出现更多有较高地位和文化水平、更强烈权利意识、甚至有公共影响力的残疾人。这些人对残疾人在中国的困窘、缺乏尊严有更痛切的体会，并为此发声。

 

   早在郑智化事件几年前，另一残障歌手周云蓬在深圳的中国银行办理业务时，被柜员告知“盲人不能办理”。周云蓬同样将事情发在微博，控诉被歧视。当时也引发很大争议，最终以银行道歉、周云蓬成功办理业务告终。

 

   而周云蓬和郑智化这两个残疾人的遭遇，以及后来引发的舆论风波，也都反映了长期以来对残疾人权利的忽视与残疾人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矛盾，以及社会对残疾人权利议题的分化。在大多数人生活仍然不够幸福、社会矛盾剧烈、社会达尔文思想较浓厚的中国，很多人仍然认为残疾人的权利诉求和特殊需求是“特权”，并在残疾人与官方及强势者冲突时，站在后者一方，对前者求全责备。

 

  而同时，也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郑智化。这也可看到更多中国人对残疾人处境的同情理解、对增进残疾人权益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对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满足其特殊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

 

  今日的中国已不像之前几十年那样贫穷落后，无论国家还是各行各业，都有了更多资源和余力为残疾人提供特殊服务。更重要的是，保障残疾人权利本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也符合中国官方“建设和谐社会、包容弱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要求，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主张。

 

   过去，中国残疾人权利诉求主要因现实物质条件和发展情况限制，而“能不能”做到的问题；现在，则是国家已发展到较高水平，物质条件足备，对残疾人权利保障和需求主要是“愿不愿”去做的问题。显然，无论从情理、法律、现实，真实保障残疾人权利、提供必要服务、改善处境，都是应该做的。

 

   提升残疾人权利、尊重其人格、理解其诉求，也不止是政府的义务，而是每个公民的道德责任。在郑智化事件中，许多人对郑智化言辞不谨放大检视，却忽视服务提供方机场的不足，又是弱肉强食的社达思维在作祟。这是不好的。两千年前孔孟儒学都提出人要有“恻隐之心”，主张“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何况21世纪现代文明的今天。

 

   郑智化是知名歌手，又是台湾人，闻名两岸乃至东亚，他的抱怨才得到关注和讨论。而还有更多中国大陆的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和学历低、没有体面工作、生活贫困，根本无力发声，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和屈辱不为人知，合理诉求得不到倾听，被主流社会所忽视，被精英阶层所遗忘，默默承受一切。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其中重性残疾人近2500万，人口超过大多数国家总人口，但几乎是失声的、不被看见的。面对残疾人，权贵精英和主流社会，似乎是“盲的”、“聋哑的”。这些残疾人的沉默、被忽视，背后是多少血泪被历史长河冲刷，随时间被掩埋。

 

   因为内乱外患的损害，中国人在最近百年里饱受贫困、破坏、不公正的折磨，农民、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更饱受苦难。好不容易到了和平繁荣的新时代，这些“历史欠账”应该还上、弱者和受难者的损失应当得到弥补。这样包容残障、照顾弱者的中国，既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又符合现代文明规范，也与官方构建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相合，也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