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国历史时事和国际政治评论
近几个月来，一起涉及性骚扰、性别问题的案件在中国舆论场引发巨大争议。2023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武大一位男学生肖某隔着桌子，在一位女学生杨某对面抓摸下体，被指控性骚扰。武汉大学官方对肖某做出了处分。而今年7月武汉一法院以“不能证明性骚扰”为由判决杨某败诉。
法院判决公布后，中文互联网上出现大规模谴责杨某“诬陷”的声音，并攻击武汉大学对肖某的处分是“冤枉好人”，以及更激烈的谩骂女权、更广泛指责女性性骚扰控诉为“诬告”的舆论浪潮。
从基本事实上看，武汉大学事件中，男生肖某显然是在公共场合做出不雅行为，且直观判断就是自慰而非“挠痒”（关于肖某有皮肤病等说法也未被法院采信），而法院只是出于谨慎和司法谦抑原则未认定性骚扰，而非否认存在性骚扰。另根据多方佐证，肖某有多次品行不端行为的“前科”。从基本常识判断，肖某确实做出了猥亵性质的行为。
但支持男方和男权、反对女方和女权的人们（大多数为男性），几乎都无视或否认了这样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以立场决定是非的态度，站在男方肖某一边称其“冤枉”，同时攻击女方杨某并扩大到对女性及女权主义的全面攻击。而女性则普遍站在女方一边。
不仅本次事件，之前涉及性别问题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四川大学张某怀疑男性偷拍事件”、“货拉拉司机案件”等，也都引发了舆论场上的男女对立，尤其是男性及支持男性一方对女性一方及女权主义的激烈抨击（甚至侮辱谩骂）。其中部分案件即便法院判决是男方有罪和承担责任，不仅没有服众，还引发男性对法院等官方的批判。而对这些案件的态度也都显著呈现男女分化、舆论场上男女各执一词的对立。
另外，近期大连工业大学将本校一位与外籍人士开房的中国女学生开除学籍，引发的舆论争议同样以性别分野，女性力挺女生、反对开除，而男性多为嘲讽女生、乐见开除。
这些争议事件及舆论表现，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下性别对立的日益严重、女性权利发展下男性的不满和反噬。其发生根由是颇为复杂的，是非则是不同视角会有不同看法的。
近年的中国，经济下行、阶层固化，各种不公平现象严重，人们为争夺有限的资源拼命“内卷”，相互竞争。同时，高压体制下人们又缺乏维权和发声渠道。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不仅物质生活困苦，精神更痛苦。男性和女性各自都觉得自己不易、付出更多、压力更大、更受不公。于是，本已有之的性别矛盾、男女冲突，就在多重压力和影响下被激化。
整体而言，如今的中国女性，相对于男性是弱者，相对遭受更多侵害和不公，如往往承担沉重的家务而缺乏报酬、远比男性更易遭受性侵和家暴、在职场和社会上也更易被欺负和受利益侵害等。
但对于中国男性尤其中下层男性，他们也有抱怨和愤懑的理由，因为男性往往被家庭和社会赋予更大责任、更高期待，也就有更大压力和负担，要成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顶梁柱”，从事更加繁重的工作，也难以像部分女性那样得到更多同情包容。而且在沉重压力、繁忙工作、面对种种社会不公下的男性，也很难有足够心情和能力去理解和善待女性。相反，高压社会和不公平的传导，让一些中下层男性更可能转向欺凌更弱的女性来发泄和“找补”。
而对于受多重不公压迫、权利意识又日益觉醒的女性，当然不肯像古代那样对男性的侵害欺凌逆来顺受，而是发声曝光、反抗男权。女权主义也让女性团结起来。部分男性则因女性的发声和反抗更加厌恶女性，对女权主义更是恨之入骨。于是男女之间越发对立、恶性循环，以至于在各种热点事件中，不论是非只有立场，按性别站队而无视事实本身。女权浪潮和反女权浪潮也互为动力、互推并行。
其实，男女对立和反女权浪潮并不止出现在中国大陆。如韩国的男女对立就由来已久，欧美性别矛盾和男女政治立场分野也日益显著，也都在女权兴盛同时出现强大的反女权声浪，甚至相关的暴力。香港和台湾也有不少男女对立舆论，如在男女各自分工和责任上争得不可开交。只是相对于韩国、欧美、港台，中国大陆性别对立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社会不公正、阶级、体制问题有更强烈关联。
因为生理和社会原因，男性与女性存在各种差别，性别矛盾在任何社会都是无法避免的。但过激的性别立场、过度的性别对立，对于男女双方、整个社会，显然都不是好事。单独关心某一性别权利，而忽视另外性别及其他社会议题，是不可能让这一性别的人得到安全与幸福，无论对男女皆如此。
笔者是支持女权主义的，一直主张捍卫女性权利自由和性别平等，也反对男权主义和性别压迫。但笔者同时也认为，中国中下层男性也遭受来自多方面的剥夺与不公正、生活痛苦，这也是其不尊重支持女权、甚至欺凌和损害更弱势女性的深层原因。在如今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女性维护权利、弘扬女权无可非议，但也要兼顾阶级和体制等其他问题、非女性群体利益与关切，而不能只在意女权而无视其他。
折中调和的说，男性不应幻想回到“男尊女卑”、女性服服帖帖的男权社会，女性也不能不顾中下层男性关切及阶级和社会问题、试图只靠女权来保障女性“独善其身”。男性对女性多些包容、理解和支持女权、主动承担更大责任；女性在捍卫女权同时，也考虑阶级和更多社会问题、适当体谅男性的不易，才是缓和性别矛盾、避免男女“双输”的“最优解”。
但在如今中国颇为不良的社会大环境、男女性别矛盾已高度激化、人与人之间缺乏互相理解和同理心的情况下，以上的愿望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难以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