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OU教授群像（之三） 喜爱华人的……

这位女生很困惑地问：你觉得教授怎么样？我怎么看他像“花花公子”呢？

这两个星期美国的大学里面弥漫着硝烟和“斗争”，让我不禁更怀念近四十年前的美国大学生活。俄亥俄大学经济系的Professor Edwin Charlé，是我当年比较熟的一位教授。我修过他的两门课，后来他负责一个跨系的新Program— International Affairs，我也在那边修了第二个学位。

比较经济学

1986年夏天，我终于通过了英文入学考试，又在专业课的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得了A。到秋季修课时，我拿到了免学费和TA（Teaching Assistant），要求是必须修满12个学分。秋季学期我选修了三门课，一门数学，一门比较经济学（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还有一门统计学。

数学和统计学都是经济系的必修课，教这两门课的都是年轻教授。关于他们的事我下次再说。这次主要说说Dr Charlé教授。Charlé是法国人的名字，通常会被读成“查尔斯”。第一次见面，他就纠正我说，他名字的重音在后面的音节，发“立”的音。Prof Charlé一头金发，满面笑容，看起来随和并容易接近。

当时班上还有一位自费读书的中国女生，和我关系不错，我俩常常一起复习，她原来是英文专业的，上课当然比我更得心应手。第一次上课，Dr Charlé 按照惯例，让学生们都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大家互相认识一下。Prof Charlé对学生的态度相当温和； 不像大多数教授都一幅不苟言笑的样子。

下课时，这位中国女生很困惑地问我：你觉得教授怎么样？我怎么看他像“花花公子”呢？我当时也觉得，这位教授好像没有其他教授的“师道尊严”。

不过，对我这种英文比较差、也缺乏自信的学生，他又和气又体谅，比起那些咄咄逼人的教授，我当然还是喜欢他的课。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是虔诚的信徒，太太也在学校教书。他们自己生养了六名子女，还领养了好几个孩子（大概四、五个）。真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承担这么重的家庭负担。而且，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曾经在非洲/尼日利亚住过一段时间。

我仍是带着颤兢的心情上课，Prof Charlé应该也看出来了。我在他的Office hour 去见他时，他问我第一学期修课的感受；我说我非常紧张。他让我放松心情，如果上课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打断发问，或者在课后，来他办公室讨论。

我又告诉他，我很害怕考试，因为我英文写得慢（当时不用电脑，发一个考试本子，在上面抄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考试题，然后在本子上答题）。我还怕自己拼写错误，他看不懂。他说：“妳不用担心这些，重点是表达清楚妳对问题的理解。先把大纲写下来，再写大纲下的1、2、3，然后是每条下面的大写的A、B、C，小写的a、b、c；拼不好的单词只要写前面五个字母，我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词。”

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一是把老师课上讲的纷乱内容和自己读的资料，一条一条理清楚，到考试复习的时候再一次整理归类找重点。这次听到他亲口指导，我就按照这个方式答考题，1，2，3，ABC……排列得清清楚楚，他真的都能看懂。

很多年后，我学会了“换位思考”，若从对方（教授们）的角度看：要批改那么多卷子，看那么多不同的字体、和那么多水平参差不齐的英文，也真够头疼的；若能在考卷上清清楚楚地看见大、小标题，然后三句话简单扼要阐述观点，这种考卷自然会受到“青睐”。这门课我得了A-，我非常知足满意。

发展经济学

我后来还修了Prof Charlé的另外一门课“发展经济学”。当时我的英文已经有了不少进步，但还是怕考试。记得期末考试期间，女儿突然发高烧，Baby sitter怕担责任，在考试前一天把孩子送回来给我。考试前一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摇椅上晃悠，孩子哼哼唧唧地不肯睡觉，我也不曾合眼。第二天一大早进考场时，我的脸色很不好。Dr Charlé问我是否生病了，如果不舒服可以先回家，之后再补考。我说是女儿生病了，我一晚上没睡，今天考完试就要带她去看医生。

我昏头昏脑地坚持考完试，就马上带女儿去医院，还好医生说是尿道感染（带她的老人家没有及时给换尿布）。打针吃药之后很快好转。我没想到期末考试和那门课我都拿到A。后来我渐渐理解，美国人是非常注重家庭和孩子的。

流言与不满

其实在第一学期的课上完之后，同班的那位中国女生就告诉我，现在外面有流言，说Dr Charlé偏爱中国女生，所以给我们的分数是A。我是真没想到，在美国大学也会传播这种无聊的流言；又想到让老师受牵连，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下一次Office hour时间，我对Dr Charlé说：“对不起，我想不到会让你受牵连。”他一开始听不明白，待问明原因之后说：“你不必介意这种流言，我也根本不介意。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和真本事得好分数的，没有什么好抱歉的。”

一年之后，有一位原上海外贸研究所的研究生，也来修这门课，据说他很喜欢在课堂发言，常炫他的英文是殖民年代的老洋行英文，又不断控诉他在中国受了多少迫害（其实他直接进工厂，都没下过农村）…。

虽然我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他却跑来向我借笔记，我把全部笔记都借给他。最后他考试只得了B-（还是B，记不清了）。他来还我笔记的时候，很生气地责备我藏了一部分重要的笔记，我说全都给你了。他不仅不信，还反问：“那为什么你英文比我差得多，你却能得A呢？”

我当然也不明白。后来去问Dr Charl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Dr Charlé面带一丝恼怒，说：“他的考卷怎么能和你比，他写的一笔糊涂账，完全没重点。我给他B-是给他面子，怕他失去系里的资助。按他的水平，我应该给他C-。”

Party School

我想，还是多说点高兴的事吧。OU是一个著名的“Party school”，每个学期都有很多次party。Dr Charlé 第一次在Party上见到我女儿，就立刻喜欢得不行。他满面笑容地努力地想哄女儿高兴，女儿却还是有点怕他。

第二年，一位荣誉退休教授，邀请全系的研究生到他家开Party。老教授家有很大一块地，有大片的草场、小树林和池塘，孩子们在刚剪完草的草场上自由奔跑，翻跟头，开心得不亦乐乎。

女儿参加过很多次Party之后，这时已经完全不怕陌生人，对教授们有问有答，应对自如，甚至还反问一些问题。她又跟两个傻小子（有一个是韩国孩子）一起疯跑疯闹。两个男孩儿都自称女儿是他们的女朋友。  

上面这张照片是女儿和她中韩两国的“男朋友”，女儿最喜欢这种大刷子发型：自从我告诉她这两把刷子很像猪八戒的大耳朵，她就坚持要梳两把大刷子，因为她超级喜欢猪八戒（我家有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泥塑）。

下边这张照片中是两位教授和我，左侧是系主任Dr Ismail Ghazalah，他是伊朗人；1970年代伊朗和美国关系非常好，他在伯克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来OU教书,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右边这位就是Dr Charlé，下面是不肯照相只想跑的女儿。可惜我找不到更多那次拍的照片了。

心存感恩

今日美国大学里面的年轻学子，大概太容易得到读书的机会了，并不懂得珍惜。有些人一受煽动就采取激烈行动，并不认真思考前因后果。而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生活艰苦清贫，有一点点上进的机会都非常珍惜、会抓住不放；也不会被空洞的口号所煽动，甚至去做些“无聊”的事。

我们原来太贫穷，得不到也不懂物质享受。我到了美国之后，一直素面朝天，没用过、也买不起化妆品。或许就是我的这份朴素谦卑，加上真实的贫穷，还有比普通女孩子更踏实、更努力的学习态度，让教授们都对我都很同情和爱护。

美国与中国的社会状况很不一样，国内的强者常常欺负弱者，所以弱者要表现出强悍的一面来自我保护。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则完全不同，一方面鼓励竞争，反对懒惰；另一方面，对那些天生资源贫乏的人，政府和社会都很有怜悯、愿意扶助。

以色列数千年的传统也是如此，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规条”里，还把保护弱者的具体细节都列的很清楚。基督教的价值观来自耶稣基督，也延续了古以色列人保护弱者的传统，耶稣不但很有怜悯心，医治穷苦百姓更是祂的一项重要事工。

美国教授中虽然自由派较多，但他们内心简单善良，对我这个起点低、且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并不歧视、反倒主动扶助呵护。像我们这种“老实巴交”、没有生意头脑的华人，在美国固然赚不到大钱。但是肯定能生活得平安稳定，不会太拮据或者太卑微。只要你具备正直的品行、加上努力工作，就可以活得有尊严。

今日美国固然有许多矛盾和问题，却依然是蒙神赐福的国家！真心感谢美国的大学和人民的接纳和帮助，也愿意继续奉行圣经所说的“爱邻舍与行善”的传统。

https://fulbrightscholars.org/grantee/edwin-charl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scientific-contributions/Edwin-Charle-2022626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