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告别蛮荒（上）：有梦出行 --纪念小南兄 “哭着乐”系列之三十一

前记：远去的小南兄（1）—家世

  

这一段经历中，有小南兄相伴。本想放在后面的附记中，又觉得小南兄是一个值得介绍的人物，就放在前面，分三次简单介绍。

小南是我的云南农场“插友”。最后一次见他，是2019年回北京，在饭局上他说自己查出了癌症。我们当场和他一起祷告，他内心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后来听说他病重、逝世的消息。我们可惜没有机会到医院告别。

小南姓牟（mou），但是我们当时都念做“木Mu”。他祖籍山东，在北京长大。

小南的父母都出身名门，祖上是山东豪门望族（见后面李锐文字链接）。从孙中山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他的族人都积极投入且有贡献。

按中国传统，长子身负家族重任，山东孔孟之乡很重传统。不过小南的父亲牟宜之不是长子，就在“新风”影响下，成为“黑马”，一掷千金参加革命。牟家的人都绝顶聪明，却不懂迂回隐忍装糊涂，所以常常口无遮拦，动辄得罪当权者。他们被国、共两党分次杀害、整肃。

  

小南的舅舅黄万里先生，是著名的水力学家，先是当了右派，二十年后平反，又反对建三峡大坝，最后郁郁而终。

小南的父亲牟宜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抗日期间变卖百万家财、买武器支撑共产党武装，自己亦忠勇参战。在父亲教导下，牟家众儿女亦加入革命队伍，小南的大哥是“抗美援朝”的空军飞行员，不幸在朝鲜牺牲。

即便如此一门忠烈，革命成功后，却被“上人”嫌弃，一贬再贬。牟宜之虽然忠心耿直，工作能力超强，却很早被排挤出了北京。他老年时被流放黑龙江，一直到1975年4月下旬去世，都没能得到平反正名。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不容易得以“平反“。在他死后多年，被人赞之为”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子女们为父亲出过一本诗集，文笔古雅而才华横溢。（下期待续）

参考资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3039.html 李锐：关于牟宜之

 

告别蛮荒（上）：有梦出行

年少的时候，被人说“从没离开过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1966年文革，我得以去外地“串联”，1969年“上山下乡”，离家万里去边疆，在国内转战南北十余年；后来到了北美，也是东西南北跑。在所有的迁徙中，从南地泥沼中拔脚，是最重要的一次。

乱象与逃生策

1966年开始的“革命”，打碎了社会秩序，也解构了不少家庭关系，“插友”中，多数家庭都父母子女天各一方。有人全家七口人（父母加五个子女），分别散落在七个地方，弟兄姐妹间不通信（邮票太贵），由母亲统一发布消息。

  

1972年，我父母接受改造的“五七干校”被撤销。他们回到了北京，尚没有新的工作单位，就先来处理我的困境。那年头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恶人恶事却层出不穷。云南兵团的乱象和恶名，尤其是女知青备受欺辱、甚至被死亡的状况，已经广为人知。父母不让我单独回兵团，也和其他叔伯商量之后，最后确定让我走“转插队”这条路，脱离苦海。

下到兵团的现役军人，多是因为站错队才被排挤出正规军。到兵团后，他们手中有权、心中仍有气，见不得手下的人爬上高枝，所以想转出几乎不可能。唯一被放行的特例，就是“随父母插队”。因是转去比兵团更差的乡下挣工分，才让他们找到一点优越感和心理平衡。

这个最低的“底线”，成为了知青调离的一个中转站或者“跳板”，只要底层有人脉关系，能开出“转插证明”，就可“以退为进”，之后再进工厂或者上大学。

等父辈把各种手续和关系疏通好了，我逃离边疆已有一年，决定在1973年的初夏时分，回河口办理转调。只是都还担心会被卡住不放。

恰逢“天时地利”

当时发生了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件。李是毛的远房亲戚，在1972年12月20日，写信控诉自家知青儿女的惨状。

在1973年4月25日，毛下了亲笔批示，还以私人身份给李寄去了300元钱。

参考网址：https://www.yeeyi.com/news/details/598416/

这样中央左右两派也突然在知青政策方面有了共识，上层人士终于发现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境况如此不堪甚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周总理、叶帅等人，在汇报中听到女知青被侮辱的状况，都气得拍了桌子，中央成立了小组，准备派人到各边疆知青点调查。

知青政策的转变在北京已经启动，却不知何时能到天高皇帝远的边地。我却不能错过这个“天时”，决定要回兵团试试运气。我父母仍然担忧，如果中央政策不能到位，我被扣押下来，又怎么办呢？

当时北新桥有个火车票代售处，我就自己做主，买了北京到河口的联票，这种票在规定时间之内（好像是三个月），可以无限次的上下车和转车。

  走的那天是在北京站的楼上检票进站，旅客大排长龙，在候机大厅盘旋好几圈，才最后到了进站口。我刚一亮出车票，就被检票员抢走车票，将我拉出大队，说：“可找到妳了”。我以为他们在抓什么坏人，就说：“妳找错人了吧？”她仔细看了车票，说：“没错，就是妳！”我心想，是不是自己说“反动话”被人举报了。

检票员接着说：“妳的这个票价不对”，我说“在北新桥你们的代售点买的，怎么会不对？”她说：“他们按南线给妳算的票价，多收了妳十几块钱”。然后就把钱退给我，让我检票进站。这真是“意外收获”，我赶紧忙不迭的道谢。

这事令人难以置信，在检票口的车站员工，竟然不厌其烦地查对尽千张车票，直到发现了被多收钱的旅客。这可能算不上“地利”，但也像个好“兆头”。

小南来西安：人和

从北京到昆明大约有三千多公里，当时有两条主要铁路干线：从北线走西安、成都到昆明；从北线走郑州、湖南、贵州到昆明。大部分人都选择走郑州、湖南线，虽然路途更远，票价高些，但却是老铁路，安全系数高；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全程短些，却要穿越崇山峻岭，夏天常发生塌方，安全系数比较低。

  

我选择走北线，是因我大伯家在西安，他是第二军医大学（上海迁到西安）的脑外科主治医生。我打算先去西安看望大伯大妈，再去云南。

没想到，刚一到西安，就被大伯拦住。他的战友、同事的有些孩子，也是从上海去云南边疆的，有人得重病怪病、有人疯掉、还有一位老医生刚刚听说女儿意外死亡，却不知道死亡原因。我反复说，不会遇到意外的，他们绝不相信。

这时候收到了北京父母的一封信，本来父母也很担心我。偏巧有一位其他营的同学小南，也在这几天要回云南，只不过他是要走铁路南线去昆明。后来小南告诉我，我母亲一见到他，不容他分辨解释，立刻就让他来西安找我，护着我回去，有危险时就在他们那边避险（他们离河口近，而且男生多，势力大）。

小南说他买的是南线车票，不可能到西安。我母亲立刻告诉他，签票很容易，而且当场“押着他”去了北新桥车站，改成走北线的票。然后就写信到西安，让我务必等小南到西安之后，再一起回去。能有个男生一路随行，也算“人和”吧！

异梦与再出发

几乎在收到信的同时，我做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

  我在大伯住房的转角处，突然看见当时的最高领袖和夫人向我招手，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是能够主宰我命运的。他们很和蔼地招呼我，还对我说“去吧，孩子，祝你成功”。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神听我祖母每天的祷告，就借着一个异梦让我安心。我当时还不认识神和耶稣基督，以为最高的统帅必然是毛主席。

第二天，我告诉大伯我的梦，说我有信心办成调动（大伯年轻时也在基督教环境下长大，应该知道我不是信口胡说）。正好小南此刻也到了西安。我的小三弟弟（大伯家的第三个儿子）和小南特别有缘分，立刻与小南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小三当时在附近一所很大的三线工厂给厂长开车，可以常常买到紧俏物资。那今天他天天去乡下给我们买鸡蛋。小南大概从来没有这么密集地吃过鸡蛋，胃口特别好。后来小三弟弟都叫苦说“你们的胃口也太好了，周围的鸡蛋都被买光了”。

大伯与小南聊天，觉得他比我大四、五岁，人挺“靠谱”。

  小南也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只要我有难，他们一定能把我救出去。这样，大伯最后终于同意放行了。这大概也属于“人和”吧！

其实“天时地利人和”加上预兆，都是神垂听好婆（祖母）祷告的怜悯恩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