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女子“逃生路” “哭着乐”系列之三十

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妇女的命运往往“不能自己”，生儿育女的事，也被放到政治的祭坛上。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是强迫生育还是强迫不生育。

西方伦理与堕胎

生育问题被政治化，似乎是男性社会的偏执爱好。

三十多年前，我先生在德州一所著名的“南方浸信会”大学做“博士后”。

当时有一条新闻令我很震惊：学校的一位女生“未婚先孕”了，按照浸信会传统，是不能堕胎的。学校为整肃风纪，把这名女生的名字公布，并且把她开除了；同时，学校却刻意隐蔽了让她怀孕的男生的姓名（这男生也保留了学籍）。不管新闻界怎样挖掘，也毫无结果。学校大言不惭地说，要为男学生“保留隐私”。

三十多年后，2022年6月2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多世纪前通过的《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法案》，是保护美国女性合法堕胎权利的法案。从此，在南方那些“保守”州，妇女私自堕胎被判做“违法”，原来注册开业的“堕胎诊所”，变成 “非法行医”，面临10年以上、99年以下有期徒刑。生活在美国南方保守州的妇女，如果想要堕胎，必须到其它开放的州做手术。

 

政治、法律、人道？

关于“女性堕胎”问题，在社会上是“政治划线”问题，在技术上可以当“生命伦理”问题操作。法律的关键点在于要确定“胎儿”是不是“human being”，或者从第几周开始算作“正式的人”。如果被算作人，堕胎当然就是“杀人”，自然是要被法律禁止的。

不过，推理划线很顺滑，现实却很“骨感”。对被强奸怀孕，尤其是那些“未成年”怀孕的女孩子，她们本是受害人，为什么对男方“加害人”不追究负责，反倒是“受害人”被推到前台，要她去承担羞耻和责任呢？关于私生子、私生女的悲剧难道被新闻、文学、影视作品曝光的还不够多，为什么不制定任何法律规则去惩罚“肇事”的男方呢？

未成年女孩或被性侵的女子，是“受害人”，却被要求单独承受暴力事件带给她的身心灵苦难，这是什么样的“道德考量”？一个准母亲，若不是惧怕更沉重的压力伤害，应该很难“断舍离”她的亲身骨血吧？

  

“未婚先孕”与“堕胎”，是妇女的隐私和痛点，却经常被当做法律和道德议题公开讨论,让人难免联想起中世纪的“群众法庭”……。身为女子，而且是信徒，我觉得感情与理性都被撕裂，更何况女性受害者了。

东方传统Vs“生育”国策

东方伦理，不那么注重逻辑推理和法律认定，更喜欢从“关系”的角度，比如“五常”啊，家族“传宗”啊，来评论“生育问题”。儒家以家庭为基础建立政治秩序。儒家经典《周易》认为，“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先以婚姻构建家庭秩序，再推衍出政治秩序。

从伦理的角度，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简单地把不能“生子”造成的传宗接代问题，当做女人的缺陷，成了男人纳“三妻四妾”的理由。

到了现代中国，“孔孟之道”被推翻。国家则完全从政治角度，一盘棋地统管小家庭的生育事物。下面这两张图说明在二十年间，两个完全对立的生育政策。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男性人口大量减员。和当时刚打完“二战”的苏联一样，1950年代，多生多育的母亲，被送上“光荣妈妈”的称号。提倡“计划生育”的人口专家马寅初先生，则受到最高领袖的批判。

但是过了不到二十年，风向大反转。每一位育龄妇女都要面对“计划生育”。记得80年代初我在国内时，每年每单位都要宣布有几个“计划生育名额”，按照年龄先分给25岁以上的妇女。如果没有名额，想生一胎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严格管控的政策，以铁腕卡紧女人的子宫，简单而粗暴。

先向谁“动刀”？

再回头说1970年代的过渡期，当年的乡下是没有避孕这一说的。农家有五、六个孩子是正常状况。人口多、能分到的口粮就多；孩子大了，家里的劳动力也多。如果实在生得太多、太密，比如已经有了九、十个孩子，母亲的身体差，照顾不过来，也有流着泪把新生儿直接溺死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也派遣医疗小分队下乡，向农村普及避孕知识和施行手术。记得当时在乡村，强行给孕龄女人“上环”不太奏效，就鼓动男人做节育手术，说“结扎”又快又简单。只是乡人把这和“犏牛阉马”相比，怕男人结扎之后就不是男人了，都抵制。

人们说，应该让村书记、队长带头先做。书记被逼无奈，只好自己先做了。婆姨们就问她老婆“那事还行不行”。书记老婆和婆娘们连嘀咕带笑了一阵，大声说：“他做不做都那个熊样！”因她“妄议当家的”，回家被书记揍了一顿。

“计划生育”与“跑反逃生”

后来医疗队到各村去巡回，看到家里已经有三、五个孩子、女人又正怀孕的，就抓住立刻给做“流产”，“顺便”也给上环。有段时间，村里嫁出去的女子回娘家的特别多，往往都是正在怀孕，怕在本村给“做了”，就跑去娘家或者亲戚家躲避。如果不被算做本村的“超生名额”，就不会被强拉着去做“流产“。因此有不少怀孕妇女暂时逃离本村，等计划生育医疗队离开，再返家。

不管是在地里干活，或在乡路上行走，常常能看见手臂上挂着大包袱，身后跟着年幼孩子的妇女。人们就打招呼，问：“大日头，不在炕上做活，野跑作甚呢，不怕回去掌柜的（丈夫）磕打。”女子就说：“不行咧，刮孩儿、上环的进村了，掌柜的让快跑呢。”这事越来越普遍，后来一说：“跑反呢”，大家就都心知肚明。

     

“跑反”这个词来自抗战期间，百姓为了逃避日本军队，跳到其它村落，或者躲进山里，统称之为“跑反”。

中老年人，还记得1940年代躲避日本军队逃生的情形，都会同情本该“养胎”却不得不“跑反”的妇女。走远路的妇女，还会被人请进家门，吃口干粮，喝口热水，上炕歇息一下，躲过正午的“毒日头”，再继续“跑反逃生”。

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在偏远乡村是被抵制、妇女是被同情的。不过当全国强推“计划生育”，克扣“超生者”口粮，一人超生，还会连累邻里亲族、工作同事时，大家就都“顺命”了。央视春晚还推出了“超生游击队”这样的小品。

“违法”还是“占先机”

在强大的法律和舆论压力下，个人想不“就范”，是极难的。

后来，农村开始改革开放，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就有人不在意户口，甘心“交超生罚款”，超生人口增多而且难以统计。在鼓励多生的今天，这些人倒是“占了先机”。如今，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日趋严重，这是缺乏远见的极端政策造成的，只是决策者从不需要承担责任，“恶果”总是让后代的老百姓来承担。

如今，在生活费与政策互相矛盾挤占的状况下，还有多少人有生育的愿望呢？

在前面一期，我已经讲过公社医院做“人流”的情况，就不想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