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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烙印(下):不实之词 《哭着乐》系列之二十四

(2022-07-12 14:49:14) 下一个
上篇说到,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一直被“档案”里面的那些旧资料困锁。这有些像今天的个人疫情防控码,被有权势的人抓在手里,可以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和生存空间。除非离开中国,否则这些东西像乌龟壳一样,要背负一生。
       
看知青档案过瘾
在文革之前,档案管理还有一些规矩,有比较严谨的“保密”规则。一革命,这些规矩都被“破”了。那些文革中突击上位的连队干部,本来根本没有资格看档案,如果真需要查资料,也要专门申请、获得批准才能够在许可的条件下调出来看某个部分,而且必须遵守保密规定。
不过文革造反和农场改编制为兵团,就让这些基层掌权者有了扩张个人权利、满足个人欲望的机会。他们本来就对首都来边疆的人有许多好奇心,加上我们连队中的确有几位很高权贵的子女(海军政委、部长等)。既然有机会触碰原来不可能接触的东西,他们肯定要抓住机会“过把瘾”。
当时连队领导专门开会宣读知青的个人档案(有人文化低,只能听不能读)。我收工时从门外走过,听见有人用湖南口音大声读,还略作解释,然后人们就开心地笑和议论一阵。当然我不可能停下来偷听,但是感觉到,这对他们是最“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有些人还忍不住就悄悄告诉了“枕边人”。这些意外得知“档案”内容的人,也感觉“与有荣焉”。有位和我关系不错的成都“老知青”靠着男朋友的关系,也知道了我们这些人的背景。
 于是她装作不在意却又很隐晦地对我说,她也“听说”了许多人的背景,说我们这些人的家庭都很“复杂”,或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高层”有牵连,或者有叛徒、内奸一类的历史问题……。其实她说的也大致不错,当时父母很“黑”的干部子弟才会“上山下乡”,没问题的高官子弟可以用当兵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后来这些人的父母一“解放”,也立刻就把孩子调去当兵或者用关系/命令把孩子转走了。
总而言之,她虽然不能透露细节,但是听起来都是负面信息。我也可以感觉到,她的口气中既有“羡慕嫉妒恨”,也有些看见“凤凰变母鸡”的幸灾乐祸。
后来连队的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大部分知青都是同情支持“保守派”的老工人群体的,激进造反的那些人也时不时拿我们的“出身问题”来敲打几下。
我自己因不知道个人档案里到底有什么资料,就不肯“服软”,我的“恶劣”态度,让那些造反的对我更加“凶恶”,毫不手软地打击我们。他们大概也想不通,我们的背景如此“复杂”,怎么还“自我感觉良好”,没学会缩着尾巴做人。
其实,这也是档案保密系统中一个“意外”的好处,对当事人保密,就让有些比较“木”的当事人(像我这种)不会感到太大压力,甚至“自我感觉良好”。
“亲眼”阅读个人档案
直到1973年我调离兵团的时候,团部的干事把我的个人档案装进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大信封,然后贴好封口,用红漆封印,郑重交给我。他特别交待说,到新单位之后,亲自交给知青办公室或者相关的部门(因为当时没有明确接收单位的地址,只能自身带着)。
我带着自己的“个人档案”,就像扛着身家性命一般。虽然“个人档案”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勒着人的脖子。那有权看到你档案的人,当然就有权蔑视你和“整治”你。但是着就像“卖身契”一样,证明你的身份。什么都可以丢,绝对不可以丢了它。若没有这份资料,我就像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谁都可以抓我,关押调查我,就是死了也“死无对证”。
回到北京之后,家人没料到我带着自身的档案回来。当时家里人都被出身问题所压迫,都怀疑“档案”资料中有大问题,所以我的一位叔叔,是中国顶尖乐团的小提琴手,为此专门来到我家,和我父母商讨怎么对付这火漆封印的档案信封。  结果也没听见更多讨论,我叔叔就拿来一杯热水,放在封口的红色腊印之上,等腊印变软、慢慢化开,就用他那双纤细敏感、拂动小提琴弦的手,轻轻揭开封口,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
谁都没想到:刚二十岁的我,有着如此丰富的档案,所有的内容都和我本人无关,都是关于我家庭背景的资料。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份资料,是说我母亲有位“表亲”,在台湾军队中担任较高职务。这在当时属于最“黑”的家庭背景,比在美国或者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有亲戚还严重得多。
我母亲反复看了这份资料,说她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她的亲友中的确有加入国民党的,但都是外婆那边的,而且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刘国鋕(就是《红岩》中刘思杨的原型)的亲族。除这些人之外,当时样板戏中的一个名角,是母亲的表姐,也不在档案中。  母亲的堂兄中,也有人略有名气,档案中也没有列入。奇怪的是,这些代表家族“正能量”的亲属之资料,都不在档案中。
自我解放,命运转折
这就令人不得不怀疑管理档案者的动机,是刻意找到些能“害人”的资料塞进去,把能提升人身份的档案撤掉。最后,父辈们决定,把这份属于“诬陷”的资料烧毁,又把其它“无伤大雅”的档案原件放回信封中,把火漆腊印重新封好。
这之后,我带着被洗过的档案去山西插队、进工厂、上大学。我在插队期间居然没付出什么努力,就被县“知青办”树为先进典型,到县里开表彰大会,还让我表演手风琴独奏“多瑙河之波”。“知青办”的老朱人十分开通,对知青非常好,想方设法给大家解决困难,安排工作,推荐上大学。不过,我的档案比较干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两岸解封,亲友相助
一九八三年前后,我开始申请赴美国读书。当时找到了一个“表姐”做经济担保人。这位表姐十八岁嫁给国军的空军飞行员,之后去了台湾,和父辈断了联系。1980年前后两岸又重新通信,她在上海的父母(我的姨父姨妈)才知道,她的先生曾在国军空军的“黑猫中队”服役,属于台湾高空战略侦察机部队,还专门在美国受过训。
  
他驾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在进入大陆时被击落。当时蒋总统除了表彰忠烈,也给遗属发了一大笔黄金,表姐于是移民美国。
不过,我很肯定,当时我档案里面出现的那个人,不是这位姐夫。大陆台湾断绝音信近三十年,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国军空军的U2飞机驾驶员。如果“革命政权”早掌握这些资料,姨父姨妈应该早进了“监狱”或者被折腾死了。
文革期间,除了有人恶意栽赃,往档案里面放“黑材料、假材料”,其它张冠李戴的事情应该也时有发生。就像我们收到的那一大包照片一样,是同时代同样背景的照片,人却是素不相识的。
粗心大意地乱发照片,危害他人的几率还比较低。乱填塞档案资料,尤其是有杀伤力的资料,却害人不浅。被“归档”到个人名下的“黑材料”,像毒瘤一样一直附体,当事人自己却到死都不知道。许多人就这么“两眼一抹黑”地活着,既不可能“鸣冤叫屈”,也很难被“拨乱反正”。
在人人自危的社会,常有人在背后捅了你一刀,你只知道很痛,却不知道是谁插上的,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拔下那把刀。从云南出来的另外一大成果,就是自己拔出了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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