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1976年虽然天灾人祸不断，下半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也趁着那一波潮流，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凶狠的上司
当时的我，在晋东南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身兼播音员/打字员/电话总机接线员。本来应该是三个人的工作，因为原来在岗的三位“美女”，都有“硬后台”，互相不服，憋着气明争暗斗，常常耽误公事。为了平衡起见，领导就把她们三人统统调走，派我一个人去做三个人的工作，隶属于厂办公室和宣传科。
其实工作也真没有多忙，所以每年“支农”，要求每个科室必须排一个人下乡的时候，两个科室只要派我一人去，就同时满足了两个科室的名额。通常我也下去没几天，就会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回来。
我工厂的上级领导是四机部。有一次部里派了一个人来视察工作，我还兼任了招待工作。记得他非常惊讶我们厂的“精兵简政”。他再到别的厂子视察时，常常表扬我“一个顶三个”。害得另外几个厂的播音、打字、接线员都生我的气。
虽然部里对我印象好，我却和自己的顶头上司— 办公室主任“相冲相克”。他在厂里是“第一狠人”，整人从不留后路的。因此他常被人咒“断子绝孙”，他们夫妻没有生养，一儿一女都是领养的。他也算是老革命，只不过在打仗时，他蛰伏在山沟里，等大局已定，就兴冲冲地跑出来杀反革命，对杀人还上了瘾。他常吹嘘他如何挥舞大刀或者按动扳机，说“那河滩上满满地躺着死人，河水血红血红的……”。
见我对他的“英雄事迹”没有反应，甚至露出厌倦的表情，他就很生气，开始挑我的毛病，比如嫌我穿得不体面，对领导的话反应不积极等。 粉碎“四人帮”也没能令他有所改变，依然又“凶”又“左”，还常常偷我办公室的设备零件，比如趁我不在时，拔下电子管什么的，用去改装他家的收音机。
当他听说我想考大学，立刻安排了两位亲信来接替我，只不过那两人都反应比较慢。办公室李秘书一直和我关系不错，重要的事还是找我，说懒得“招呼”那两位。
抓住唯一机会
1977年秋天，中央台发布大学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我受的教育只到初中一年级，而且我已经老了（24岁）。这一年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25岁以下可以自由报考，25岁以上必须要工作单位同意和推荐（办公室主任是绝不会推荐我的）。这次机会，是改变我命运的“及时雨”，但也是“末班车”。
山西人多偏向保守，不愿意当“出头鸟”。厂里的人们都认为我考大学没戏，是瞎折腾。比我多上了几年中学的人，专门来考我一些数理化方面的问题，都说我的回答太不靠谱，劝我不要“自讨苦吃”。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不过我已经把话放出去，上司也对我不满，借机在驱逐我，让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穷乡僻壤，找不到复习考试的正规资料，我就“漫天撒网”，只要发现别人有考题，不管青红皂白抄下来再说，短时间内竟然也搜集了几百上千道题，然后生吞活剥地死记硬背。当时记忆力奇好，也不过一、两个星期，把这些题背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来考完试上大学之后，才发现那些题目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答案是错误的。
至于有哪些学校到这山沟里面招生，也无处得知。只是有一次去县城办事，看见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大学的招生广告。我就大概记下了大约十来所学校的名字，至于哪个学校是什么系，招几个名额，我统统不知道。
优秀的补习老师
我在县城培训期间，听说政治考试中，会考到马列主义哲学，而且占比重会比较大。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加上老眯时不时在我耳边唠叨几句“哲学”，就以为“哲学”是和中国道教类似的、一些五迷三道的东西。
我父亲为此专门托人，找到了原来他大学里面的学生，他当时在县城党校教马列主义哲学。这位名牌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貌不惊人，却有大智慧。我请他帮助我恶补哲学，我是“病急乱投医”，却碰上一位极其优秀的老师。他不但有扎实的学问，也有应对“实战”的策略。跟我聊了三、五句，发现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不可能在几小时之内补好课。
他直接对我说：“你现在从头学是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有三个小时，我用一个小时给你启蒙和讲概述，另外两个小时给你押题，妳只要记住这四道大题，懂不懂没有关系，把今天我说的话统统背下来，包你考试过关。而且，我也敢保证，一定会考到这四题中的一或两道，会占总分数的35-40%”。
我认真听讲，三个小时之内大有斩获。那时候记忆力超强，没有笔记，回去之后就背下了那四道题和答案，什么其它资料也没看，反正也不知道该看什么。后来果然让他说中，我背的题用上了，而且那道题占了政治考试40%的比重，后来我的政治考分比其他几门都高。多亏这位名校哲学系的高材生。
令我汗颜的是，那时候去一次县城太不容易，考上大学后，我离开的匆忙，竟然没有去向他当面道谢，真是太失礼了。
我尊敬的右派老师
我那时候还认识了一位县中学的语文课李老师，他为人善良诚恳，可惜的是上大学期间赶上“反右运动”，说了两句实话，就成了右派。不过他被发配到基层之后，因他学问好、人品好，和大家的关系也很好。
我去找他，本是想请他给我补课，没想到变成了闲聊。他很有民国风范。他夫人身体不好，需吃中药调养，他每天都在一个中药铁桕子上碾中药，两手握住一块像举重的杠铃片一样的东西，在桕子里面咯噔咯噔地来回滚。我就坐在旁边，听他闲聊，一次课也没上过。到考试前一天，他说，咱们忘了要复习功课啊，不过也真没什么好复习的。考完试告诉他考题时，才知道有些复习题的答案本身就是错的。
就这样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拨乱反正之后，我离开山西去大连上大学。他得到平反，被调回太原，还是山西省的政协委员。他是大连人，他父亲从满洲国时期就在海关工作，经历了三个朝代（满洲国、国民党、共产党）。
他回家看老父母的时候，还到学校来看过我。记得当时我带着他参观校园，他听见有几个同学在小花园里面背英语句型“what is this?”“who are you？”就非常困惑地问：“大学不是很高雅的殿堂吗？他们背的是……”。我知道他在伪满洲国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些句型，就赶快解释说，有些人像我一样，原来是学俄语的，到大学从头开始学英语。我到美国之后，也给他写过一封信，后来因生孩子、上学、搬家，常在忙乱中，和他断了联系。
考完试之后，托人辗转打听到了考试分数，虽然绝对值不高，却比平均值高出不少。可见当时有不少人，和我同样，都是本身知识水平虽然不够，却勇于抓住机会闯关。当时好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了岸边很多人不敢上，敢上的虽然大部分都掉下去了，不过还是有人能过到对岸。以后造了新桥，却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的了。
我是冬天在北京探亲期间，收到厂里宣传科的李干事打来电报，说我被录取了，让我回去办手续。从此我离开山沟，走向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