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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头昏脑—— 上了省报 《哭着乐》系列之七

(2022-04-11 19:20:18) 下一个

高溫与酣睡

我刚到十六岁的時候,被送到了万里之外的中越边境农场。因为在北方长大,我们的个子普遍比南方人高些,但是心理年龄还是孩子,在北京从来都是叫别人叔叔、阿姨。一到了最南的边疆,当地标准的男人也就是我们这种身高,我们一开始还按着北京的习惯,叫二十多数以上的人阿姨叔叔,后来听见当地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其实比我们年纪还大)都叫我们阿姨。这样乱叫,让辈分十分混乱,而且比我们矮半头的阿姨觉得被我们“叫老了”,也不高兴,加倍地督促他们的孩子叫我们阿姨,我们当然没多久就不敢再以长辈称呼他们了。

那时候正处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常常缺觉的年纪,而且在没油水的状态之下,睡觉是帮助我们恢复精力的一个重要方式。那么,对打扰了我们清梦的人自然就会非常愤怒,发起孩子脾气来毫无顾忌。

那时候正在流行一种政治例行活动,就是每天要对Mao主席的画像早请示、黄昏时要晚汇报。

其实就和过去迷信的人差不多,以前是在家里供一个神像,每天上香上供;革命时期各处的墙上都挂着Mao的“宝像”。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至少两次对着他的宝像三鞠躬,要忏悔自己做了那些得罪他的事,再下个自我保证,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不惹他老人家生气。到晚上再到他的画像前,检讨今天做的哪些事不够好,请求他原谅,而且自己保证要改造得更好。

那段时间有一位外号叫做“大脚板”的领导,似乎特别钟情于这个活动。每早晨天色还黑的时分,他就蹲在我们的茅草棚外面唱红色歌曲,唱一阵,就喊两嗓子:“姑娘们,起来早请示了”。凌晨是我们正在酣睡的时候,他的喊叫实在令人厌烦。我们常常气得大声怼他,可是他也不生气,坚持说重复的话,唱重复的红歌,直到把我们唱得不厌其烦,爬起来为止。看到我们懵懵懂懂地早请示完毕,他还会提醒一句,“食堂有那份稠稠的稀饭,快点去打来吃,吃饱了好出工喽!”

后来好不容易中央下了批示:不可以把对Mao主席的崇拜“庸俗化”,取消了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方才可以放心睡到天亮,“大脚板”显得相当失落。

被省报当“典型”

1969年炎夏的某一天,正是农场工人午休的时间。因为热带的阳光太强烈,我们通常会在太阳出来之前早一点出工,早上只是简单地喝一点稀饭。到11点之前回来吃米饭为主食的午饭。中午最热这段时间(通常会到45°C以上)睡午觉到2点多,再出下午的工。

当然在油毛毡屋顶下睡觉,也相当的熬炼人,全身从头发根到脚面都在出汗,通常起来时,草席上都会印出一个人形的汗迹。但是因为每天在高温的室外(通常都到五、六十度)劳作,消耗非常大,只要能躺一会儿,再热也能睡得很香甜。

这一天,我们如常地、大汗淋漓地睡着午觉,突然听见“大脚板”在草棚外面叫我们起床,一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条件反射般地产生反感。再听下去,他在外面说,是有省报的记者来到队里,要采访知青在边疆接受再教育的新闻。

被喊醒过来的我们,心里尽管十分不爽,但是“大脚板”又强调说:这是很光荣的政治任务,是省里领导对基层农场的关心,我们应该要好好表现,不能给农场丢脸。我们虽然在年轻气盛的年纪、而且常冒傻气,也知道最好别去挑战政治底线。于是按照指令穿上比较体面的衣服,带上干净的草帽,把锄头扛上肩头,就在骄阳下跟着记者往铁路上走了。

走到南溪河的转弯处,河岸上有比较大的一块菜地,岸边有一棵高大的攀枝花树,也就是木棉树,大概要好几个人拉着手才能围起来。

后来老工人告诉我们,在那棵巨大的木棉树下、在两人多高的草丛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洞穴,洞中居住了一条巨蟒,不知道有多少岁了。一旦它出来透气,常常横亘在铁路上,从来看不见首尾,只能看见它在阳光下黝黑发亮的蛇身,比铁轨要更粗壮、也油亮的多了。

关于这条蛇的迷信传说很多,我后来在自己的宿舍门口也看见过一条巨蟒,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条。也是不见首尾,有水桶那么粗,在幽暗的路灯下发出黑色的鳞光。我的直觉反应是扔下洗脸盆,掉头就跑。

不过在那位省报记者采访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听说过这些恐怖传闻,所以就毫无顾忌地选了这个地标性的“风水宝地”来拍照。想必那天正午时分的太阳实在太毒辣,巨蟒也懒得理会我们这一票人马了。

我们几个人跟着记者走到了地头,都拿着锄头做除草状,我记得当时脸上甚至还带着枕席的印痕,记者提醒我,要小心,露出另外一半没有印痕的脸来。除草的照片拍好之后,记者说必须还要拍一张在地头学毛选的照片,可是我们睡得昏头涨脑,都忘记拿毛主席语录。记者说:“不怕,我有准备”,就从他那宽大的记者服中东掏西掏的,掏出来七、八本小红书,扔给我们,我们每人即刻捧了一本,装模作样地打开,盘腿坐在地头,做出在学毛选的样子。

记者做事干净利索,没有费多少时间,拍完照片,就让我们照旧回去睡午觉,我们也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可是这位记者走后没有多久,就有人在云南日报上看见我们锄草和学毛选的几张大照片,赫然地登在挺重要的版面上。当然还有很符合时代特征的革命化说明。

被同学讥讽

我倒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文革中因为父母被整的九死一生,我早就把这些好词坏词当做耳旁风了。说得大一点,有点儿“荣辱不惊”了。不过,有一次在北京碰到在其它云南农场下乡的同学时,他们居然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想不到您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还上了省报呢。”那时被称之为“积极分子”,对我这类自以为有些清高、不随从政治风潮的人,是很大的讽刺,以至于我十分尴尬地解释当时的实际状况,可是他们根本不听,依然把我当成一个爱出风头的积极分子。

倒是我们队的几位昆明知青比较讲究实惠,她们留下这位记者的联络方式,回到昆明就去找他,这位记者很大方地为她们照了不少个人的照片。当时高级照相机还是奢侈品,普通百姓家根本没有。而且买胶片洗照片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比较之下,还是他们比较有经济头脑。

第二年春天,这位记者又到我们连来了,这次没有刻意地去完成政治任务,也可能有人告诉了那棵攀枝花与巨蟒的传说,他这次很热情地“为边疆人民服务”,给我们照了一些生活照,比如我和高人坐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又涉水走到河中间的礁石上,照了几张照片,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

其实我们都很感谢他,他本来在昆明活得很舒适,却愿意来到边远、气候恶劣生活艰苦的边疆地区,为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拍照,留下宝贵的时代和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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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2)
评论
雲河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花似鹿葱' 的评论 :
有些“不堪”,值得“回首”,免得重蹈覆辙。
谢谢大家,不一一回复了!
花似鹿葱 回复 悄悄话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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