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乌克兰情结
2024年9月27日
二十六年前的1998年，我有幸携妻女在基辅生活了八个星期，从此种下了我的乌克兰情结的种籽。
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在顿巴斯地区鼓动和支持亲俄武装发动武装叛乱，反抗乌克兰政府。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那年的2月24日清晨，普京宣布正式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东北四个方向全面入侵乌克兰。从此乌克兰饱受着战争的灾难至今。
今年9月初，我突然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是当年欧亚基金会的“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conomic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nsortium，简称EERC）”负责人肯特.路易斯（Kent Lewis）先生发给我的。他告诉我，1998年我执教的“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已于2006年发展演绎成了“基辅经济学院（Kiev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KSE）”。他说：当年我的学生之一，提莫菲.米罗万诺夫（Tymofiy Mylovanov）先生如今是基辅经济学院的院长；他和基辅经济学院的研究所所长及商学院等负责人要到华盛顿特区参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组织的一个有关在乌克兰做生意的会议，请肯特在华府办一次校友的聚会。
我因而得此邀请参加了这个聚会，见到了当年的学生如今的院长提莫菲和其它当年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大多数参加聚会的都是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更不乏刚刚从乌克兰来的人士。问起俄乌战争，他们说，基辅的生活基本上正常。虽然常常有警报，要躲进防空洞，但他们相信乌克兰的反导弹系统能拦截绝大多数俄国发过来的导弹。个别俄国的超音速导弹一时无法拦截，所幸俄国的这种导弹数目十分有限。我亲眼看到了当年那棵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小小的树苗，后来成长为基辅经济学院（KSE），如今在战火中毅然挺立，不断地为乌克兰培养着人才。我由衷地为基辅经济学院和乌克兰骄傲。
回到家里，一时间往事历历，我决定为自己写一篇回忆往事的文章。
事情要追溯到1995年。那年的感恩节，我认识了如今的老伴。两个星期后我成为了美国公民。借此，为了彻底与以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经历为主的过去决裂和为了更便于未来在美国的生活，我把汉语拼音的名字改成了英文的名字。1996年我和老伴结婚。1997年初宝贝女儿出生。在此期间，我在学校取得了终身教授的身份，并在海军分析中心和美国能源部等多处兼职，不但有机会从事我十分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而且经济上也有了较为丰硕的收入。回想起来，1995年的感恩节是一个清晰的分水岭，宣告了我动荡不安的前半生的结束和幸福安稳的后半生的开始。
1 赴基辅行前
1996预计将取得终身教授后，我开始准备于1997秋季至1998年春季学期度年假。那年秋季发行的“经济学家职位空缺（Job Openings for Economists，简称JOE）”中，有欧亚基金会为位于乌克兰基辅的基辅大学-莫希拉学院（University of Kiev-Mohyla Academy）的经济学硕士项目征聘访问教授的广告。我遂于10月底给该项目的负责人罗伯特.坎普贝尔（Robert Campbell）教授写信表达了应聘的意愿并按要求附上了个人简历和给硕士生讲授个体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案。11月初，收到坎普贝尔教授回复的电子邮件，表示对我的申请很感兴趣并将于1997年上半年和我进一步商讨更多的细节。
1997年从5月初到6月上旬，坎普贝尔教授来邮件和我讨论可能在基辅教书的时间和教授的课程。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同事理查德.帕科特（Richard Puckett）教授的电话号码作为我的推荐人。6月10日收到坎普贝尔教授发来的邮件，表示将肯定聘用我，从1998年5月11日至7月3日，为期八个星期，在“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教授硕士水平的部分计量经济和个体经济两门课，每门课每星期三节课，每堂课50分钟。我将被支付四分之一的一学年的薪水外加10%的溢价，以及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学校还将提供学校附近的一个单元的住宅和医疗撤离保险（Medical evacuation insurance）。我欣然应聘。在得知我1997/1998学年年薪的确切数字后，坎普贝尔教授于7月初寄来了正式的聘用合同。
在“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硕士学位的一个学年里，有五个小学期，每个小学期有八个星期。1998年5月11日至7月3日属第五个小学期。我将教授的是计量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一部分。在我之前教授计量经济的是兰斯.布兰门（Lance Brannman）教授。说来世界真小，兰斯也是和我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高我两届。我立刻向我几个当年的同窗好友马瑞利（Merrile）、苏姗（Susan）、戴夫（Dave）和卡拉（Calla）打听了兰斯的情况。在我之前教授个体经济的是金.埃利斯（Gene Ellis）教授和戴维德.瑟蒂克（David Sedik）教授。经过和他们一番电子邮件的沟通，我们定下了使用的教科书和将教授涵盖的内容。其后于1998年初，我定下了两门课的教学大纲细目和使用的电脑软件等。
1997年10月9日，坎普贝尔教授给所有有关人员发了一个告别邮件。原来，他早已于1993年从印第安纳大学退休。后来欧亚基金会聘请了他做“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的总监，为期18个月，到1997年11月1日，他任期满后将重返退休生活。他告诉大家，肯尼斯.格雷（Kenneth Gray）博士将替代他任临时总监。
到了1998年2月初，肯尼斯（简称肯）来邮件介绍了他自己。他也是早年在和我及兰斯同一个学校取得的博士学位。他是苏维埃经济的专家，现任“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的过度期代理总监，任期至1998年7月10日。然后用他得到的富布赖特讲席奖在基辅教学。
肯在邮件中向我介绍了身在华盛顿特区欧亚基金会办公室的项目协调员克丽.瓦尔果（Kerry Wargo）女士，以及身在基辅的项目管理员肯特.路易斯（Kent Lewis）。前者将为我办理去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签证等事项。后者将安排我在基辅的住处等事宜。到达基辅前，我因要携妻女先去瑞典哥德堡做一个学术报告，然后取道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到基辅。我和他们也商定了如何报销我的往返机票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和我学校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部办公室助理露西.迈尔斯（Lucy Myers）女士探讨了如何使用学校给我的旅行经费的问题。又与校人事处工作员的拉香娜.杨（LaShanna Young）女士探讨了在国外的医疗保险问题。
1997年初女儿出生，得益于当代的女权运动，1997年春季学期我得以修产假上半班。1997年秋季学期和1998年春季学期我修年假。离赴基辅之前，老婆已经只在律师事务所上半班。为了和我携女儿去国外旅行，她请了不带薪的长假。
1998年4月28日下午，我们告别了我们在维吉尼亚亚历山特亚的家，带着整整15个月的女儿由杜勒斯机场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飞往瑞典的哥德堡。我在哥德堡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后，于5月3日经斯德哥尔摩转机飞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然后乘火车抵莫斯科。5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离莫斯科，乘火车踏上了奔赴基辅的旅程。
2 乌克兰八星期
我们买了一个包厢，和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包厢相比，这趟车的质量要差一点。15个半月的女儿仍然兴奋不已，直到过了午夜、一点左右才入睡。我们刚刚入睡不久就被叫醒，原来是列车到了俄罗斯乌克兰边境，要检查我们的行李箱子。老婆说，箱子里主要是从美国带来的女儿用的尿不湿，边境检查员想了想，招招手说：算了！
5月9日星期六上午我们晚点一小时到达基辅火车站。肯和一名司机开车来接到我们，径直把我们送到了学校为我们租的公寓。我们的单元在五楼，肯和我们一家三人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不料电梯走了一半就停电了，算是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肯急忙颇有经验地把上衣脱掉了，想必是电梯太小，被四个人挤满后就很闷热。他怕出汗后体味太重。电梯里有紧急电话，肯一把抓起电话，用俄文和接电话的人说了一通。我看肯俄语颇为流利，问：“他们怎么说？”肯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又补充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什么。”好在女儿因为闷气，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再耐心等了一阵，电来了。那以后，我们对此电梯望而生畏，宁可抱着背着女儿爬五层楼。
其后，肯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后告辞。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寓里安顿了下来，又上街买了中饭和做晚饭的食材，无非是所有店里仅有的老三样：土豆、胡萝卜和洋葱。老婆还去“大学旅馆”洗了衣服。
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给女儿买牛奶。那时乌克兰的商店和我70年代末离开中国前的中国商店一样，商店里的商品都不是开架的，而是放在店员身后的货架上。店员和顾客由一个玻璃柜隔离开来。顾客购买商品时，需要向售货员提出要求，由售货员在货架上取出商品，开张发票，顾客付款后再取走所购买的商品。一般用手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就可解决。可我有个偏好，每到一处，总想说两句当地人的话。
1966年我和大学同班同学郑清生步行长征，百般无聊时，向他学了点俄语。1998年虽然开始提倡使用与俄语不太一样的乌克兰语，但大多数人日常生活还是用俄语。我知道“牛奶”的俄语是“молоко”，“请”是“пожалуйста”，“一”是“один”、“二”是“два”；但忘了怎么说“三”和“四”。那天我想买四盒牛奶，就对女店员说：
“два и два молоко пожалуйста（请给二加二盒牛奶）。”
女店员听不懂。我正手申出两个指头又接着反手申出两个指头，意思是说二加二呀！二加二就等于四呀！
女店员终于懂了，申出四个指头，很不高兴地说：“четыре（四）？”她大概以为我是跟她捣蛋呢。
我兴奋地说：“Да！（是！）”
说起我那点破俄语，还有一个有关买黄油的小故事。基辅的面包很多，又便宜又好吃。相应的黄油也多也便宜。黄油的俄语是“масло”。我学会了这个字，有天到了店里，见到印有“масло”的东西，就买了回来。一吃，觉得味道不对。仔细一看，上面印的是“просто масло”；一查字典才知道是“就像黄油”，实则为人造黄油。
第二天，星期日，我们去农贸市场，发现那里的东西比较丰富，有肉有菜有蘑菇等。我们略有疑虑，蘑菇之类的没敢买。旅游书上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在基辅正北偏西100公里的地方，出现大事故后，那一带的蘑菇中的辐射量铰高。早中饭是和肯及他妻子和妻子的两个朋友在一家名为“亚利桑那（Arizona）”的餐馆吃的。晚饭是和三个同事，肯，提埃里.维尔迪尔（Thierry Verdier）教授，及若伊.加尔德讷儿（Roy Gardner）教授在一家叫“马桑德拉（Massandra）”的餐馆吃的。我们步行去了离我们住处不远的第聂伯河走了一趟，回到公寓里，觉得我们已经在基辅安下家来了。
5月11日星期一，第一天正式上班。一大早，我5:30起来，7:40到学校。在我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打开电脑，处理了堆积了几天的电子邮件，有巴博.特罗斯特（Bob Trost）教授发来的有关正在为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做的咨询项目的邮件，也有在美学校办公室助理露西女士和系主任安迪.哥萨克（Andy Kozak）发来的。从办公室取得了教职员工表包括每人的姓名办公室和电话等，每周的课表，以及学生的花名册及每个学生的头像。EERC共有两届学生。我教授的第一年学生共有33名。上午1100至11:50上计量经济课，下午1:30至2:20上个体经济课，分别向学生介绍了教学提纲。中午我走回公寓吃了午饭。下午课后，本学年第五个小小学期开学伊始，教授们开了一个会。（5月19日星期二第二次会议，5月26日星期二第三次。）
一天下来。感觉我感冒生病了，嗓子疼，人不适。晚上早早休息。大概病了一个星期后才慢慢痊愈。
从此，我们开始了在基辅的生活。我每天一般5:30以前就起床。星期一、三、五要给学生上两堂课，给学生提供办公时间，回答他们可能有的各种问题，布置和批改作业，设计和批改考卷，计量经济课还要去电脑实验室算题做课题。安德鲁.波得拿尔鲁克（Andriy Bodnaruk）是我计量经济课的助理，贝索（Basil）是我个体经济的助理，他们应该是二年级的学生。
我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后十分年幼，但仍依稀记得那时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繁荣。五十年代我目睹了当年的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深刻体会了50、60和70年代的计划经济下的物资匮乏。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始终密切关注着其后80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部分回归市场经济。1994至1998年去乌克兰之前的那几年里，我曾多次回到中国，讲学交流旅游参观，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变。我算是真正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和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目击者了。
这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再到基辅，不能不惊叹当年苏联对中国无孔不入的影响，大至千篇一律的公寓楼，小至火车包厢的门把，统统用的是苏联的设计制造出来的。同样，不能不惊叹，中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多么地不同于当今的俄罗斯了。我们在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举目所见，到处可见一个冷战中战败国的迹象。
正巧，我负责教授的个体经济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福利经济学和市场的成功与失败这些话题，有幸在教授理论时和学生们分享了我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亲身经历。
那几年我做的诸多咨询项目也大大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特别是我为美国能源部和海军分析中心做的那些计量经济模型，在教授计量经济和指导学生做计量经济实验课题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相应的硕士生相比，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学生们的数学能力和总体素质都略胜一筹，这使我的教学工作轻松了很多。由此可见的是，兰斯选用的Ramananthan的计量课本和金选用的Varian及Pindyck &Rubinfeld的个体经济课本对这些学生而言都太容易了点。
教学之外，我手头的咨询研究项目一项也没有停止。我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和我的合伙人巴博几乎每天都保持着联系。我先后还雇佣了我的学生阿丽娜.库蒂娜（Alina Kudina）和德米特洛.沃洛谢恩（Dmitro Voloshyn）协助我做了几个咨询题目。
与此同时老婆和女儿的生活也安顿了下来，走向每天的常规。老婆熟悉了周边各处买菜购物的地方，使我们一日三餐地生活了起来。我们的公寓足够宽敞，有卧室、客厅/饭厅、厨房、洗手间，进门后的过道有电话。基辅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全市中央供应的热水，但并不能保证24小时都有。我们的公寓在五楼，经常不但没有热水，冷水也没有。停水停电经常困扰我们。最为困扰我的是蚊子，经常使我不能得到足够的睡眠。我一开始病了一场，其后和女儿拉了几次肚子，健康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晚饭后，我们在周边散步，偶尔会走到第聂伯河的一座桥上。有时老婆也带着女儿到我们学校和我的办公室来玩。周末我们乘小巴、地铁、公共汽车或电车游玩了基辅的主要景点，诸如在佩乔尔斯克大修道院（Pechersk Lavra Monastery）边拉夫拉美术馆（Lavra Art Gallery），圣索非亚大教堂（St. Sophia's Cathedral），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hurch）及著名的安德烈斜坡（Andrew’s Descent）集市，还在那里买了一名艺术家画的作品，独立广场及其附近的克列夏季克大街（Khreshchatyk），金门（The Golden Gates）等处。
有次我们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看到了远处山顶上的祖国母亲雕像（The Motherland Monument），觉得非常奇怪为什对这么大的雕塑群旅游上一点宣传都没有。后来办公室里的小伙子米夏.米纳科夫（Misha Minakov）对我们说，那是俄国人弄的，我们讨厌那些东西。这使我不禁联想到那个被苏联树立的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也是个乌克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的那一代年轻人都深受其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是何等令人作呕的欺骗宣传。还有市中心那个顺带把中国也引入歧途的万恶之渊的列宁的塑像，我们刚到时抓紧拍了张相，不久也被推倒铲除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5月31日星期日是基辅日，我们乘地铁去了基辅郊区的一个大跳蚤市场，市场里充满了从中国浙江青田来的个体户摆的地摊，卖各种中国生产的衣帽鞋袜日用品。难怪在街上常常看到些当年称为苏联老大妈的乌克兰中老年妇女，收入较低的，都穿着中国裙子和衣服，显得不伦不类。办公室里的小伙子米夏说：我们不喜欢这些中国来的劣等货。
6月6日星期六我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年级学生在树林里烤肉的聚会，地点可能是基辅西北面的納塔爾卡公園（Park Natalka）。那天天气极好，大家在一个小湖边扎下基地，四周是大树林环绕着。有人带来小斧头，在树林里砍了些柴火，架起了篝火烤肉串，英文叫shish-kebab，乌克兰语叫Shashlik。有人在湖里游泳，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空气中到处散发着乌克兰的情调。
6月13日星期六我们乘船沿第聂伯河去了一趟卡尼夫（Kaniv）。这座城市如今主要以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安葬地而闻名，谢甫琴科是伟大的乌克兰诗人和艺术家，被认为是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一大早6:00起来，7:15到了河边的码头上了船。船上的人颇多，我们猜想，这些人大都在河边有别墅，是从基辅去他们的别墅度周末的。初夏的第聂伯河非常美丽安详，静静地向南流入黑海。两岸绿树葱葱，看不到什么小镇，绿树丛中，偶尔能见到一栋房屋，足见乌克兰地广人稀。我们过了河上的一个船闸，11:30就到了卡尼夫。在船上我们结识了两个中国来的小伙子，小任和小王，前者能说流利的俄语，后者是一家中餐馆的厨子。我们参观了谢甫琴科博物馆，然后搭便车去卡尼夫镇上吃了午饭。我们下午3:20上船，7:30回到了基辅。
6月19日星期五至6月22日星期一我们乘火车去黑海边的奥德萨（Odessa）过周末。星期五我早早起床，先全力做海军分析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上下午各教了一堂课。然后早早回家，打了行李，乘车去火车站，晚上坐55次列车离赴奥德萨。翌日星期六8:08到敖德萨，乘出租车去一家叫维多利亚（Victoria）的旅馆住下。旅馆入住的人不多，我们房间的窗外就可以看到黑海。我们去了黑海边的海滨，游了泳，玩了水，晒了太阳。星期日乘有轨电车去了敖德萨市中心，在歌剧院傍边吃了午饭，又去了奥德赛港口，还游转了几个公园。晚上乘火车离开了奥德赛，星期一一早及时回到基辅，乘公交车回到住处，洗了个澡吃了口早饭就赶到学校给学生上了两堂课。
此外，肯邀请我们和他及他儿子一起去因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核灾难而闻名遐迩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玩。我们没有去，一是因为女儿太小，我们不愿意她接触放射性，也是因为我手头的咨询项目忙不过来，没有时间。
这期间，还有两个小故事值得一提。第一个故事是临时代理总监肯被撤职离去。
5月21日星期四，我在学校见到了1996年决定雇佣我的坎普贝尔教授。显然，他是来参加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第二天，5月22日星期五，咨询委员会请大家在当地的一家高级日本/泰国餐馆吃了晚餐。
一个多星期后，6月4日星期四下午课后，几位乌克兰当地的教师满脸兴奋地约我们几位外籍教师到外面去喝啤酒。我们一行五人，计有拉丽莎.克拉斯尼科娃（Laryssa Krasnikova），爱丽娃.露姬安能科（Iryva Loukyanenko），若伊.加尔德讷儿（Roy Gardner），克里斯.瓦尔勒（Christ Waller），提埃里.维尔迪尔（Thierry Verdier）和我，来到金门（Golden Gate）傍边的一家餐馆，各自要了饮料。两名乌克兰的女教师是主角，她们是来庆祝临时代理总监肯失去了他总监的职位，由肯特临时代理其职务。很明显，她们对肯极为不满，至此终于如释重负。对此大事，我从头到尾一无所知。回家对老婆说起此事，老婆说，我们是局外人，这是我们的福气。
一个星期后，6月11日星期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肯举办了告别会，告别会十分凄凉。办公室办事员小伙子米夏.米纳科夫（Misha Minakov）也辞职离去了。6月26日星期五我们一家三口和肯及他儿子卢克（Luke）在一家印度馆子吃了一顿晚餐，算作告别。
第二个故事是我们解雇了清洁工莉迪亚（Lidia）。
学校给我的福利之一，是给我指派了一名清洁工，每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四来我们公寓打扫卫生，每次60格里夫纳（hrivna），学校付30，我们付30。这名清洁工叫莉迪亚，她是学校雇佣的清洁工之一，也在我们的楼梯楼道办公室打扫卫生。5月14日星期四莉迪亚第一次来，她看上去四十多岁，穿着比老婆似乎还要讲究些。我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她来后，老婆和她比划一下，她就去闷头干活了。
6月8日星期一，我清晨一大早就到街上把100美元换成了205格里夫纳，随意放在我们通常放钱的卧室的大立柜里的一个抽屉里，就去上班了。正巧那天我忘了带一样东西，所以又返回公寓来取，正撞上莉迪亚在打扫卧室，她神色慌张，还不会说话的女儿在床上玩，老婆在厨房做饭。那天老婆带女儿在家一天没有出门。下午下班回到公寓后发现，钱少了170格里夫纳。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觉得我们语言不通，对莉迪亚的背景一无所知，手头也没有实锤证据，我们决定这事不声张，把莉迪亚解雇就算了。第二天我对办公室的小伙子米夏说，我们其实没什么家务事需要莉迪亚来帮忙做的，她从此不用再来了。下午我又换回了100美元的格里夫纳，回家后，放在了公寓本来就提供的一个保险箱里。
6月17日星期三我到学校上班时，办公室里一名叫斯拉瓦（Slava）的男士给了我一把新钥匙，告我，所有办公室的锁都换了，原因是莉迪亚辞去了她在学校的工作。
到了6月下旬，这个短短的小学期就快要结束了。6月26日星期五下午，我带老婆女儿应邀参加了一个一年级学生组织的期末颁奖会。我抱着女儿上台领到了“凯恩斯惊喜奖委员会”授予我的凯恩斯惊喜奖荣誉证书 — 年度最佳父亲。学生们还送了我一个象征权力的乌克兰权杖作为纪念。
6月28日星期日，我们一家三口应邀出席了本学年的毕业典礼。典礼的结尾是三个年轻姐妹的小提琴演凑，很精彩。演出完毕后，老婆和女儿还与她们合影了留念。
6月25日，我给学生们写了一封告别信发给了大家。信中，我给他们提供了我的永久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电子信箱、等，希望他们能与我保持联系，他们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比如写推荐信之类；到华盛顿来的话，也给我来个电话见个面。祝他们今后均能有所作为。
其后，我们开始准备离开乌克兰返回美国。老婆和我都去理发店理了发。我请一个学生带我买了一张乌克兰歌曲的光盘，是阿纳托利·索洛维亚年科（Anatoly Solovianenko）唱的乌克兰歌曲。有位名叫亚德维佳（Yadviga）的女学生给了女儿一盒巧克力糖。
7月3日星期五，我们到学校去了最后一趟，把最后的成绩单交给了肯特，在校园里里外外照了几张相片，颇有不舍之情。那天在校园里正巧碰上了同事拉丽莎.克拉斯尼科娃（Laryssa Krasmikova），我们请她给我们一家三口照了相，也和她合影了一二张。然后最后一次上街买了点东西，把剩下的乌克兰钱买了啤酒和棍棒面包。回到公寓，看了一场法国对意大利的世界杯足球赛。
7月4日星期六一早，我们打好行李，最后去第聂伯河上的桥上走了一趟。一位办公室叫萨沙（Sacha）的男士来接了我们，把我们送到了机场。
3 离乌克兰之后
我们在法兰克福转机飞回到了哥伦比亚特区。飞机在国家机场降落时，正值是美国独立日晚上放烟火的时刻。从机窗向外看去，可见视线之下绽放的五彩缤纷的烟火，美极了。晚上10:30我们回到了在维吉尼亚亚历山德亚的家。女儿离家时是15月，这次回到家时已经是17个月多了，长高了许多。
回到美国后不久，我的学术年假就结束了，坎普贝尔教授对我说：“你的年假是以高音符结束的！”我立即投身到了诸多的咨询研究项目中。老婆为了全力照顾女儿和支持我的工作，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辞掉了。
按合同要求，我给学校写了一份两页半的报告，总结了我在乌克兰八个星期的方方面面。肯特作为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代理总监为我写了一封备用的推荐信，信中说我“是一位优秀的团队合作者，非常灵活，似乎总是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们的学生非常喜欢他。他能够以其他教师无法做到的方式与学生们产生共鸣，尤其是在个体经济学课程上。作为一位在计划经济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他非常清楚学生们经济直觉的薄弱点，并且能够用他们易于理解的方式解释经济学概念，常常使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例进行说明。”又说，“我认为，学生们和他都对他们之间的共同背景感到惊讶。他是我们学生的出色榜样，我们希望在未来十五到二十年间，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专业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杰出成员。”
九月份我收到欧亚基金会董事会的邀请参加9月22日星期二举行的庆祝欧亚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的聚会。但我因为学校已经开学，我每周奔走于位于南马里兰州学校附近的家和北维吉尼亚亚历山德亚的家之间，又要教书上课，又在手头抓了一大把咨询项目，没有能去参加那次的聚会。
十月份，我收到两名学生奥克珊娜.特卡乔娃（Oksana Tkachova）和特蒂安娜.斯特尼克（Tetyana Sytnyk）寄来的她们做的一个乌克兰的布娃娃。她们在信中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在乌克兰EERC硕士项目中成为您的学生，持续两个月的时间。您的讲座、您对帮助我们的不懈热情以及您非凡的个人魅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表达我们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们想为您准备这份礼物——一个小小的乌克兰的象征。我们希望，当您的女儿长大后，这个布娃娃能够提醒她，在她幼年时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国家。”
1999年圣诞节前我收到了两名学生爱德华.诺佛塞莱斯基（Edward Novoseletsky和Oksana）的电子邮件，告我他们于11月结婚了，还附上了结婚照片。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祝他们幸福。
2000年左右，我当年的学生斯坦尼斯拉夫.佛尔诺维斯基（Stanislav Vornovitsky）到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大学来读博士，和我有过一阵来往，在我南马州和北维洲的家里都小住过，我带他出海开过帆船，他结婚后也曾把他的夫人玛丽亚（Maria）介绍给我们。
文章写完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乌克兰，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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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重要文件（略）
附二 日记（略）
附三 周滨游记（略）
附四 乌克兰行相册（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