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附小生活
李蕾
2023年2月
1953年夏末，在南京大石桥南师附小大门口，怯生生地拽着妈妈衣角的手，被一双温暖的大手牵过去，牵着我走向人生的第一课。这双大手就是斯霞老师的手。我幸运地恰好被分在她的班上。
那时斯老师还不是那么出名，但她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斯老师个子不高，齐耳短发，总是腰杆挺直、精神抖擞。那时她的爱人患肺结核病长期住在疗养院。家中五个孩子和她一起住在学校办公楼顶层的阁楼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但她真心地把对孩子的爱倾注到我们每一个学生身上。有时家庭困难的同学没吃早饭，她就会把自己孩子的牛奶拿来给他吃。刮风下雨天变时，她马上回家拿来大大小小的衣服给同学穿。她的身上总带着一根线，用来给正在换牙期间的我们把摇摇欲坠的小牙弄下。她要求我们加强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求梳辫子的女生自己编辫子并每天检查，看见我们起初梳得歪歪扭扭的反辫子，反而拍手鼓励。不久后我们就自己能梳一头油光水滑的辫子了。看见有的四、五年级女生还要家人梳辫，我们格外自豪。
斯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开始时学的是注音字母符号认字，我们很快就掌握了。不久全国推广汉语拼音，我们掌握起来就更容易了，正是这样扎实的基础，使我们终身受益无穷。斯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特别好，那时还是使用繁体字，有的字比较难，她都会教我们如何掌握特点便于记忆，还教我们如何做好作文。斯老师的教学水平这时已闻名全市、全省，她上课时，我们的课桌边坐满了前来观摩旁听的老师，连走廊上都坐了许多人，我们渐渐习惯在众多人面前回答问题也不怯场了。她给我们的语文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事实证明，日后我班同学无论在哪里学习和工作，写作水平都是棒棒的。所以小学生的启蒙教育中语文基础应该是第一重要的。
除了严肃的课堂，我们的课外活动那真是丰富多彩。把黄豆浸泡后学做磨豆浆、点豆腐，体验到农民伯伯劳动的艰辛。把报纸撕碎浸泡，再捣烂，放入水中，用方方的滤网，轻轻捞起，贴在墙上，干后撕下，制作纸张。记得有次外宾来参观时还带走了两张纸留作纪念。日食时，隔着烟熏过的玻璃或在水里倒影中观察太阳。六一儿童节时，下午在小礼堂开联欢会，老校长徐允昭像圣诞老人一样背着大口袋，给大家带来糖果等礼物，晚上在学校办公楼前举行篝火晚会，我班表演拔萝卜，四十多岁的斯老师扎起两只小辫子，涂着红脸蛋，一蹦一跳地扮演小姑娘。那种情景我们开心得一辈子难忘。
最令人感激和难忘的是教美术课和劳动课的杨鸿仪老师。那时我们不懂，他已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不太爱笑。但是他把自己极其丰富的学问和对教育的满腔热诚对着我们这些孩子全力倾注着。他教我们打锣鼓点子，一排同学拿着各式锣、鼓、镲、三角铁等乐器，按照杨老师的谱子敲击，热闹极了。用传统的中华文化熏陶我们。他教我们开辟小实验田，种上西红柿，开花时，用小瓶盖放上“二四滴”，给花儿授粉，结出的就是无籽番茄。他教我们植物嫁接，我用此法在家中院子将两株向日葵嫁接成一个头，结出好大的葵花盘子。他教我们自制木偶。先用黄泥巴做出木偶头，然后用撕成小片的废报纸沾着稀浆糊，小心地一点点糊上好多层，待阴干透后，用刀从上而下地将纸壳切成两半，从泥模脱下，再用纸将切口糊好，这时一个既轻又结实的木偶头就形成了胚模。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榆树粉和上水，揉好后擀成大饼，包在黄泥模子外面，待晾干，用刀划成两半，就成了一个阴模。其后用薄薄的榆树粉饼放入模子里压紧晾干形成阳模，将两片模胶合好，木偶头就做好了，比纸质的结实多了。我们的手上沾满了榆树粉，滑溜溜的洗都洗不掉，要在树皮上磨半天才能弄干净。还没完呢，再用大白粉调水涂在木偶头上作为底色，干后，就可以正式上色了。我记得画了男孩、女孩、老婆婆、老爷爷、小兔子、小狐狸，可多了！木偶的衣服是老师做的，用胶水与头连上，就成了一个个可以表演的木偶了，真是特有成就感！这些活都是像吴宁、贾一德、我和其他热爱美术的同学干的。
热爱表演的同学像吴桐蕾、左瑜、方扬眉则负责拿这些木偶排练演出木偶剧。经常参加接待外宾和贵客，当时西藏两位小活佛去北京时路过南京，他们也去表演。小活佛还赠送了一袋糖果带回来大家尝尝，沾沾福气。咱班这个表演队越来越有名气，经常忙着演出不暇。
更难得的是杨老师将他一手好木工手艺也传授给我们。我们有木工房，长桌中间是一长条箱子，里面有刨子、锯子、斧头、打线的墨盒、挫子、凿子等各种木工工具应有尽有。我们学会了弹墨线、使用刨子、锯子和凿子。最终六个人一组，每组都做出了一辆真正可用的独轮小推车，在以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还真管了用。几十年后，我在江西工作时，同事们都诧异我怎么会使用锯子、斧头砍柴禾呢。
杨老师热心地教我们创作画画。吴宁、贾一德、方扬眉和我及其他同学的作品都经常被拿出去参加各种画展，我的一幅画“国庆大游行”被中国宋庆龄儿童基金会选中，送去参加了印度香卡世界儿童画展。为此妈妈还特地带我去当时南京最好的照相馆“环球”拍了照片以便送去，就是我这张扎着蝴蝶结的像。事后还送我一套纪念画卡片和证书保留至今。
七十年代我从江西回南京度假时去附小看了杨老师。他和鲍老师等六、七位老师就住在附小旁边一排缺少阳光简陋的平房里，他那时已病得不能行走了。我们的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杨冶还远在新疆插队。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去找名医谢如陀针灸了两次，无奈我又回江西了，想不到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永远怀念敬爱的杨老师。
五、六年级时幸运的是又碰到了班主任金镜蓉老师。金老师学养丰富，在做人、素质培养方面尤为注重，她待学生也是像妈妈一样。她的爱人徐镳先生是当时江苏省体委主任。她给我们讲述了徐伯伯发现南京五台山地形并力主建设了当时国内最大体育场的故事，让我们南京人感到特别骄傲。她说贾一德的名字最好，一心一德做好每一件事。她说我们国家在创业的建设中，最好的大花生米、大苹果都出口换外汇去了，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也很难吃到这些，忍不住直咽口水。金老师教导我们要耐得住艰苦。她经常邀请学生到她家作客，把珍藏的各种唱片放在留声机上让我们领略世界经典音乐，陶醉在美好的艺术中。有一次我听呆了，竟一下坐在了床上一张唱片上，碎了的唱片上写着“蓝色的多瑙河”，真是懊恼极了，金老师反而安慰我，真是难以忘怀。
庄重敦实的地理程老师对天下古今中外什么都知晓，也是绝对有一肚子学问的好老师，让我们对祖国大好河山、对大千世界充满向往。教音乐的王辛老师对我们满腔热情，耐心地教我们各种音乐基础知识并培养我们欣赏经典乐曲。还有教体育的刘思林老师、教自然的宋媛媛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充满爱心，业务水平不亚于现在的许多大学老师。正是附小这些高水品、高素质的老师给我们打下了最坚实的人生基础，使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受用一生。
五年级时我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三条杠。可我从小就对当“官”不感兴趣，这个观念伴随了我一生。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宋媛媛老师处磨了半天也没用。总嫌三条杠太显眼,一走出校门就摘下来,可以疯跑.躲在大卡车边,挡住门卫视线,溜进南工校本部,趴在中山院一楼教室窗台边,听见我爸爸正在声音嘹亮地给学生上课，我是多么向往啊。。
那时少先队员的活动还挺多。举行隆重的检阅仪式，全校所有队员列队排在操场上。每个中队在鼓点声中走过检阅台接受检阅，中队长像军人一样行礼，向大队长汇报人数，大队长统计好再向总辅导员宋老师汇报。仪式感非常强。南京市举行第一次全市少先队代表大会，我代表全校队员前往。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到新街口，找了好久才找到会址，是一个小礼堂。现在已不记得在哪儿了，好像在香铺营一带。
同班同学因个子高矮而分前后坐。叶梦华、裴元自、汪梅恩、贾一德、吴宁、潘小同、方沙妙、侯德勇和我这些高个总是坐最后一两后排，张远程、谢俊英等小个头的一直坐前排。靠近的相处会更好些。放学时是不用家长接的，按一个方向路途远近排成一队，家最远的排在第一，最近的尾后，一路走一路依次减员，直到先锋到家，大家都挺自觉。
还有一个值得回忆而现在觉得特别荒唐的活动，就是除四害打麻雀活动，原因是麻雀抢了我们大量粮食，必须清零。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停工，我们也开心地不上课了，每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扎着红布，还有同学负责敲锣打鼓，目的就是让天上的麻雀不敢落樹落地，疲劳惊恐而死。全市到处一片喊声，不能留一块空白地。我们第一次看见附小对面老虎桥监狱的犯人，也爬上高高的台子，隔着十几米高的狱墙在摇旗呐喊。喊了大半天也没见一只麻雀落下来。到了下午，我们都累了，就隔着一个铁栅门，和南工的大学生打开了闹着玩。
紧挨着附小西边就是进香河。相传古代信男善女就是沿河坐船从此到达鸡鸣寺烧香拜佛。我们读书时河已近枯，下课时我们还会去河边玩耍，看看有没有死猫啥的。1958年大跃进时，进香河成了小高炉炼铁集中地。用红砖砌了不少圆筒式小高炉。人们将家中的铁锅铁器铁铲都送来了，我们文昌桥宿舍旋转式铁楼梯也被砸了送去炼铁炼钢。练出一坨坨铁锭不知运到何处去了。同时还有大量的铁矿石要送进高炉烧。我们也停课参加砸碎矿石和运送矿石的工作。用的是一个有弹性的两片竹子，端头绑着一个不大的铁榔头。我们戴着简易护目镜，用榔头将大矿石敲成小块。然后用我们制作的小独轮车推到小高炉边。天黑时，小高炉的火光亮成一片，烧红了半边天，好不热闹。
1958年9月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位同学跑到附小去玩“巨人步”运动器械。临近中午回家时路过南京工学院南大门，见不少人聚在门口两边等候。我们挤进前排，刚站定，就见一辆辆小汽车徐徐开出大门。其中一辆车窗开着，啊！只见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坐在窗边微笑着向大家招手，阳光照着他一头银发、脸色红润、一口白牙，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刘少奇主席来视察江苏省，我们庆幸运气这么好，见到了国家主席。
正如我班左瑜同学所说：在南师附小的六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
～写于南京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