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八：异乡荆棘

《人约黄昏》之八：异乡荆棘

辛夷楣

 

作为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告别家人故土只身飞往海外，可是人生大事。与盖瑞当初离开伦敦相比，我的出国显然需要更大的勇气。行前的数月很忙，顾不上担心，坐在飞机上，看见厚厚的云层，我开始心慌了：澳洲是什么样啊？我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吗？我虽经历了一些坎坷，可那是在祖国、在故乡、在家人身边呀！现在，不论前路平坦还是荆棘丛生，只有靠我自己了。

1987年4月初的一天，我下了飞机，看见墨尔本如此空旷静谧，心里就更不安了。澳洲人的英语又快又难懂，我简直不知人家在说什么。我也不知该如何找工作，如何找房，如何生存。我像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弱智者，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

 

布朗一家

在对异乡的惶恐中，一位在澳居住多年的华人潘夫人帮我从报上的广告找到了布朗一家，他们正在找人做家务。布朗夫妻俩都是医生，两个女儿艾亚、露茜已上中学，小女儿朱利亚则上小学三年级。我听懂了这些，也用我的蹩脚英文简单介绍了自己。潘夫人极力夸奖我，并且说我特别会做饭。

布朗夫妇似乎对我很满意，让我两周后开始上班。我下了课，先到学校接九岁的朱利亚，然后回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做各种零碎家务，一周5天，一天3小时，周五给他们做一顿中餐，这份工对我太合适了。每天当英语语言中心放了学，我就急急地赶到巴士站，巴士再转电车，就能到达朱利亚的小学。语言中心的同学都羡慕我，能找到这份不耽误学习又可以练习英语口语的工作。

我第一天去学校接朱利亚时，她很兴奋，一看见我马上就跑过来了。我俩一路说一路往家走，朱利亚长得很健壮，大腿比我的还粗，红扑扑的小脸上长满了雀斑，挺逗人爱。

回到家里，我开始吸尘。女主人莎拉已教过我如何使用吸尘器、洗衣机，如何打扫厕所等。她说，这些家务活哪天做什麽，你随意安排就行了，最好抽时间陪朱利亚玩一玩。

朱利亚很喜欢讲话。尽管我的英文很差，我俩常有交流障碍，但她仍告诉我许多事。她的姐姐们回家晚，她的父母则要6点之后才进家。她像小大人似的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一人在家不安全。”她还告诉我，她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日本女孩雅库妮，她们是在新西兰认识的。如今，他们一家从新西兰搬到墨尔本，那一家也已回日本，但她一直与雅库妮通信，互寄礼物。看来，朱利亚对亚洲人倒没有种族偏见。

可是，第二天，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小学校时，朱利亚却一言不发，不理睬我，只是低着头往外走。直到走出学校老远，她才说：“你以后别在学校跟我讲话了。”我立刻明白了，她嫌我英语不好，怕同学们听见了笑话她。（多年以后，她母亲莎拉告诉我，同学们嘲笑她了。）我说：“朱利亚，我做这份工，就为能跟你们讲英语。如果，你不让我跟你讲话，我以后就不来了。”她连忙说：“你说吧，你说吧，你可别走！”说完她还叹了口气。

有一天，我听见朱利亚扯着嗓子喊我。他们全家人都叫我的中文名，发音怪怪的。我一看，她坐在她房间的地毯上，屋里乱得一团糟。她说要我帮她找样东西。我问：“什麽东西？”她连喊三遍：“Stapler! Stapler! Stapler!”我怎麽也想不起来这单词究竟是什麽意思。朱利亚是个急性子，此时她手舞足蹈，脸已涨红了。我急中生智，问她：“是不是把纸钉在一起的东西？”她拍手大笑：“就是，就是，你真聪明！”我如释重负，她想要钉书机！不一会儿，我就在客厅里帮她找到了。

我彻底地征服了布朗一家是在第一个星期五——我的烹调日。潘夫人告诉我，澳洲人喜欢吃炸的。我于是精心设计了菜谱：炸茄盒、宫保肉丁、红烧肉和煮米饭。等我把饭菜端上桌，他们的眼睛都亮了。三个女孩一连声地叫：“真香！真香！”他们的父亲伊恩一边跳舞，一边转到酒柜那儿去拿酒。三个女孩胃口真好。狼吞虎咽一阵之后，他们全家开始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是什麽？那是什麽？我拿出小字典，飞快地翻着，尽量一一回答，莎拉还详细追问做法。他们的欣赏激发了我烹饪的兴致，从那以后，我挖空心思变花样，几乎三个月没重样。

朱利亚和我越来越亲。我做饭，她总是要求帮忙。我包馄饨、包子，她也学，竟学得很快。他们家来了客人，她总是抢先向人家介绍我，并且教人家怎么念我的名字，生怕父母、姐姐抢了她的专利权。作为留学生，我不免常搬家。莎拉总是很主动地开车帮我搬家。小朱利亚每次都要跟着去帮忙，楼上楼下地跑个不停。她也很喜欢我的朋友们。有时，星期五晚饭后，我说我要去看朋友，她就要求跟我一起去。

    艾亚是朱利亚的大姐，在三个女孩中最漂亮，最像她妈妈。1987年，我到她家时，她正上中学12年级，邻居男孩都喜欢围着她转。

那年11月，她一考完中学毕业考试，就开始找工。我的学校也将放长假，我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工，我俩因此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她找工的方法是走进她家附近的每一间商店，挨家问。终于，有一家服装店说可以要她，但她兴冲冲干了两天就辞了工。我很不理解，替她惋惜。她却说：“那家店生意不好，我站一天没几个人进店来，太寂寞了，我必须得换份工作。”

后来，她在市中心的意大利馅饼连锁店找到卖货的工作。那份工很辛苦，常常忙得她大汗淋漓，路途又远。但她干得挺高兴。和她相比，我找工要困难多了，但她总是鼓励我：“没关系，继续努力！”

艾亚独立性很强。他们全家去塔斯马尼亚岛旅游3周，她却决定一人坐巴士绕岛一周。我挺担心：“为什麽要一个人？你不害怕吗？”她说：“一个人旅游，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生人，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们回来以后，艾亚就给我讲她丰富的旅行经历。

露茜是朱利亚的二姐，性格在三姐妹中最随和。她爱讲话，又耐心，我英文有问题，常常喜欢问她。有一天，她说，她与同学去中餐馆喝茶，吃了一种东西，特好吃，但是她怎麽也说不清是什麽东西。过了一天，她带了一张纸条给我，她的华裔同学用中文写了“叉烧包”三字。我说：“这容易，可惜你们家没有蒸锅。”晚上，她就对她妈妈讲了，莎拉当即给我钱，让我周末去唐人街给他们买蒸锅。买了蒸锅，我就常给他们蒸包子，蒸饺子，他们全家乐不可支。

露茜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国际中学生交换计划，她希望能到加拿大学习一年。后来名单公布，她被分配到巴西。她一面加紧学习葡萄牙语，一面拚命打工赚钱。她说她希望赚够自己的机票钱，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

露茜找工的方式与艾亚不同。她自己写了好多纸片，然后散发到附近的几条街。此后几天，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全是找她的。露茜高兴得不得了，小记事本记得满满的。我很好奇，问她纸片上到底写了什麽，一下子就找到这麽多工。她高兴地把纸片递给我，只见上面写着：“你有一个十分能干的邻居，她什麽都会做，锄草、浇水、吸尘、看孩子，每小时只收5元钱，请电露茜……”

离开布朗一家去悉尼读书之后，我最想念的就是莎拉。她既是精明强干的放射科医生，又是温柔的母亲，美丽的妻子，我们很快就处熟了。每天她一回家，总是先冲到厨房里找我。我就一边做蔬菜沙拉，一边告许她我和朱利亚做了什么，然后就和她聊天。我的英文不好，常常张口忘词，她就边听边猜，后来她竟猜得极准。比如我说：“我妈妈的信写得很……”她马上接嘴说：“detailed(详细)。”

她对我很满意，经常向她的同事、邻居吹嘘。后来，她的两个同事也请我去家里打扫卫生，我还介绍一位同学给她的邻居做家务。我在她家干了半年之后，我觉得我该要求涨工资了。我想我不能和他们夫妻俩一起谈，如果他们有一人不同意，另一个一附和，我就失败了。于是我挑伊恩不在的时候和莎拉谈，没想到莎拉很痛快地说：“你刚来时没有经验，现在，我觉得是该给你涨工资了，我会和伊恩说。”果然，那个星期五发工资时，伊恩对我说：“我们同意给你加工资。”

我很幸运地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找到晚上刷锅洗碗的工作。因为时间衔接得好，我十分珍惜，拼命想保住这份工。有两天，餐馆的洗碗机坏了，我找了一位同学来帮忙。我俩硬是用手洗，赶上了洗碗机的速度，没耽误事。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天，我的腰剧疼起来。当晚我告诉莎拉，她说，第二天让我到她医院看急诊，她会安排好一切。那是我第一次进澳洲医院看病，生怕英语不好讲不清病情。没想到，细心的莎拉给我找了一位华裔医生。检查之后，医生说，你不能再去餐馆做了，全休两周后可以干轻活，你的腰肌严重损伤了。

莎拉和丈夫伊恩感情极好。据说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俩从小一起玩，还曾在一个澡盆里洗澡。后来，他俩又先后进入悉尼大学医学系。每天早上，他俩一起开车上班，晚上一起返回。有时，他俩偶然分别回来，一见面就拥抱亲吻。三个女儿就“哟！哟！哟！”地起哄。星期五晚饭后，伊恩特别喜欢和我谈中国。但有时，他看见莎拉在洗碗，就马上起身说：“我得去帮她。”有一个周末，三个女儿都跟着学校野营去了。他们俩互相搂抱着，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要出去度周末，享受二人世界。

伊恩很关心中国，常常向我问这问那，从中国的政局到经济体制，从风俗习惯到文化传统。他听我说起我们在中国也跳交谊舞，不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中国男女在公共场合不是很少有身体接触吗？”我常恨自己英语不佳，不能向他解释清楚。他却总安慰我：“你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

伊恩和莎拉也喜欢和我谈文学、谈音乐、谈历史。当他们意识到我几乎和他们一样熟悉西方文学名著和西方古典音乐，熟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大为惊讶地问：“中国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我说：“在中国，上过中学的人都读过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当然，我受父母影响，从小喜欢文学艺术，读了不少书。”莎拉说：“澳洲的历史、地理课本却强调澳洲和英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提及。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地理了解很少，这真太遗憾了！”

 

从山背后往上爬

那时，留学生们的日子很艰难。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还相当落后，大家带来的钱不多。既要保持学校的出勤率，又要挣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个矛盾非常尖锐。我们语言中心的第一个学期结束，班上八个中国同学就黑了四个。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再交学费，学生签证无法延续，沦为逾期居留的黑民，只好四处躲避移民局的搜捕。

    同学们为了挣钱，纷纷到工厂去打工，个别的幸运者甚至找到在工厂做中班的工作。这样，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后做工，钱挣得不少。但是我不想去工厂，我宁愿晚上与周末四处做些零工，也不想辞去莎拉家下午这份工。这份工不仅使我有机会练习英语口语，还给了我了解澳洲社会的机会。我来澳洲的初衷不就是想好好了解外部世界吗？

那一时期，为了挣海外学生的钱，澳洲各类学校应运而生，但是政府却对它们缺乏管束，这势必使海外学生大受其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维省海外学生办公室的一封信，说我就读的计算机学校汇报我出勤率不够，我的学生签证被取消了。我大惊失色，赶紧给我的一位堂姑打电话。

堂姑刚从香港移民此地不久，在维省东部一间中学任教。她驱车200公里，赶到我的计算机学校，镇静地与校方交涉，要求查找我的出勤率。结果查找的结果是我的出勤率是85％。堂姑立即带我去维省海外学生办公室。海外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学校显然搞错了，当即恢复了我的学生签证。如果不是堂姑帮我与学校交涉，我差点就走投无路了。我不禁想到，不知有多少同学被这些缺乏管理的野鸡学校坑害，又没有人帮忙啊！

到墨尔本的第二年，我开始联系大学，准备上研究生。莎拉希望我既找到合适的大学，又能留在墨尔本。她很为我能给教授写英文信，能用英语给系里的秘书打长途电话而骄傲。她总说：“你的英文真比以前强多了！”

按照澳洲的政策，我只有进正式大学念书，丈夫才能拿到陪读签证，与我团聚。澳洲的大学一般规定，你念完本科，可以念此科的研究生；否则你读研究生前，要补读一些本科课程。而学时的延长，就意味着我得交更多的学费。我不得不放弃学社会学的想法，选读东亚研究系的研究生，因为我有大学中文系的文凭。

我幸运地申请到海外学生津贴名额，但即使这样，一年的学费也要交6000多澳元，再加上生活费，我一年至少要挣12000澳元以上。真不知除了打工赚钱，我还能有多少时间念书、写论文？

相比之下，澳洲学生的境况要好多了。他们可以申请助学金及政府贷款，理工科研究生有时还有奖学金可拿。当然，他们哪像我曾经荒废了14年光阴？“文革”3年，下乡4年，工厂7年，整整14年宝贵的青春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想在异乡的大学进修真是难于上青天。

瞻前顾后，我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墨尔本一位管理研究生的大学老师对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困境。你们不是从山前的大路上山，而是从山背后往上爬。”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山前的大路就不属于我了。几十年了，我差不多一直是在从山背后往上爬，想在无路的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

后来，当我终于选定了悉尼大学，我告诉莎拉，我要离开时，她几乎哭出来：“你不能走！两年来，你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了。我真太难过了！”听说我要走，三个女孩的第一反应是：“星期五的晚餐怎麽办？”

离别对我们大家都是痛苦的。两年来，他们一家给了我这么多温暖，使我逐渐融入澳洲社会。多年之后的2006年，我与盖瑞去墨尔本参加亲戚的婚礼，我终于与布朗一家重聚。他们已经搬了家，艾亚与露茜都带着丈夫和小儿小女来聚会，莎拉大显身手，做了小羊腿款待我们。

盖瑞非常喜欢他们。回来以后，他从网上发了一封长信给朱利亚，他写道：“我私下里意识到，你和楣的关系大大改变了她对西方的态度，而且比你知道的大得多……布朗一家向她证明，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是何其相似……和她共度余生是一种有价值的、增长知识的和使我变得谦虚的经历。”

朱利亚、露茜和莎拉都给我们回了信。莎拉在信中说：“盖瑞：收到你的可爱的信，谢谢！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实际上，楣是宽宏的。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到你如此的赞扬，一半都不到。然而，我欣慰地听到她欣赏与赞同我们蹒跚向前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双方来说，那一段儿生活并不容易。因此，我很高兴，留给她的是如此愉快的记忆。”

 

尊重不同

我在悉尼大学一注册，就开始一边准备做论文，一边心急火燎地找工。一家找工代理给我找到几份家庭清洁工，有一家又离我特别的近，我欢喜若狂赶快去这一家面试。主人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非常和气友好，知道我在悉尼大学读研究生，他十分信任地说，你每个星期二来打扫一次，我把工钱给你放在餐桌上，这是我的房门钥匙。

   几天后我第一次登门去清扫卫生，我高高兴兴地开了门，拿出吸尘器就开始在客厅吸尘。吸完了客厅的地毯，我就把吸尘器拖进卧室。进了卧室，我抬头一看，立时吓了一跳，墙上到处挂着大幅的男性裸体照片。我扔下吸尘器，本能地夺路而逃。没想到他竟是同性恋！要是在中国这可是要进监狱的呀！跑到门口我猛然停住了，突然领悟——他是同性恋，那他对女人就没有兴趣，我不是更安全了吗？我跑什么呀？我多需要这份工啊！我怎么能跑啊？我回到卧室，拿起吸尘器埋头吸尘，尽量不看那些照片。做完了这一间，我又进了第二间卧室。它的陈设略有不同，但同样挂着大幅男性裸体照片。

我心中始终怀着警惕，担心会出什么意外。但是，这份工做了几个月，一直顺遂得很，一点差池都没有。有一天，我又独自开了门，来做卫生。厅里的餐桌上摆了一包东西，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写着我的名字。我打开一看，里面不但有工钱还有圣诞卡，上面写着：祝你圣诞快乐，这包东西是送给你的圣诞礼物。

我立时冲出房门，下楼去买圣诞礼物与圣诞卡。我真糊涂，竟忘了圣诞节快要到了，既没有买圣诞卡也没有给他准备圣诞礼物。这是多么失礼呀！他的礼物和卡提醒了我，我给做清洁的几家都写好圣诞卡，那周带了去。那几家也都送了我圣诞卡，有的还送了我礼物。但是，他可是这几家中第一个送我圣诞卡和礼物的人呀！

这位男子使我对同性恋者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他们只不过是性趋向与常人不同而已，他们并没有值得谴责之处。在悉尼住长了，我才知道，悉尼是澳洲的同性恋之都。因为在一些小城市或乡村，人们仍然歧视同性恋，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聚居到悉尼来了。我因之对悉尼增加了亲近之感，因为这个城市包容不同，尊重不同。

我从小在中国接受的是一分为二的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教育。无论什么事，非白即黑，非错即对，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哪讲什么求同存异，哪讲什么尊重不同，哪讲什么尊重少数或是尊重弱势群体。在澳洲遇到同性恋这件事使我意识到，世上的事是复杂的多侧面的——你不喜欢的事，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你不理解的事，不一定就不合理。

 

投身中文报业

谢天谢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到澳三年之后，我的丈夫终于与我重聚。但是，他不能适应这种披荆斩棘的艰苦生活。此时，恰逢澳洲政府允许我们申请正式工作，我不得不放弃读完研究生的打算，全力挣钱养活我们两个人。事有凑巧，我找到在一家中文日报当翻译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将每日的新闻从英文翻成中文。

    报社的工作量很大。我的英文不够好，对澳洲情况又不熟悉，刚开始翻译十分吃力。总编是香港来的，脾气很大，我动辙挨骂。但半年以后，我的英文有了很大进步；我原先的编辑记者经验也发挥出来，工作比较得心应手了。报社的工作大大增进了我对澳洲社会的了解。

当时，几年来陆续抵澳的几万大陆留学生处境艰难，引起了当地华人、澳洲民众甚至澳洲政府的关注。这家日报为了吸引读者，就经常编发一些留学生新闻。我是留学生出身，又有采访经验，总编就经常派我出去采访或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在一版留下大块版面给我。如果是移民部的记者招待会，我问的问题总是留学生们最关心的。如果是留学生有难，我必饱含同情，声情并茂地给以报道。每当我匆匆赶回报社，往往是我写一张，打字员打一张，贴版员贴一张。第二天消息见报，总是引来很大反响。虽然，我天天忙得像打仗，但我感到自己的工作与读者息息相关，我自然更加勤勉努力。

澳洲的中文传媒竞争激烈，我先后在日报、周报、周刊及月刊任职，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东华时报》工作的6年。《东华时报》的老板李伟林是马来西亚华人，他英文好，了解澳洲社会，非常善于经营，又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他尊重我们这些编辑记者，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与极大的自主权。李伟林老板接手后，《东华时报》的质量不断提高，渐渐成为澳洲华人最喜欢的一份中文周报。

我们不但刊载大量新闻，还刊发关于澳洲时事与人物的深度报道。我发现，华人读者迫切渴望深入了解澳洲社会，他们不仅需要知道新闻，还很想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我于是下功夫收集材料，每周抓住重点，用生动的笔法写一整版时事大特写，还配以照片。后来，我写的大特写成为了很受读者欢迎的“招牌菜”。我也采访了很多澳洲各界的名人，包括华裔社会的名人，将他们的故事详细报道出来。

我们的报纸还大量发表澳洲作者撰写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以及诗歌等，特别强调澳洲特色。这些作者的文章反映了海外华人在异乡拼搏的苦乐，我读来感同身受，所以特别珍爱，总是不遗余力地与他们联系，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们，耐心地编发他们的稿件。他们的文章成为我们报纸吸引读者的亮点，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我的朋友。

我自己能在写作与编辑工作上不断进步，有赖读者的长期帮助与鞭策。中文报刊的编辑部就在悉尼唐人街，我每天上下班，买东西，吃饭，都会碰到一些华人读者。他们总说：“你这篇大特写写得好，题目我们关心，文笔也生动。上周那一篇，议论太多了。”或者“你们发的那篇小说好看，那篇随笔有意思……”我的作者朋友也经常给我提出建议与批评。这种经常的反馈与鞭策，对我弥足珍贵，我是悉尼读者培养起来的。

中文报刊工作繁重，压力很大，要想始终如一精神抖擞地工作，意气风发地开创新天地，并不容易。在爸爸受难的那些年，妈妈多次对我说：“我一到了办公室，所有烦恼都忘得干干静静，脑袋里只剩下工作。”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力量巨大无比。我发现我也象妈妈一样，不管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的丈夫离去也好，我与男友分手也罢，我始终保持了镇定的情绪和充沛的工作热情。往往事情过去了好久，我的同事们才知晓。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攻击亚裔和澳洲土著的种族主义妖风，华人侨领黄肇强决定成立团结党予以回击。我与我的一些作者朋友立刻意识到他的主意很好但困难很大，就决心群策群力予以支持。我充分运用自己在中文传媒工作多年的优势，与这些作者及报社同人一起，组织了一浪又一浪规模庞大的宣传战役。

我深知，与澳洲的其他族裔相比，华人一向是埋头工作不问政治的，许多澳洲人对华人的评价是华人只知赚钱只懂做生意。一百多年前，来澳淘金的华人像可怜的羔羊般被白澳主义者屠杀驱赶，毫无自卫能力。现在，要想唤起华人参政的热情，非得掀起持续的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不可。

在北京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城市长大，被政治运动折腾了这么多年，我对政治不免有些厌倦，当然无意在异乡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但是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反对不反对种族主义已经超出了一般政治的范畴。一个人连自己的尊严都不想维护，那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中国已经不是清末，我们也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华人了。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澳洲方式在澳洲生存，过有尊严的生活。我知道，这又是一搏的时候了。这时，在北京这个政治漩涡里翻滚挣扎的几十年可就没有白过了，我的政治敏感这下有了用武之地。

1999年3月纽省选举，黄肇强被选进了州上议院。他与团结党在澳洲政坛发出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最强音。此后，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澳洲政府制定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法规。十几年下来，已经很少有人再敢公然宣扬种族歧视了，舆论在渐渐转向。作为移民与有色人种，也作为一名有政治敏感与新闻敏感的人，我清楚地感知了澳洲社会的这种变化。

 

 

广告征婚

1990年，正当我越来越喜欢中文日报的工作也对澳洲社会渐渐适应之时，我丈夫却在澳洲呆不下去了，他决定回京。当时，我出来时我们借的债还没还清。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对口的工作，既可以增进英文水平又可以攒钱还债,我们怎么可以放弃呢？然而，分居三年之后，我们之间的矛盾明显增多,隔阂日渐加深。其实我知道，他也很痛苦。我们之间已经很难沟通了，几经折腾，最后不得不以分手告终。

女友们敦促我赶快在报上登广告征婚，不要再耽误自己了。我那时已抵澳数年，找工找房一直都靠广告，对广告征婚倒也并无太大反感。我知道，一般人对广告征婚心有抵触。但是我并无闭月羞花之貌，年龄又这么大了，假如不借助广告扩大寻找范围，找到合适伴侣的希望将非常渺茫。

一位很熟的澳洲朋友对我说：“广告征婚会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甚至陷阱。不过，你经历过很多事情很有社会经验，可以试一试。要是别人，我会劝他们三思而后行。”我这人一向顾虑较少。要不也不敢在中年之时远离故土只身飞到万里之外的澳洲。我就这样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了澳洲的广告征婚市场。

有的朋友劝我仍找华人。当时，澳洲大约有二三十万华裔，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仅数万而已。我感觉，如果我仅在人数甚少的大陆华人中寻找，恐怕只有矮子里面拔将军了。

我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转向周围比比皆是的澳洲人,特别是与布朗一家相处两年，使我对澳洲人渐生好感，风俗习惯与文化背景不同并不影响我与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定在英文报上登广告，找西人。几经折腾，我终于碰到一位心仪的澳洲男士特里（Terry）。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其实是再次陷进了爱情沼泽地。同居四年之后，我终于下决心挣脱出来。

与特里分手之初，我对伴侣关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颇欣赏单身生活的自在随意。两年之后，在家人亲戚帮助下，我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我一人在收拾好的单元里走来走去，突然就觉得这个家太空落了，突然就觉得我需要一个日日相守的伴侣。

我相信世间有真爱，也相信我能找到合适的人。在异乡的事业成功是我自己披荆斩棘干出来的，婚姻的幸福不也得我自己披荆斩棘地去争取吗？远离故乡家人，我觉得自己只有勇敢地面对异乡荆棘一法。

2001年下半年，一位会算命的朋友说：“你今年不要再登广告了，你2002年才会遇到合适的人。”我对她的话不甚相信，我一向对算命采取半信不信的态度。那时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我为什么不再继续登广告试它一试？为什么要浪费大好光阴等待明年？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登广告。这次，我决定换一家报纸。没想到，这一换就遇到了盖瑞。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