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六：运动、下乡与回归

《人约黄昏》之六：运动、下乡与回归

辛夷楣

 

女十二中

1966年，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家中的亲戚朋友熟人几乎无一漏网，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甚至“联合国特务”等吓人的大帽子。北京人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演员毫无例外地进入了“黑帮队”。我们今天听说这个熟人跳楼自杀了，明天又听说那个熟人被打死了。在那段时间，我的两位堂姑先后疯掉了。

我们的中学——女十二中（现在的一六六中），解新中国成立前叫贝满女中，建于1864年，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是北京的名校。而位于北京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高中部来历非浅。同福夹道原为佟府夹道。佟府是清初顺治、康熙皇帝的内亲佟国纲、佟国维的府邸，顺治之妃、康熙之母佟妃曾长期居住于此。

1959年，我先在初中部上学；1961年上初三时进入同福夹道高中部，直到1968年底才离校。这座佟府有着几进大四合院与一些偏院，相当有气势。而这些房间开间非常大，有的隔成两间或三间教室，那些耳房则是老师们的教研室，有一个小偏院是图书馆与阅览室。校园内一些百年大树枝叶繁茂绿荫铺地，更增添了历史感。

我想，这座佟府大院几百年来是经历了不少跌宕沉浮，但它一定被“文革”的一幕幕搅得心神颤乱。如果它会说话，它一定会说自1864年以来，你们这几届在这里搞“文革”的学生最没良心，你们给老师们造成的创痛太深了。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我们怎么道歉都不为过，都不能挽回当年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

1959年，我进入女十二中上初一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我碰到多少学养高深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啊，他们的谆谆教诲、眷眷之心、殷殷鼓励，甚至他们的气质、风度都深深地滋润了我，影响了我。我和姐姐先后在女十二中从初一读到高三，我们经常怀着敬意谈论我们喜欢的老师。

但是，女十二中又是我们的伤心之地。那时，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阶级路线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不断地检讨爸爸的“右派”问题。当了六年班主席的姐姐直到高三才入了团；而我则一直未能越过这个“标志杆”。我一生中思想最苦闷情绪最低落的十年是在女十二中，并因为苦闷而生病。我在1964年休学一年，1965年再上高三，1966年高三将要毕业时，却赶上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浩劫。爱恨交加，复杂纠结，这一段生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运动初期，我像其他同学一样，整日整夜地在学校写大字报，揭露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那时，盛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住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记得我和几个同学决定给班主任老师李爽麟写一张大字报，班上的红卫兵已经写了，主题是“揭开李爽麟的画皮”。 我们几个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还是“右派”之女。如果不跟上红卫兵的调子，就有维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嫌。大字报由我执笔，我写了几稿，其他人都说不够尖锐。平时，李爽麟老师对学生很好，为人又很谨慎，要想给她挑错是很难的。我们于是费尽心机给她罗织罪名。

大字报终于贴出去了，我心里却在嘀咕：这样上纲上线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对不对呢？后来，我越想越良心不安，觉得文中不实之词颇多。在那样的时刻给老师无限上纲，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这想法困扰着我，以致在路上远远看见她，我就赶紧躲开。但是直到运动后期离开学校前，我都没有勇气去向李爽林老师道歉。现在想起来，我应该道歉的何止是一位李爽麟老师呢！作为学生，我们以老师为敌，给他们制造了一种多么恐怖的环境啊！

    运动的矛头很快就指向我们——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了。按照“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混蛋，都是狗崽子。作为“右派”子女，我当然被划归狗崽子之列。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第一天被父母单位的红卫兵抄了家，第二天，她就在校门口的大影壁上贴大字报宣布，自己从此改名“x狗崽”了。学校里的红卫兵看到这张大字报，得意非凡，成群结队跑到我们班的教室，来看这个“x狗崽”，还大声地喊：“x狗崽滚出来，x狗崽滚出来！”那时，正兴改名，好多人改叫“李向东”、“张卫国”之类，以示自己革命。“x狗崽”事件象一颗炸弹，使学校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x狗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我被激怒了。我父亲有问题，但是我没有问题，我是人，我才不是狗崽子呢！我不能坐视人家欺凌，我要反抗！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战斗队，开始写文章批判血统论。我们的这个战斗队很快就与其他年级观点相似的战斗队结合在一起。

面对这纷乱的世界，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反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了。我也永远不能像爸爸妈妈那么有学问了。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要争取像妈妈那样善于保护自己，我要避免像爸爸那样被人无辜迫害。

妈妈可真是了不起，那么风云诡谲毫无章法的运动，那么多人陆陆续续被打倒，加之她又身在文艺单位，真是险之又险啊！虽然有人给妈妈贴了大字报，但最后什么罪名也没扣上。在“文革”中，妈妈始终保持了正常人的身份。这是妈妈难能可贵的胜利，也是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的福祉。爸爸已经久陷劳改农场，如果妈妈再出事，我们一家可就惨了。

1968年夏天，在“文革”的惊吓中，奶奶患癌症去世。那是我第一次失去亲人，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生命渐渐衰弱下来。奶奶卧床之后，每天中午，就由我扶着她在小院里走几圈。她总是说：“不想走了，走不动了。”我总是说：“奶，再走一圈吧。”她死去的那天下午，曾经有气无力地问我：“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啊？”我说：“奶，别担心，你会好的！”我不懂，奶奶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天傍晚她就断气了，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悲痛欲绝。悲伤渗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我不敢相信，奶奶就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远去。

 

永兴三大队

“文革”还在风风火火地进行，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年年底，我和大弟准备一起去山西插队。我们的学校甚至北京都乱得让人无可留恋，作为“右派”子女，参军与留城，我们没份，只能下乡。

我们要走，总得准备被褥、衣服、脸盆等等行李，妈妈还想给我们带一点钱在身上。但是，家中哪有钱呢？妈妈就决定把奶奶陪嫁的那个古董座钟卖掉。奶奶虽然在数月前离世，但那个老座钟一直在走。小弟到今天还记得只卖了几十元钱，这当然不够，妈妈又翻箱倒柜找出一些东西变卖，我与大弟才得以启程。

我们去的地方是山西省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永兴三大队。原平是晋中大县，距省城太原仅两小时车程。仅原午，曾经有气无力地问我：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啊？我马上那里的贫困与落后使我吃惊。房子是土坯房，村里没有电灯，没有电磨，晚上点的是油灯，吃水从井里打。水利设施很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大家的劳动工具仍是土锨和锄头。原先住在京城，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们还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现在亲眼看到广大农民的赤贫落后了，我们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无奈。

老乡和我们挣的工分从来分不到钱，吃的是玉米、小米、高粱等等杂粮，油极少，白面和肉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老乡们靠卖鸡蛋换盐、换灯油。他们家里除了土炕、锅灶、小炕桌，就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有桌椅板凳柜子的就算家境好的了。

我们大队有40多个知识青年，大家吃食堂，轮流做饭，每天早晚是玉米面窝头和小米粥，中午是小米饭。食堂的素油很快就吃完了，整个夏天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西葫芦、白水煮韭菜就小米饭。咸菜也很稀罕，因为吃的盐分不够，女生的头发从脑后开始变白。而长期吃不到油水，总感到饥饿，胃里那种空荡挠心的感觉真是难受。

有一天清晨，一名男知青在外面扯着嗓子叫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酱油膏（我不知现在市场上还有没有酱油膏，那年头它可真是宝贝）和花椒大料。原来，他和几个老乡一起出早工，看见一只奄奄一息的狼躺在村外小河边。年轻的老乡起哄说：“狼肉可好吃了。你打死它，背回去给你们京娃娃（这是老乡对我们这帮北京知青的称呼）吃哇。”那位男生也不害怕，上去一铁锨拍死了狼，一把抓起来，就真把它背回了食堂。

我们一听有狼肉吃，都兴奋起来，赶紧翻箱倒柜把所有佐料都找出来给了他。那天，他和另一位男生扒狼皮、切狼肉，又把狼肉和所有的佐料放在大锅里炖。他俩轮流拉风箱，几个小时没停手，累得汗流浃背。

干活时，老乡告诉我们，这只狼夜间去村里偷袭羊圈，被看羊的打伤后就逃跑了。它准是先失血过多，又在村前小河喝了水，一下子就瘫了跑不动了，成了我们的美餐。他们嬉笑着说：“你们这帮京娃娃没有家，又不懂粗粮细做，真是饿惨了，甚（什么）也吃！”

我们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闻见了肉香，走进食堂，人人都分到一大碗狼肉，有的女生不敢吃。我一尝喷香，一点怪味没有，只是比牛肉稍微老一些而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高高兴兴地把一大碗狼肉吃得精光。吃完狼肉，浑身发热，有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以后的好几天，我干活都觉得浑身是劲。可惜，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有一年夏天，我大弟被派到水库工地干活。那里天天吃高粱面，又缺油少菜，大弟痔疮犯了。这时，我听说村里有人杀猪，就拿仅有的几块钱去买了一块猪腿肉。我抹了好多盐，把肉腌了几天，又用纸包好挂起来晾干。我知道，夏天不是腌肉的季节，但也只好试一试了。

过了几天，正好有知青要去水库工地。我准备把肉切成片，蒸熟了，再装在玻璃瓶里给大弟带去。没想到一刀切下去，肉里钻出许多白蛆。我一向不怕虫子之类，可看见这么多蠕动的白蛆，也吓了一跳。但是这块猪腿肉太珍贵了，绝对不能扔。我立马横下一条心，三下五除二把肉切成片，又把蛆一个一个挑出来，包在报纸里迅速扔进火塘。我反复把肉洗净，然后再放进食堂的大笼屉里蒸。大弟收到这瓶油汪汪的咸肉，喜出望外。我自然不敢告诉他长蛆的事，我想，反正洗干净蒸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幸好他吃了并没生病。

村里的物质生活虽极为贫乏，但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天高皇帝远，“文革”的每一个步骤到了这里就雷声大雨点小了，有时甚至连雷声都听不到。我们这帮北京知青差不多都带了些千方百计藏匿下来的世界文学名著，大家的一大乐趣就是交换彼此的珍藏。什么《白痴》啊，《简·爱》啊，《加尔曼·高龙巴》啊，全有。晚上下了工，我们知青的排房里乐声阵阵，那是我们在唱《三套车》和《古诺小夜曲》呢！我有一套《外国名歌200首》和续篇，开本很小，我带到乡下，成了同村知青珍爱的瑰宝。

能从“文革”的硝烟中逃跑，躲到这样荒僻的去处，尽情地捧读久违了的外国文学名著，尽情地吟咏唐诗宋词，尽情地高唱外国民歌，而不用担心有人来批判你，这真是那荒谬年代难得的享受。心情好时，我不但在油灯下写日记，还开始写诗。这种回归中西传统文化的氛围也越来越让我们疏离了京城里的最高司令部，越来越不把那里的权威们当一回事。

我们的村子离县城20公里，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车进城。我们整天干活，自然也想进城玩玩，但是大家囊中羞涩，舍不得买车票。我们发现，每天几乎都有军车从山里出来，经过我们的村子，去县城、邻县或者太原。我们决定试着搭军车出去。

有天早上，我和大弟等几个知青事先向队里请了假，在大道旁等军车。我们让男生们躲在院墙后面，看见军车远远开来，我们几位女将就忽然打横在大路上站成了一排，军车只好刹车停下。我们问：“你们去哪儿？”驾驶室里的两位解放军说：“去忻县。”我们就说：“我们也去忻县，带上我们吧！”不等他俩点头，我们向墙后面的男生一喊，七八个人呼啦一下就爬上了卡车。两位解放军死说活说，我们就是不肯下来。他们怕误了事，只得开车走了。

坐在卡车上，小风一吹，我们心里美得不行。为什么要让男生躲着女生截车呢？因为那时知青们名声不大好，确有偷鸡摸狗甚至抢钱的。如果是男生们截车，军车是不敢停的。一个小时后，忻县到了，我们高高兴兴下了车，围着驾驶室问：“你们下午几点回去？”两位解放军真实诚：“4点。”我们一连声地说：“我们还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可要等我们呀！”

没走几步，一位女生担心地说：“要是他们不等咱们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返身跑回卡车，噌地一下，把一个装着塑料雨衣的网丝兜扔进驾驶室。两位解放军还没反应过来，我一边喊：“下午见！”一边跑远了。解放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为了这件雨衣，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同伴们都放心了，说我急中生智，想出了好主意。

后来，我们隔一段时间就拦军车出去一趟。我和一位女生还拦军队的卡车去太原玩了两天。我俩在太原的名胜晋祠照了相，晚上在太原火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又顺利地搭军车回村。

有一次，住同屋的一个女生幸运地被选调到县里的一个镇上当广播员去了。一天她来信说，一人闷得不行，让我去看她。我从原平县城买了火车票，到她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她说：“让你花钱坐火车来看我，心里真别扭。我们这个小站常有货车停几分钟再开，都是经过咱们县城的。走，我送你走！”

我俩在小站上等了一会儿，一列货车果然开过来了，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了速度。一节、两节，货车慢慢地在我们身前开过。我俩互相看了一眼，有点傻眼了。这时，最后一节列车长的车厢开过来了。我突然伸手抓住铁栏杆，纵身一跃，就牢牢地站在车厢的最下一层台阶上了。列车长板着脸用山西话问：“你克（去）哪儿？”“克原平！”就在我俩对话的时候，火车加速了，我是下不去了。他只好说：“上来吧！”我高兴地向我的同伴挥手，她向我竖起大拇指。

    落后与贫穷绝对是一对孪生姐妹。村里普遍实行包办婚姻，姐姐订婚得到的彩礼正好作为弟弟娶媳妇的聘礼。我们小队有一对姐妹叫改灯和换灯，这名字起得好，后来果然就改了换了，一连生了两个弟弟。他们的父亲四处托人给改灯找婆家。改灯不好意思说，换灯却羡慕不至地告诉我们：“她婆家不但答应了俺爹提出的礼金数目，还答应给俺姐五套新衣服，新毛衣、新棉袄，新绒裤，还有的确良衬衫呢！俺姐真是好福气啊！”

新郎是外村的，两个新人结婚前见过一面。这哪是结婚，这不是做买卖吗？这样的包办婚姻太没人性了。可再一想，我又很理解换灯的想法了。村里的姑娘们冬天一身黑布棉袄棉裤，脱了冬衣，夏天只有一件衬衫，白天穿了，晚上天黑时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我们晚上去串门，她们只穿着兜肚，不好意思出来见我们。结婚要的这几身新衣服也许就是她们这一辈子最宝贵的财产了。至于那男人怎么样，两人合不合得来，婆婆厉害不厉害，对她们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我们生产小队有个小脚老太太李岚岚，大概五十七八岁了，还是整天出工。我们问她：“您这么大岁数了，不如像别的老太太一样，在家干点家务算了，天天跟我们出工多辛苦啊！”她痛痛快快地告诉我们，她的三个女儿都结婚嫁人了，家里只有一个老伴是疯子，只能靠她挣工分分粮食，家里家外的活都要靠她一人来做。

她的日子这么艰难，可我从没见她愁眉苦脸过。她整天和大伙说说笑笑，还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的。夏初时节，她告诉我们，她家的杏子、李子熟了，可甜了。我们说好傍晚下了工，到她家去买水果。我和大弟及几个知青刚一进她的院门，她的疯老伴就拿了一根棍子远远地冲着我们挥舞起来。我们正吓得要跑，李岚岚出了屋子，几句话就让疯老头安静下来，把他推进了屋里。

李岚岚把我们引到后院的果树前，摘下杏子、李子让我们尝，果然又甜又软。她要的价不比别家贵，我们高高兴兴地买了几大书包回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买，但是钱已经不多了。她爽快地说：“用全国粮票换也行！”我们兴奋不已，那一阵儿三天两头去她家换水果。去的次数多了，我们也不怕她的疯老伴了，趴窗往她屋里一看，没想到竟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连炕上的被子都摞得整整齐齐。这个老太太可真了不起！这么辛苦的日子她却过得这么有滋有味。

我可就脆弱多了，特别是到了第三年出身好些的知青都选送上了大学，或者在县城里分配了工作，我就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1972年，大弟把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知青回北京的名额让给我，自己却仍留在苦不堪言的村里，等着在当地进工厂当工人。我这才得以脱离苦海，回到北京，进入一家大工厂当工人。自大弟出生以来的二十多年，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此后，我们却只有短期的重聚却没有机会再如手足般相守了。

山西的四年，使我饱尝了物质极度匮乏、饥饿、赤贫、落后及愚昧的滋味。这种滋味恐怕是人类最深沉最基本的痛苦了，我不愿再过那样的生活，也不愿看到任何人再处于那样可悲的境地。回到北京之后，一想起那么多老乡仍在过着赤贫的日子，我就心如刀绞。怎么才能让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娘姐姐妹妹尽快过上好日子呢？我常常苦苦思索，也暗自庆幸自己出生在城市。中国的城乡差别真的太大了。感谢邓小平，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迅速，经济大大增长，我们山西的老乡终于有机会摆脱贫困愚昧，提高生活水平了。我希望，改灯、换灯和李岚岚的境况能渐渐好起来。

 

驱散阴霾

1976年，“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妈妈爸爸的亲戚朋友同学又开始来往了。大家都在四处打听消息，争取早日落实各项政策。妈妈和我们也重新燃起希望，盼着能解决父亲的问题。此时，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20年，将近60岁的父亲已被安排到浙江萧山县的乡下劳动，我们姐弟几个每月寄一点钱贴补他的生活。197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终于下达了关于给“右派”改正的文件。

妈妈多方了解分析情况，层层寻找熟人关系。我这时总算成熟起来，请示了车间的领导，就开始在外四处申诉，充当了打先锋的脚色。下了夜班，睡一会儿觉，我就到处跑，从东城区委到区教育局，从教育局政策落实办公室到爸爸原先就职的学校。我跑了无数趟，想尽办法向他们反映、要求；妈妈又千方百计找关系疏通。这样双管齐下，1979年初，教育局终于同意给父亲改正。

爸爸曾经就职的学校领导给我找出一张纸，说是当年给爸爸做的结论。上面干巴巴地写了几句话：崇拜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我把这张纸一扬，忍不住问他们：“你们就凭这张纸把他整了20年？”

他们几人面面相觑。有一人嗫喏道：“不是我们搞的，当时我们不在这里……”

一个雪夜，妈妈和我出外打听信息，想把爸爸尽快调回北京，以防政策有变。不幸妈妈竟被无轨电车撞倒，摔成脑震荡，不能起床。我们当时打听到的消息是，回来的“右派”太多，北京市政府很快要下文件，不许“右派”回京，提倡就地安置。那时，家里没有一分钱存款，我立时把存着准备结婚的两百多元人民币拿出来，对小弟说：“你快坐火车去把爸接回来，那边如果说手续不全，不放人，你立即打电报给我，我再去找教育局。”

小弟到了杭州车站，等着接他的爸爸根本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子了。父子分别已经十几年了才第一次相见，说是恍若隔世也不为过。当地果然不放爸爸走，说是手续不全，其实是他们想要留他在那里教书。小弟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我，我赶紧去找东城区教育局补办了手续寄去。直到1979年3月下旬，小弟才把爸爸从浙江接回北京，妈妈仍病在床上。爸爸到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派出所上户口。真是万幸啊，赶在了北京市关于“右派”就地安置的文件生效之前，我们将爸爸接回了北京，否则我们全家就不能团圆！

经历了21年的磨难，我们头上的阴霾终于被驱散了。我们一家不必再背着低人一等的黑锅，时时事事被人看不起了。后来，经过不少周折，在妈妈的老同事帮助下，爸爸得以调入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历史。他的才华终于在花甲之年得到发挥，他的得意门生们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20年来，爸爸在大墙后面受尽屈辱磨难。在他身边，许多人倒下了，停止了呼吸；他却坚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不但没有倒下，还炼就了一副好身板。妈妈在大墙外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把我们四个孩子养育成人。这是两个多么坚强的灵魂！

1972年回京之时，我已经二十好几，是典型的“大女”了。我该上大学时，却赶上“文化大革命”；该结婚时，却在上山下乡。现在，我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进了工厂，有了工作。亲戚朋友都着急地说：快找对象，快找对象！那时，中国还没有任何类型的广告，更别说征婚广告了。再说，就是有，我也未必敢于问津。妈妈四面八方为我张罗对象，但亲戚介绍的第一个人就嫌我的父亲是摘帽“右派”，退避三舍了。

爸爸回来之后，妈妈继续为我寻找对象。我对婚姻幸福几乎不再报任何幻想，只想尽快摆脱这种让自己和家人都尴尬的处境。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心已经不是温暖，而是难以负荷的重负。在当时的中国，人一定要随大溜儿。别人到年岁都结了婚，你也必须结婚，否则，舆论压力就很大，烦恼就莫名其妙包围你。

这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位男士。他脾气好，有教养，和我也有不少相同的爱好。不过，结婚归结婚，我决定不要孩子。我的大好时光被“文革”耽误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又在业余时间攻读自学考试中文系大学文凭，每周有三个晚上在北师大上辅导课，我不想为抚养孩子分心。更主要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婚姻会走向何方。婚姻破裂了，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丈夫也不想要孩子，因为他怕做家务事。到澳洲多年之后，有位女友问我，当初没要孩子后不后悔？我非常坚决地回答：“一点也不，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地质报

1979年春，就在爸爸回到北京的那个月，我从工厂调到地质部所属的《地质报》工作。出野外，到地质队采访成了我的最爱。别的女同事出差出野外，常常生病，我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不是吗？从前在乡下插队时，没钱买车票，我们想到哪儿，不得不扒火车拦卡车。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都没生病。现在出差，坐火车有卧铺，去偏远的地质队有长途公共汽车甚至吉普车，我怎么会生病？那几年，我去了河南、河北、安徽、宁夏、四川好几个省，见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也体会了地质队的辛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川西雅龙江（金沙江的上游）边的一个区域地质调查小队采访。长途公共汽车从西昌出发不久，就在人迹罕至的雅龙江峡谷里颠簸开了，直到傍晚我们才到达。地质队的人看见我，像见了亲人一样，说好几年没看见部里来的人了。小队长为难地说：“怎么办？大家都想来和你谈谈，叫谁不叫谁呢？”我高兴地说：“让大家都来，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尽量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屋子是土坯盖的，非常简陋，灯光昏暗，却坐得满满堂堂，而且气氛热烈。他们谈到地质队的工资待遇很低，没有午餐补贴，出野外遇到小饭馆或者老乡家可以买饭，都掏不起钱。大家中午总是用冷馒头充饥，很多人都得了胃病。家属来队上探亲，队上没有足够的房子给家属住，家属不能常来，夫妻分居时间太长。他们谈得很质朴很实在，没有一点渲染，一点发泄。这是一群多么坚强的人啊！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困难反映上去，争取上级领导关注解决。

我把他们谈的问题归纳整理后，先与在西昌的该区域地质调查大队领导核实情况，再到成都与省地质局领导核实。回到北京，我又与部里的有关司局一一核实。然后，我精心构思，写了一份内参，上报给部领导。我知道，写内参调查核实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在保证句句落实、经得起推敲之后，还必须把这份内参写得生动感人，它才容易引起注意。否则，部领导每天文山会海，这份内参很可能就被淹没了。一句话，我要让它脱颖而出，揪住部领导的心。

内参仅仅发出几天之后，报社领导告诉我，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召集有关司局领导和我们报社领导及我一起开会。孙大光架子大，部里的人都怕他，报社领导和我都有点紧张。出乎意料的是，在会上，发言的司局局长们纷纷表示我反映的问题属实。我想，他们早就想解决这些问题了，我的内参只不过是把这些问题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罢了。

有的司局长还说，这些问题很普遍，不仅是区调队，其他地质队也一样，都应该解决。孙大光立即问财务司司长，可不可以给所有出野外的工作人员发放午餐补贴，并且给地质队普遍发放保温饭盒？财务司司长说可以这样做。孙大光当即拍板说，就这么定了，立刻起草文件。我心中一阵狂喜。司局长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地质报》的总编指着我高兴地对大家说：“她可是我们报社的女干将呢！”我没想到，午餐补贴和保温饭盒能扩大到所有的地质队，要知道，全国有几十万地质队员呢！

20世纪80年代，我在《地质报》工作了8年，虽然写了不少稿件，但是我觉得这份内参才是我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它总算为第一线的地质队员们说了话，使部领导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使千千万万的地质队员得到了一点儿实惠。内参反映的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午餐补贴总算发放下去了。我的上传下达总算落实到了实处。在《地质报》8年的工作与生活是充实愉快的，我喜欢新闻工作，特别是爸爸的“右派”改正之后，我没有了思想包袱，心情豁然开朗，整个人恢复了愉快与自信。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红红火火。我决定挪挪窝，离开已经干了8年的《地质报》，换个工作环境。新单位已经找好，但是报社领导说，我们不放你走，我们需要你。这可把我愁坏了。有位阿姨对我说，你不如去澳洲留学，国家有政策，凡自费留学不能扣住不放。那正是留学风兴起的时代，我就和丈夫商量，他非常赞成，极力怂恿我先去打前站，然后再接他去。

我希望有机会继续学好英文，我更想飞出国门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中国古人就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自50年代我懂事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世界对其他国家全无了解，真有枉活一世的感觉。

自我上小学以来的30年，我的青年时代几乎都住在北京城圈里，处在政治漩涡之中。我们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涡之中挣扎沉浮，爸爸妈妈和我们几乎被淹没，几乎被碾成齑粉。值得庆幸的是，这阴霾漫漫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中国总算打开了国门。我很想亲眼看看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没有想到，我一飞出中国，竟一时半会儿飞不回来，我将失去我在北半球所拥有的许多东西，甚至婚姻。我更没想到，我会选择与生长在英国的盖瑞·坦普相伴余生。

认识盖瑞以后，他常常问起我的过去。他怎么也想象不出爸爸妈妈曾经遭逢了20多年厄运，而我们姐弟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充满了挣扎与坎坷。他反复地询问事情的细节，探究这些政治运动的起因。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这么荒谬？

飞到澳洲，我的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普通人的生活，也渐渐接受了一些西方观念。例如，与中国人的守土重乡相比，西方人更崇尚冒险闯荡。盖瑞16岁就只身一人来到新大陆的经历，仍令我惊叹不已。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照片说明：

         辛夷楣（左一）在山西插队时，与其他知青合影

[绿珊瑚]

我熟悉的故事和情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几家家都有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