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子阿姨

凤子阿姨

辛夷楣

 

1955年，我家搬进史家胡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院后，我每天都可以见到美丽的女演员们穿梭来去。但是，当妈妈把凤子阿姨介绍给我的时候，我立时被她的优雅风度吸引。她五官秀美，普通话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微笑的时候嘴唇的线条特别好看。

我那时快十岁了，正是十分好奇的年纪，忍不住问：“妈呀，凤子阿姨风度怎么这么好呀？”

爸爸妈妈都笑起来。爸爸说：“你没见过凤子阿姨年轻的时候呢！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凤子真是漂亮得惊人呐！”

妈妈提起：“那时，凤子在曹禺的《原野》里演金子。联大的同学们说，这下才明白了什么叫

 ‘惊为天人’啊！”

 

相识于舞台

 

原来，妈妈与凤子阿姨早已认识多年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的大片土地很快被日本人占领。共产党领导的“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通知妈妈想办法转移到大后方的昆明去读大学。那时，北大、清华和南开正准备南迁，成立西南联大。1938年9月，妈妈从天津辗转千里，到达昆明，投考西南联大。

   在等待发榜期间，“民先”领导指示她参加“抗先”领导的金马剧团，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金马剧团正在排演石凌鹤写的反映抗日的话剧《黑地狱》。妈妈就介绍她的堂姐去演女主角。没想到，堂姐看了剧本，却死活不肯演了。

她说：“定华，你知道吗？女主角金姑娘是个暗娼。我要是演了这个，家里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妈妈左劝右劝，说张家人大多远在南京和四川，未必会知道，还是宣传抗日要紧，堂姐却执意不肯。

妈妈觉得很对不起组织。民先的董葆先就拿话激她：“张定华，咱们剧团演不了戏，影响可就太大了！”

妈妈只得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要会演我就演了。”

董葆先马上接茬：“我就等你这句话！你为什么不可以演？”18岁的妈妈鼓足勇气，答应试一试。

首演那天，观众踊跃。一位联大同学到后台来告诉妈妈：“联大的好几位名教授都在下面看戏呐！你看，那个有胡子的是闻一多；那个穿西装的是孙毓棠；他旁边是他的夫人著名演员凤子……”

那是妈妈第一次看见凤子。她那天穿着旗袍，非常漂亮。因为她姓封，联大学生都叫她封先生。

演出结束了，观众热烈鼓掌。教授们好奇地问：“你们从哪儿找来个说着标准普通话的年轻姑娘？”

金马剧团里的大多数演员是云南当地人，能讲标准普通话的人很少。妈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显得很突出。

此后不久，联大已经开学，两位男同学来找妈妈说：“一些联大师生准备排演一出抗日话剧《祖国》，是陈铨教授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封先生扮演。几个女同学去试演教授夫人的年轻女仆，结果都不合适。老师们和封先生看过你的戏，希望你去试试，你总不能不去吧？”

妈妈怕影响功课，可又推却不过，只得跟他们走。到了排演场，闻一多、孙毓棠、陈铨几位教授和凤子都在那里。

孙毓棠先生是导演。他给妈妈讲解了剧情，让她做一个小品。女仆在打扫房间，电话铃响了，是夫人的年轻情人刘先生打来的。

妈妈回忆说：“那天，我也不知怎么福至心灵。我先是懒懒散散地打扫屋子。铃响了，我慢慢滔滔地拿起电话，一听是刘先生，就腾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我上楼去叫夫人！’结果，老师们都很高兴，说我演得好，演出了小女仆自以为是教授夫人心腹的心态。凤子高兴地拉着我说：‘我就知道你能演！’”

凤子阿姨1912年生于广西，在汉口二女中时就参加了戏剧活动。30年代，她在复旦大学念书时，参加复旦剧社，先后在名导演应云卫、欧阳予倩指导下，在曹禺的《雷雨》、《日出》里担任主角，在上海引起极大轰动，后来，还到日本演出过《日出》。

但是，妈妈发现，凤子阿姨没有一点大演员架子。她排戏十分认真，而且总是耐心地帮助点拨联大这帮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一天，凤子阿姨发高烧打摆子，在后台披着大衣还冷得发抖，上台去却照样精神抖擞，演戏一丝不苟。

《祖国》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不但场场满座，每次剧终，台下观众自动全体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保卫祖国！”

《祖国》演出结束，临近1939年春节，剧组老师同学一起聚餐。担任舞美设计的闻一多先生举杯邀请大家共祝抗战早日胜利；并说抗战胜利的那天他要剃去自己的飘然长须。

凤子阿姨不善饮酒，又难却同学们的盛情，喝了一点儿，已满面通红。有位同学请她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写了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引来哄堂大笑。

在《祖国》排演之中，地下党领导同学们成立了联大剧团。《祖国》演出之后，联大剧团陆续排演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大戏小戏，这使妈妈与凤子阿姨的接触不断增多。

1939年暑假，热心戏剧的联大老师和同学邀请曹禺来昆明排戏演出。那时，曹禺在重庆附近的国立剧专教书。

地下党领导决定由联大剧团发起，组织国防剧社、金马剧团、艺专、云南省剧教队等单位举行联合公演。上演的剧目有曹禺的《原野》和曹禺、宋之的联合编写的《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凤子在两个戏里都演主角，在《原野》里演金子，在《黑字二十八》里演富商的女儿玛丽。曹禺亲自执导《原野》，又在《黑字二十八》里演小汉奸杨兴福。

   两出戏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原野》更是轰动了山城。凤子的大幅剧照挂在昆明马市口的照相馆橱窗里，常常引来人们围观。凤子走在街上，常有人惊呼：“金子——凤子！”多年以后，曹禺曾说：“凤子是所有演过金子的人中，最好的一个！”

此后不久，凤子决定去重庆演戏。那时，重庆聚集了大批影剧界人士。她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成为一名职业演员，演了一些舞台剧，还拍了夏衍编写的电影《白云故乡》。

 

香港又重逢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此前，妈妈已在1939年3月加入了共产党。这时，地下党领导通知她迅速离开昆明，转移去香港。到达香港后，妈妈在地下党办的《女光》杂志工作。不久，她听熟人说，凤子也到了香港，住在太子道，就跑去看她。

原来，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撤退进步文化人士。一天傍晚，凤子被通知到重庆《新华日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等一位同志。她做梦也想不到，来和她见面的竟是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她的撤退路线，还给了她300美元，以备不时之需。

凤子阿姨与妈妈在香港相逢，真是他乡遇故知了。两人促膝谈心，从国事到家事，从熟人到自己。妈妈对凤子阿姨与孙毓棠教授分手感到惋惜，但是也意识到，他们的想法确有很多不同。

那时，在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下，撤退到香港的大批文化人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凤子是台柱子之一。他们一连演出了《雾重庆》、《北京人》和《马门教授》三台大戏，一时间，轰动了港岛。凤子阿姨曾来找妈妈，说演员不够，要她去参加演出。但妈妈那时的工作任务是隐蔽的，怎能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呢？所以，她只好婉言拒绝。

当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大举进攻香港，凤子与王苹等很多人从九龙逃到妈妈的上级——曹亮夫妇家里来躲避，她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后来，廖承志安排一些文化人从广东东江游击区去桂林，凤子阿姨历尽周折回到重庆。在那里，她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继续演戏。1943年，妈妈到重庆生我姐姐，她们劫后余生，又再次重聚。

   抗战胜利之后，凤子阿姨到上海，先做报纸，后又编辑《人世间》杂志。有一天，妈妈在报上看到凤子阿姨结婚的消息：“美人已属沙博理。”尽管当时有许多议论，但妈妈相信凤子阿姨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她们两人的再次见面则是在全国解放之后的北京了。

 

患难见真情

 

1952年，妈妈就职的《大公报》社迁京，她一人先来，爸爸和我们还在上海。她去看望北京市文艺处的负责人王松声。1942年初，妈妈自香港回到昆明继续在联大读书后，一直与王松声一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排演了《雾重庆》等一系列抗日剧目，所以他们十分熟悉。

王松声得知我母亲当时在报社工作，就说：“定华，你怎么跑去搞报纸了，而且搞私营工商业？你应该去搞戏。凤子在人艺，你也去人艺吧！”虽然妈妈当时未置可否，但知道了凤子阿姨的下落，她十分高兴，马上就去看望凤子阿姨，她们已经有五、六年未见面了。

后来，王松声跟北京人艺的书记赵起扬一说，调令就下来了，《大公报》却不放妈妈走，拖了一年多，1954年上半年，妈妈终于进了人艺。

凤子阿姨当时在人艺担任艺术处处长。那时，人艺笔杆子少，许多文字工作都堆到她身上。她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不知休息。有一天，她竟晕倒在办公室，说是脑血管痉挛症引起的。

   人艺领导安排妈妈到艺术处搞文字工作。凤子阿姨高兴地说：“定华，这下好了，文字工作有人与我分担了。”本来，艺委会开会，都是凤子阿姨召集组织，妈妈去了以后，就由妈妈担任记录、整理，分担了凤子阿姨的一部分工作。

妈妈的办公室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海棠院正房西屋，凤子阿姨的办公室和她的紧挨着，在西屋后的小套间。

1955年，人艺成立了总导演办公室，妈妈担任秘书。人艺的总导演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隐。焦先生才大脾气也大。妈妈新来乍到，处处生疏。但有凤子阿姨这位认识多年的老师帮助提携，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凤子阿姨主要负责找剧本，联系作者，向人艺的艺委会推荐剧本。后来，她调到中国剧协去担任《剧本》月刊副主编。他们的编辑部就在距首都剧场数步之遥的文联大楼里。她不仅常常到人艺来看戏，也常常把剧本方面的信息通知人艺。

妈妈与凤子阿姨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了，她们的友谊却日益加深。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看凤子阿姨。他们当时住在东四附近。凤子阿姨的女儿沙亚美比我小几岁，我们很玩得来。凤子阿姨和妈妈在客厅里说话。亚美把我带到她屋里。我俩把她的玩具摊了一地。等到妈妈说，我们该走了，我俩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爸妈两人的工资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奶奶（我们管外婆叫奶奶）和我们4个孩子都要依靠妈妈一人的工资养活。家中还有一位保姆是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关系亲如家人。在她没找到工作之前，妈妈自然要继续付她工资。撇开政治压力不说，单是经济压力就把妈妈压得透不过气来。

有一天，焦菊隐拿了一个点心匣子到妈妈的办公室，对妈妈说：“定华同志，这是给你的！”妈妈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满盒鸡蛋，鸡蛋上面放着一个存折，里面有200元存款。

妈妈马上说：“焦先生，太谢谢您了！鸡蛋我收下了，但是，存折我不能要！”焦先生没说什么，只好把存折收回去了。

事后，妈妈把此事告诉了凤子阿姨。凤子阿姨说：“定华，你不收焦先生的存折是对的。我和沙博理的工资都比较高，我以后每月补贴你20元，你得收下！”妈妈当然不肯要，但凤子阿姨一再坚持，妈妈就同意了。从那以后，大概有两、三年之久，凤子阿姨每月都给妈妈20元补贴家用。

爸爸遭受打击时，我虽然小学还没毕业，但是对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已经很敏感了。凤子阿姨对我们家的帮助，我深深记在心里。多少年后的2006年，焦先生与凤子阿姨都已经作古。一次，妈妈爸爸提起这些往事，仍是无限感慨。爸爸说：“那时，人们对我们这样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像焦先生和凤子这样主动帮助我们，实在是太难得了！”

后来，凤子阿姨的一位领导对她说：“你这样做是帮助了张定华，但是政治影响不好。”凤子阿姨只得改变做法。那时，《剧本》月刊总是收到大量各地寄来的剧本投稿，编辑们看不过来，她就让妈妈帮助审阅剧本，写出评语意见，并给作者回信。然后，根据妈妈的工作给一些报酬，大约也是每月20元。

 

温馨的家庭

 

我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妈妈对我说：“凤子阿姨想请你这个暑假去帮亚美补习数学。放假了，亚美一个人在家寂寞，也想你去陪陪她。”

那时，凤子阿姨家已搬到后海前街；我家也从史家胡同的人艺大院搬到演乐胡同，与焦先生为邻。我去凤子阿姨家，只要从灯市东口坐上十一路无轨电车，就到了后海，很方便。能够帮人补习功课，我觉得很高兴，特别是能帮凤子阿姨的女儿做一点事，我顿生欣慰之感。

我第一次去的那天，凤子阿姨特地晚去上班，在家等我。一见我，她就说：“我怕她一人在家不专心做作业，就说暑假期间找个姐姐教她、陪她。我提出好几个人让她选，结果，她就选了你！我给你买张月票，以后，你每天上午都来。你们先做作业，然后再一起玩儿。”

那时，亚美在上小学三、四年级，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眼睫毛特别长。她性格安静，为人善良，我们十分合得来。每天，我总是先督促她做作业，然后再和她聊闲天，玩游戏，她告诉了我学校里的许多趣事。

在家里，凤子阿姨对亚美说话总是很亲切而且带着鼓励的语气，沙博理伯伯则喜欢开玩笑。有时，他给我讲亚美小时候的笑话、趣事，讲完了还要问：“亚美，是不是啊？”亚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一天上午，凤子阿姨在家里做事。她对我说：“今天下午，我要去单位开会。一会儿，你在这儿吃饭，吃完饭，咱俩一起走。”

凤子阿姨特别平易近人。她和我什么都谈，亚美的学校啦，她自己的爱好啦，人艺最近演出的戏啦……

吃完饭，我们俩走出来，上了无轨电车。一上车，凤子阿姨就说：“咱们往前走，前面有风，视野开阔。我一上车，就总是往前面走。”那天，她穿着短袖衬衫和薄薄的黑裤子，头发挽在脑后，风度优雅，一看就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女士。清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窗外掠过故宫筒子河的美景。我不禁想，凤子阿姨一生成就了很多事情，她大概就是这样永远往前走，一路向前闯的吧。

那个暑假，使我对他们一家比较了解了。沙博理伯伯总是梳着整齐的背头，戴着眼镜，文绉绉的，身材却像运动员般健美。他和蔼可亲，普通话讲的比较慢，仍带着外国味儿，但十分清楚。沙博理是他的中文名，他是美国人。

二次大战前，沙博理从法学院毕业，曾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战争中，他被应征入伍，服役期间被调去学中文。战后，他想到中国继续学中文。1947年，他一到上海，就带着凤子阿姨朋友的介绍信，来找她。凤子阿姨当时正在编辑《人世间》杂志。

   因为认识了凤子，沙博理也就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进步人士。1948年的一天，上海《文汇报》突然登出一条小消息：凤子将定于某月和美国律师沙博理结婚。原来，这是凤子阿姨的老朋友冯亦代开的一个玩笑。他俩原打算简简单单旅行结婚，这样一来，朋友们都知道了，每天电话不断，而且礼物也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不得不举行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婚礼。

解放后，沙博理在外文局工作，先后翻译了《李有才板话》、《家》、《保卫延安》等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在家里，他们都说中文。我注意到，沙伯伯的生活习惯几乎中国化了，他穿中式布鞋，吃中餐，喝绿茶。他只是不喜欢吃米饭，每顿饭总是让阿姨给他烤一点馒头片。

一次，凤子阿姨笑着告诉我：“我们认识之初，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结果，他的中文越来越好，现在还成了外文局的专职翻译，能翻译中国文学名著，我的英文却一直没有学好。”

他们家的房子并不大。坐北朝南，阳光充沛的那间是客厅兼书房；中间一间是卧室兼餐厅，在大床之前摆了一架屏风，屏风外面摆了一个小餐桌。凤子阿姨对我解释说：“他们外国人不习惯在卧室吃饭。所以，我们用屏风隔开，把床挡在里面，外面就算做是餐厅了。”再往后走，有个小房间是亚美的，还有一间卫生间。后院是厨房和阿姨住的房间。凤子阿姨喜欢种花，他们的小院里种了不少花，不同的季节总有不同品种的花在开放。

大约是1963年吧，沙博理伯伯参加了电影《停战以后》的拍摄。这部描述抗战胜利后北平军调处的电影在当时可谓红极一时。印象中，中共和谈代表是张平扮演；国民党的代表是项堃演的；美方首席代表由担任过宋庆龄秘书的美国人谭宁邦扮演。他们三人和赵子岳扮演的国民党县长都演得活灵活现，相比之下，沙伯伯演的美国教授就显得比较呆板。凤子阿姨笑话他是“活道具”，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开玩笑说：“凤子嫉妒我，她解放后一直都没有再演戏！”

沙伯伯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他的自行车前有一个小筐，里面放着书什么的，如果买了东西，也放在里面。有一年春节，他们家的阿姨回家过年，沙伯伯负责烧取暖的锅炉，凤子阿姨和亚美做饭。妈妈带我去拜年时，沙伯伯十分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他怎么烧锅炉，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趣。

 

劫后重聚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乱了套。妈妈怕影响连累别人，几乎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断绝了来往。有好多年，我们没有见到凤子阿姨一家。妈妈听说，凤子阿姨被整得很厉害，关在文联大楼不许回家，因为她和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很熟。后来，她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到了70年代中期，干校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凤子阿姨还在那里养鸡种菜，几年不许回家，还听说……

“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荒谬的噩梦结束了。“文革”中，妈妈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几乎都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联合国特务”等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被整得人仰马翻，几乎无一幸免，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到“文革”结束，他（她）们才陆续恢复自由，开始走动，为了落实政策奔走相告。“文革”前，我和他（她）们就很熟悉；“文革”后，我觉得他（她）们更可爱了。这群老知识分子年轻时经历抗战，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老党员，在敌后、在战场出生入死，而中年时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更增添了几分坎坷，但花甲之年他们仍然是朝气蓬勃。每当他们聚在一起时，那童心未泯的心态，真让人感叹他们可真坚强啊！

我急于想看到凤子阿姨，想知道她身体精神可好？1977年春节，妈妈带我去给凤子阿姨一家拜年。那天，凤子阿姨穿了一件藏青色对襟棉袄罩衣，脸色又红又白，梳着发髻，风度仍然是那么好。当时，她已有60多岁了，又受了多年折磨，当然显老了。但是，她精神、鲜活、愉快，没有一点消沉的痕迹，对受过的折磨，凤子阿姨对我们没有丝毫的诉苦或者抱怨。

    我们不知说起什么，她仰头大笑。沙伯伯赶紧说：“凤子，小心一点，你的头差点碰到后面的窗框！”隔了一会儿，凤子阿姨又仰头大笑，沙伯伯又提醒她。听到凤子阿姨爽朗的笑声，看到他们俩惺惺相惜的情景，我心中升起阵阵暖意。

十年不见，沙伯伯竟一点不显老，仍然腰板挺直，身手矫健。亚美仍是那么文静善良，她先在工厂当了几年工人，后来进入医学院学医，现在已经在医院工作了。

那天，从凤子阿姨家出来，妈妈带我去建国门的社科院宿舍看望她的联大老同学。我们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清瘦的老人，旁边一位女士扶着他。妈妈立即高兴地迎上去：“孙先生，您好，孙师母，您好，给您拜年！”她又赶忙对我说：“快叫孙爷爷、孙奶奶，这是我的老师孙毓棠先生。”妈妈和他们谈了好一会儿，才告别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毓棠先生。等他们走远了，我不禁笑着说：“孙先生可真老呀，显得比凤子阿姨老多了！凤子阿姨还是嫁给沙伯伯好！”

妈妈也笑了：“你哪里知道，当初在昆明，孙先生可帅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他能不显老吗？”世界上真是有那么巧的事，分别十年之后我们在见到凤子阿姨的同一天，竟然会遇到了久闻大名的孙先生。

从那以后，妈妈每年都带我去凤子阿姨家拜年。凤子阿姨总是很乐观。有一次，不知我谈起什么事，凤子阿姨指着我对妈妈说：“我喜欢她，她性格明快。”

亚美结婚了，和她的大学同学。他们一直住在家里，陪伴着爸爸妈妈。凤子阿姨很欣慰地说：“他们挤在后院原来阿姨住的那间小屋里，一点都不嫌弃。他们如果搬出去，我们可太寂寞了。”后来，他们生了女儿，三个人仍然挤在那间小屋里。我们每次去，都看见沙伯伯在和小孙女玩。

沙伯伯翻译的《水浒》接近完成了。他很高兴。我从心眼里佩服他，能把这么难的古典名著翻成英文，太不容易了。当然，其中少不了凤子阿姨持续不断的帮助。

凤子阿姨谈起他们去美国探亲的事。那时，出国留学风已经掀起，许多年轻人都走了。我问：“沙伯伯，你会不会回美国长住啊？”

他连连摇头：“我已经不习惯美国的生活了。我觉得这里好。我想凤子也喜欢在中国生活。”说完，他看着凤子阿姨微笑。

沙伯伯还谈起，他正在做调查，准备翻译一本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书。他说，一千多年前，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开封等城市定居下来。当地人管戴白帽的回民叫白帽；管戴蓝帽的犹太人叫蓝帽，他们已经慢慢地与当地人融合了，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他汇集了中国学者的12篇文章编辑翻译成《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

 

他乡遇故知

 

1987年初，我赴澳洲留学。下半年，妈妈写信告诉我，凤子阿姨夫妇要来澳洲访问。沙伯伯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广泛的兴趣。澳洲的犹太人社团邀请他们来访问。妈妈把他们在墨尔本下榻的旅馆的地址、电话都告诉了我。

对于在异乡艰难拼搏的我，能见到从小就认识喜欢的人，我真是欣喜若狂。我按约定时间赶到他们住的旅馆。凤子阿姨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情况妈妈都告诉我们了，留学生活都是很辛苦的，以后语言进步了就好了。”

她告诉我：“今天晚上，沙伯伯要去一个地方讲演和回答问题，他正在加紧准备呢！你如果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待会儿，有车来接我们；演讲完了，我们找人送你回家。”我当然很想去了。

凤子阿姨又很关心地说：“这会儿，你最好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就要，旅馆的服务员会送来。我们俩中午吃多了，现在不想吃了。”

凤子阿姨谈到，接待单位很周到，因为她是搞戏剧的，就请他们去看话剧。但是，演员的英语讲得很快，她听不懂。沙伯伯马上从桌边回过头来说：“你别丧气，连我都听不懂！”

演讲是在一个犹太教堂里，听众踊跃，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沙伯伯先讲，然后回答问题。很有趣的是，听众问得最多的是，沙伯伯如何遇到凤子阿姨，两人的关系如何发展，他们在中国的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一些女听众还点名要凤子阿姨回答。

会场气氛热烈亲切，观众时时爆发出笑声。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沙伯伯找了一对犹太年轻人开车送我回家。我们在车上愉快地交谈了一路。我没接触过（除沙伯伯之外）犹太人，对他们的宗教、文化、习俗很感兴趣。他俩也对我，对中国人很感兴趣。

我抵澳八年之后，1994年底才有机会回京探亲。由于时间紧，我没有来及去探望凤子阿姨夫妇。妈妈告诉我，凤子阿姨曾想让妈妈为她写传记，但妈妈早几年仍未退休；这几年妈妈退休了有时间了，但凤子阿姨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最后的欢聚

 

妈妈最后一次与凤子阿姨欢聚是在1995年下半年。那次，凤子阿姨的老朋友，也在北京人艺当过演员的凌琯如从上海来了，她约了人艺的演员吕恩一起去看望凤子阿姨。凤子阿姨就邀妈妈和原《剧本》月刊主编张颖一起到家里聚聚。妈妈特意买了一盒西点带去。

    那天，这些老朋友见面特别开心。沙伯伯笑着说：“凤子见了你们这么高兴，她和我在一起就没有这么高兴。”妈妈就说：“您也来和我们一起聊嘛！”沙伯伯幽默地说：“你们今天是妇女会，我不便打扰！”大家又请他来吃点心，吃了点心，沙伯伯又回到书桌前去做事了。

那次见面后不久，凤子阿姨住院了。妈妈赶到协和医院去探望，沙伯伯坐在病床边。后来，医生说，凤子阿姨需要静养，就不让朋友们去探望了。

1996年1月21日，凤子阿姨去世了。妈妈去参加了追悼会，又给《北京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寄托哀思。

文章见报那天，妈妈打电话到凤子阿姨家。亚美接的电话，她一听出妈妈的声音就说：“张阿姨，爸爸和我们都好。今天报上还有一篇纪念妈妈的文章呢！”妈妈说：“那是我写的，我就是打电话来告诉你这件事的。知道你们和爸爸都好，我就放心了！”

如果说，人的外貌主要来自父母的基因遗传；那么，人的风度与气质则得益于后天的环境与个人的修养。凤子阿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了，我却常常想起北京后海前街那个花木扶疏的小院，想起风度优雅的凤子阿姨。

 

选自《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书

 

照片说明，1，1939年，在昆明，凤子（左）在《原野》中扮演金子，孙毓棠扮演常五爷

          2，1948年，凤子（左）与沙博理结婚照

          3，凤子夫妇在北京

          4，1989年春节，母亲与凤子阿姨（右）摄于凤子阿姨家

[眸影摇红]

情真意切。。。感人的往事！

[balancedview]

情真意切。谢谢分享。

[梅华书香]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