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善良方正的苏民

多才多艺善良方正的苏民

张定华口述   辛夷楣执笔

 

1955年，北京人艺宣布实行总导演负责制，正式成立了总导演办公室。总导演由副院长焦菊隐兼任，苏民是办公室主任，白山是副主任，我是秘书。从那时开始，苏民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级。

总导演办公室牵涉的工作面相当宽，要管各个剧组，要管宣传、资料、图书与对外联络，要管剧务场记，要召集和执行艺委会的决议等等。焦先生又是个对艺术非常执著、对工作特别认真的人。你可以想象，在焦先生领导下，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工作量有多大多繁重。

苏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还特别善于做思想工作。剧组里有了矛盾，或者演员闹情绪，就常常来找他去调解。他当时一边演戏，一边当主任，忙得团团乱转。好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这两位正副主任就放手让我去做，可谓委以重任。

    他俩待人彬彬有礼，对我十分信任尊重。苏民不但艺术修养高，为人也特别善良方正，对下级相当理解宽容。我要求他和白山给我的工作提提意见。他俩说，我们觉得你很勤，特别勤。

苏民记性非常好，记得很多典故和故事，又很有幽默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坐在汽车上，他可以一直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一路都不停。他说：有个歌剧演员下乡锻炼，天天早上在村边野地里练嗓子爬音阶。老乡们看了感叹道：“可惜了的，年轻轻的怎么得了这个病？”苏民还讲到：一个画油画的画家下去画老乡。等画完了，老乡一看，不高兴了：“你要早说，我洗洗脸多好，看你画的半边脸黑半边脸白的！”

苏民原名濮思洵，1926年生，祖籍江苏溧水。苏家是那里的望族。他的父亲曾在东北为张作霖的部下做过两任县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坐着骡子车，从东北经过热河，到北京落了户。

那年，苏民6岁，刚上小学。白天上学，晚上得跟父亲念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汉唐文》，每天得背，短的背一篇，长的背一段。即使父亲白天工作很累，晚上也要检查，背不上来就打手心。但父亲从不打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写的字也是要检查的。

正是这种严格的家教，让苏民受益匪浅。苏民的书法，尤其是隶书颇见功力。苏民能做诗，亲朋好友间以诗往来。苏民能作画，20年前的一幅山水长卷，被观者叹其“笔法细腻，气韵生动”。当然，苏民的记性好也与从小背诵古诗古文关系很大。这些修养是后来苏民成为一位好演员、好导演不可或缺的基础。

    苏民一直保存着一本珍贵的诗集。那是他的父亲73岁时的手抄本。老人用清秀的小楷抄写了苏民的高祖、曾祖及祖父的诗句。诗文旁边有一个章印：“清白吏子孙”。苏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刻的？高祖、曾祖、祖父还是父亲？但是，苏民牢牢地记住了这五个字。他觉得这等于是家训。也就是说，我的祖先是“清白吏”，我们就要严于律己，做清白吏的子孙。可以说，苏民真是这样来做人行事的；也是这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的。

但是，苏民对父亲的教育绝不是照单全收。父亲对孩子们没有笑脸，严厉过分。苏民却要破这种父道尊严，要做慈父。他和孩子们做朋友，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互相尊重的环境里受到教育，逐渐成长。他不仅对自己的孩子们这样，连我的孩子们都觉得他和蔼可亲。人们说，他的儿子——如今大名鼎鼎的演员濮存昕品德好，不闹绯闻。人艺的人们都说：“那还不是苏民的家教好，有其父必有其子。”

1942年，苏民在北京男三中上高二时，一个同学领来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来给大家排戏。戏演完了之后，他就给出了个主意：“你们这么喜欢演戏，干脆组织个剧团吧！”一说组织剧团，大家非常赞同，于是就有了沙龙剧团。

1944年，苏民考入北平国立艺专学画，和范曾、李翰祥同学。但他对戏剧的热爱有增无减，沙龙剧团一直没有散，后来又把各大学联系起来，成立了戏剧团体联合会，苏民还加入了地下党。

就在这个阶段，苏民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贾铨。贾铨在中学就爱演戏。有一天，她哥哥说，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来帮你们排戏。这人家庭条件挺好的，特别能吃苦。这个人就是苏民。贾铨对苏民印象很好，觉得他有才又朴实。1946年、1947年，苏民在《青春》里演田喜，在《虎符》里演信陵君，排《嫦娥》他又搞舞美设计。这就使贾铨对他印象更深了。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在对进步戏剧事业的共同追求中相恋了。

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苏民先后扮演了《雷雨》中的大少爷、《蔡文姬》中的周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的格路莫夫、《胆剑篇》中的范蠡，人物类型不一，跨度相当之大。

    他演的格路莫夫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俄国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剧。它深刻地揭示了在腐败黑暗的帝俄时代，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坏人得意、好人遭殃的现实。聪明的诗人格路莫夫发现，在这个社会里用正当手段得不到的东西，用欺骗手段反而唾手可得。

苏民没有把格路莫夫当坏人来演，他明白剧作家意在揭露被骗的人们而不是骗子。他堂堂正正地慷慨陈词，潇潇洒洒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北京的观众是非常识货的。只要你演得深刻到位，他们一定能欣赏。这个戏非常叫座。1962年公演后，一演再演，有的角色A制B制轮番上，但格路莫夫一直由苏民一演到底。他把这个人物演活了，观众就是冲着他来的。

   苏民在《胆剑篇》里演的范蠡也很有特色。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渊源流长家喻户晓。加上狄辛演的西施凄清美丽，苏民演的范蠡飘逸潇洒，就更让人为之心动。在这出戏里，苏民身上的书卷气清楚淋漓地体现出来。人艺的老演员赵韫如就说：“范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多少年过去了我忘不了这个形象，主要就深在苏民穿的服装上。这是个历史剧，那套古装穿在他身上，是‘活’的，是美的，是自然的，就象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和他这个人是那么协调，那么相配。这主要是在于苏民身上有种‘书卷气’。这种气质，是演不出来，靠化妆也出不来的，他是从人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不是三两天能学到的。苏民爱琴棋书画，爱读诗写诗，爱书法，很注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书卷气’就是他多年来注重自我修养的结果。”除了赵韫如说的注重自我修养之外，苏民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他的“书卷气”自然也是生活环境长期浸染而成的吧。

苏民的嗓子特别好，又非常用功地练习朗诵。50年代，他的朗诵已非常有名，不但经常在各种朗诵会上表演，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他的朗诵节目。可以说，是他把朗诵提高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文艺形式，是他把朗诵带给了千家万户。有机会进剧场的人欣赏他的演出，没有机会进剧场的人就更是迷恋他的朗诵。

那时，我丈夫在一个中学教书。他请我邀请苏民去他们学校给高中学生朗诵。我跟苏民一说，他欣然前往，可把学生们高兴坏了。丈夫回来告诉我，我们就商量着带些点心到他家去答谢。

他那时住在灯市口内务部街胡同西口的一座小楼上。一天傍晚，我们从灯市口一家广东人开的点心店买了一盒点心，就去了他家。没想到敲门后，他的儿子濮存昕从楼上的窗口伸出头来说：“阿姨，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那时，他挺小，大概在上幼儿园大班，可长得特别端正，和苏民的眉眼像极了。我们就说，我们不上去了，给他们带了点心，让他下来拿上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人没下来，却从窗口用绳子放下了一个小篮子。我们就把点心放在篮子里，他又把篮子吊上去了。

第二天，苏民见了我就说：“感谢你和老徐送给我们这么好的夜宵！”我说：“你那个儿子可真好玩，跟你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笑了：“他当然也大吃。”我提起，他儿子用篮子把点心吊上去了。苏民才说起，濮存昕一岁上得了小儿麻痹症，经过中西医联合治疗，已经大见好转，但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不大利落。所以他就没有下楼，而是用小篮子把点心吊上去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这个孩子很有主意，当然，我没想到他后来戏演得这么好。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苏民的人品肃然起敬。他的妻子贾铨的姐姐田明后来调到北京曲艺曲剧团当导演，成了我的同事。田明说，妹妹贾铨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家人都担心贾铨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也害怕苏民看上别人和贾铨离婚。本来嘛，文艺界是有一些人在这方面比较随便，苏民又年纪轻轻风度翩翩。但是，苏民对她特别好，特别关心。贾铨内心痛苦，半夜睡不着，什么时候把苏民捅醒，苏民就什么时候给她开导。正是苏民的理解与支持，帮助贾铨度过了20年的艰难岁月。

80年代初，我们改编了一出曲剧《碧海恩仇》，是讲一位女海洋学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故事，由田明导演。贾铨来看戏，她特别感动，一再夸奖这个戏好。田明对我说：“她特别理解这种受迫害的滋味。1978年底她的右派被‘改正’时，亲朋好友来家祝贺。大家举杯，首先就敬苏民。要是没有苏民，贾铨和孩子们早不知怎样了？”

我听人艺的老同事说，“文革”之后，在一次会议上，苏民说，他要感谢欧阳山尊。“反右”后期，贾铨单位的领导到人艺来商量，说要把贾铨送到西北去劳动改造，让苏民也一起去。副院长欧阳山尊当即坚决地说：苏民不能走，我们需要他，工作离不开。后来，贾铨的单位只得罢休，没有把她送到西北。

送到西北的右派在三年粮食紧张时期饿死大半。欧阳山尊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要不苏民一家受的罪就大了，命都不见得能保住，还谈得上苏民的艺术生涯吗？今日如此赫赫有名的濮存昕还能成为名演员吗？

“文革”之后的1977年，人艺决定恢复上演一批保留剧目，第一个就选定了《蔡文姬》。因为那时86岁高龄的郭老病重住院，人艺的人想让他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心爱之作再次上演。原来的导演焦菊隐已被迫害去世，导演工作就由当年的主要演员刁光覃、蓝天野和苏民担任起来。演员则仍主要是1959年的原班人马。可惜的是，1978年5月《蔡文姬》正式公演时，郭老已经辞世。但是，这出戏的艺术生命是如此旺盛，北京观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排队买票的人们甚至把首都剧场的南围墙都挤倒了。这当是对郭老的最好祭奠。

自那以后，苏民不仅参加了《蔡文姬》的几次重排复演，并且导演了一系列话剧，还负责青年演员培训工作，在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像现在活跃在舞台和影视屏幕上的许多优秀演员陈小艺、江珊、何冰等，都是他的弟子。1979年，他与梅阡一同导演了《王昭君》，后来又成功地导演了《李白》、《虎符》、《天之骄子》等剧。

    特别有趣的是，他导演《李白》时，儿子小濮演李白，这出话剧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父子档”。2001年，引人注目的“父子档”再次出马，他又给儿子小濮和徐帆导演了《蔡文姬》。2007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时，81岁的苏民还给小濮和徐帆复排了《蔡文姬》。

濮存昕小时候，人人见了他那张脸，就说：“这是苏民的儿子。”濮存昕刚进人艺演戏时，人们也常常这么说。可是，如今知道苏民的人越来越少，濮存昕的名声可就有如日月中天似的无人不晓了。有谁提起苏民，就会在后面跟上一句：“就是濮存昕他爸。”有人拿这个跟苏民开玩笑，苏民朗声一笑：“父亲是不会吃儿子醋的。”

两三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要拍摄焦菊隐的故事。苏民就去演乐胡同找我。后来，他知道我已搬到西三旗了，就介绍摄制组到我家里来。他的热心与坦诚一如既往。几十年时光转瞬即失，如今回忆起与苏民共同工作过的那段日子，仍然觉得非常愉快。

 

选自《记忆深处老人艺》一书

 

照片说明：1，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苏民饰格路莫夫（左），吕齐饰克鲁季茨基

              2，濮存昕、苏民、辛夷楣（从左至右）摄于苏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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