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文化使者周思

活跃的文化使者周思

辛夷楣

 

十九世纪末，他的曾祖父母曾在中国传教10年，如今，他是活跃的文化使者，他当过驻华文化参赞，他写作，写他眼中的中国，他教书，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教授中国文学

 

我是1992年认识周思的。那时，他的小说《长安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被拍成两集电视电影《龙的传人》，在澳洲公映，很是轰动。这实际上是西方人创作的第一部以现代中国生活为内容的英文小说，电影当然就更是如此。我当即去采访他，把他的故事告诉读者。后来，凡有中国或其他地方的华裔作家来澳，周思常常担任讲座的主持人。我去采访，也总是碰见他。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中国传闻》（Chinese Whispers）。我去参加首发式，请他给我在书上签名。他先用英文写，然后又用英文与中文签名。他的英文字写得漂亮纯熟，中文字竞也写得相当端正。“周思”两字，很有点颜体风韵。

当然，“周思”是他学中文之后，起的中文名。他的英文名叫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十九世纪末期，他的曾祖父与曾祖母去中国宁波传教十年，他的祖父出生在宁波。他告诉我：“我的曾祖父有一张中国身份证明，那上面他的姓就是中国字‘周’。”总之，他的姓“Jose”翻译成“周思”，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笑着对我说：“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宁波人！”周思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既广又深，他的中文也说得相当流利。假如你不看他的脸，只听他说中文，也许你真的可能把他当成宁波人呢！不过，他可是一副典型的西方人长相，而且相当英俊。

 

中国渊源

周思家的祖先住在英格兰西部的大城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曾祖父的哥哥年轻时移民到了澳洲。他是教师，对这块新大陆印象很好。这样，曾祖父就跟随哥哥的足迹，在1885年，来到墨尔本。他是建筑方面的工程师，工作十分好找。1891年，曾祖父偶患感冒，不久竞转成肺炎。他的肺本来就比较弱，所以肺炎一直拖延不愈。

他远在英伦的父母十分焦急，就常常去教堂为他祈祷。父亲许愿说，如果儿子康复，就去做传教士，为上帝效劳。曾祖父在新婚妻子的精心照料下，六个月后，终于恢复了健康。他们家是很虔诚的教徒，他当然得忠实执行父亲的誓言。他的年轻妻子决心与他同赴英伦受训，再一起去传教。这样，曾祖父就带着妻子离开澳洲远涉重洋去英国接受传教士培训。

他们到达伦敦之后，教会指定他们去中国传教，并安排他们到牛津去接受一年培训。培训课程包括两单元医学、一单元神学和一单元中文。这对年轻夫妇学得相当认真。培训一结束，他们俩就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远洋巨轮。岸上的亲人与他们依依惜别。不管是家人还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疾病与祈祷许愿，竞把他们送向遥远的东方。尤其对于年轻的曾祖母来说，这一切就更带有挑战意味。她生长在南半球的墨尔本，先坐远洋巨轮到了英国，现在又要跟随丈夫去中国。但是，两个年轻人不畏艰难，意气风发。

经过几个月的航行，曾祖父夫妇终于到达上海，在英国海外教会总部住下。他们刚刚洗去长途旅行的疲劳，就又乘坐江船沿长江朔流而上。他们住在船上的头等舱，但是与挤满旅客的下等舱近在咫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在江水浅显处，中国苦力在岸边一步一步地拉纤。这段行程，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在汉口，他们住下来，接受进一步培训，了解中国的情况。然后，他们被分配到浙江宁波南面的台州。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沿海，宁波以南，地处椒江出海口，背靠郁郁葱葱的天台山，号称“海上仙子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写下：“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的诗句。十九世纪末叶的台州落后闭塞，交通十分不便。在此之前，天主教与基督教派去传教的人都失败了，不得不铩羽而归。英国教会的负责人这次所以派曾祖父夫妇去那里，是发现这个年轻人意志坚强；而且他有年轻的妻子陪伴，可以安心开拓。

曾祖父夫妇一到台州就爱上了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发现台州话非常难懂，但是经过刻苦努力，他们终于可以和当地人交谈了。台州话是他们与当地人沟通的唯一途径。那时的台州，没有人会说英语。

如果说，别的传教士一心向当地人传教，因此失败了；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俩专心致志地要在当地建起一座医院。他们从设计图纸开始，一砖一瓦地与台州人一起盖好了房子，又培训了一批中国医生护士。这是当地第一家医院，它给当地人带来的好处自不待说。

曾祖父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他照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医院是一幢白色的建筑，有一个毗邻的教堂，他们夫妻俩和中国医生护士站成一排，背景是起伏的山峦。曾祖父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记录了他每天忙于看门诊、做手术、培训医护人员、讲解卫生常识，日程非常忙碌，一周七天，几乎天天如此。主持做礼拜与传教则成了他的次要工作，仅仅占据很少时间。他们俩人的这种传教方式显然更容易被当地人接受。

曾祖母在台州的生活则更加丰富多彩。她在台州先后生下三个男孩。她除了协助丈夫在医院工作之外，还要照顾教育孩子，并且向中国女仆学习做台州菜。她还经常与女仆一起去附近的河里涝鱼。当她的台州话流利自如之后，她与周围的邻居，特别是妇女们的来往也密切起来。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影响广泛。在台州这样偏僻的地方，西方教会与当地人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曾祖父夫妇接到指令撤出。在台州生活了十年之后，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匆忙来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返回澳洲。曾祖父的一张老照片是在船上拍的，他的两个男孩站在甲板上，身旁有几个中国竹筐。

曾祖父一家回到南澳阿特雷德市安家。周思生于1952年，他小时候，曾祖父还活着。家里有一些中国字画，还有一个铜质水烟壶。祖父与他的两个兄弟都是在台州出生的。童年记忆也许是不准确的，但是却长久挥之不去。所以，祖父他们常常谈起中国，提到台州。

那天，在周思家里，他拿出那个铜质水烟壶给我看。他说：“中国字画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个了。”那个暗绿色的铜质水烟壶上，刻着一首七言古诗。虽然是一百年前的遗物，字迹却依然清晰。我见过铜制水烟壶。我小时候，在上海，我父亲的祖母（我叫她女老祖）吸水烟。她一吸，铜制水烟壶里的水就呼噜呼噜响。我觉得很好玩，就喜欢蹲在她旁边看。女老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现在，在异乡看见周思家的这个水烟壶，我的思绪不禁跑远了。

 

学中文之路

尽管家中有这样的中国渊源，周思确是在澳洲的典型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的澳洲人很少想到中国，周思也没有想到要与中国发生任何关系。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甚至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读起来都如饥似渴。六十年代末期，他进入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进修英国文学。1973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去意大利教了一年英语。这一年，他跑遍了意大利的城市与乡村，尽情饱览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与绘画。

在意大利生活一年之后，周思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牛津这个学术气氛浓郁的小城，他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朋友亚历克斯·克尔(Alex Kerr)。克尔的父亲是澳洲人，二次大战后，在驻日美军中担任牧师。克尔在日本长大，在日本上小学与中学，学了一点儿中文。后来，他回到美国上大学，现在又获得奖学金来到英国。克尔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极力鼓动周思学中文。周思也意识到，澳洲的地理位置与中国相当接近，应该学习一些东方文化。他想起曾祖父曾祖母八十年前曾在牛津学过中文，就开始到夜校去学中文。但是，撰写博士论文工程浩大，他深感分身无术。

1978年，周思在牛津念完了博士，回到堪培拉，进入澳洲国立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与澳洲文学。这时，他发现，中澳建交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堪培拉教育学院开设了现代汉语课。他非常高兴，教书之余，每周都去上两个晚上的课。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中文真难，但是很快，他就被中文深深吸引。

堪培拉教育学院的老师特别好。一位姓李的老太太满口北京腔，给他们讲北京，讲老舍。周思对我说：“她的口音完全是王府井儿的。”另一位老师是在上海长大的俄罗斯人。她翻译过很多东西，掌握中俄英法等多种语言。还有一位孙老师教汉字，这是周思感到最难学的。在这几位老师帮助下，周思的中文进步很快。

1983年，堪培拉教育学院组织学生去中国学习旅游一个月。那时，周思已经学了几年中文，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了。他们先到北京，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习三周中文，然后，又去了上海和南京。二外的老师给周思印象很深，中国的风土人情更是让他兴奋不已。

1992年，我第一次采访周思的时候，他就激动地对我说：“北京、承德的古建筑，还有黄河、长江，都给了我伟大的印象。中国有那么多人，那么长的历史，而且在中国发生的事，不论好坏，规模都那么巨大，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人。我们碰到的人都很热情友好，很愿意与我们交谈。我当时就决定，我要再去中国住长一点时间。我对中国是那么好奇，我要把一切都搞搞清楚。我想起了曾祖父母和祖父在中国的生活，我很想去台州寻根。就在那时，我开始构思一部小说。我想写中国的现代生活，也想写我的先人的中国经历。”

中澳建交之后，中国派了两位教师来悉尼大学学习澳大利亚文学。这两个人学成归国之后，就在北京第一外语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澳大利亚文学课。中方感到这一领域师资短缺，资料又少，希望澳中理事会给与支援。位于堪培拉的澳中理事会就开始寻找能去中国教授澳大利亚文学的人手。周思在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既教英国文学，又教澳大利亚文学，还会中文，正是合适人选。他一争取，就被选中，得到这个到中国教书一年的位置，先在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然后在上海华东师大，各教半年。

1986年年中，周思兴致勃勃来到北京。他住在友谊宾馆，离一外不远。周思性格活泼思想活跃，与中国学生很快就熟识起来，他的普通话也越说越流利了。八十年代，正是中国人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人们从各个角度思索中国历史，总结“文革”教训。北京城浓郁的文化气氛吸引着周思，中国这个多姿多彩变化万千的社会吸引着他。

     周思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有时就在小饭铺吃饭，听旁边的人聊天。他听到许多故事，越听越对北京普通老百姓感兴趣。周思不但迷恋文学，也爱好艺术与美术。他看到报上说，中央美院有毕业生美展，就赶去参观。他对那些画很感兴趣，很自然地与美院学生聊起来。那些人都很年轻，很有才华，很有思想。周思与他们越聊越深，后来通过他们还认识了一些年轻的诗人、作家。这些年轻人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周思和他们很快就无话不谈。

在北京教了半年书，1987年初，周思又来到上海华东师大。在北京的时候，他就知道澳洲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即将任满，朋友们都敦促他去申请这一位置。那时，霍克（Bob Hawke)任总理的澳洲工党政府很想大力推动澳中关系。澳洲外交部的新政策是要选拔文化界人士来担任文化参赞。周思提出申请，很快就被选中。他知道上任之后，将会非常繁忙，所以就在上海一边教书，一边赶写长篇小说《长安街》。

1986年，周思还去宁波和台州寻根。曾祖父夫妇参与建设的医院和教堂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竟然找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还记得他的曾祖父母。老人在十九世纪末年，也就十岁左右，但是两个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给他印象太深，不容易忘记。周思从此对台州有了一种牵挂，1989年，他又去那里。

 

忙碌的文化参赞

1987年底，周思从上海飞到北京，到澳洲驻中国大使馆走马上任。1988年是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中澳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空前活跃，规模也空前庞大。周思这个文化参赞一上任，就忙得不可开交。

1988年，在中国举办了澳大利亚电影节，几部澳洲电影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上映。这几乎是澳洲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公映，中国观众特别踊跃。澳洲几位著名的男女影星来了，周思把张艺谋、巩俐和刘晓庆都请来与他们见面交流。

北京京剧四团在那一年访问了澳洲，周思为他们的行程做了细致的安排。他因此常常去看京剧，不知不觉就不嫌锣鼓太吵，还觉得京戏真是热闹好玩。他以西方人的口胃，帮助四团挑选剧目，果然收到很好效果。

还有一个大项目，是故宫宫廷服装到墨尔本展出。周思多次去故宫挑选展品，研究布展方案，推敲、审查解说词的翻译。1988年，还在中国举行了第一届中澳学术讨论会。中澳间的体育交流也归他这个文化参赞管。中国作家王蒙、杨宪益和芒克等也都先后访问澳洲。周思认识了大批中国文化人。他与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方掬芬经常往来。为了工作，周思经常飞到中国各地出差。那几年，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到1990年，中国已有十四所大学开设了澳大利亚文学课程。

使周思最感困难的任务是，中国答应选送两个大熊猫去墨尔本动物园展览半年。周思与中国林业部的官员反复研究商谈。大熊猫吃什么，喝什么，住的房子应该有什么设施，温度如何，湿度如何，怎么运送，飞机上要有什么设施……如此种种，他们都是谈了又谈，议了又议。周思最苦恼的是，由于澳洲大使馆经费不足，未给文化参赞配备中文翻译，所有文字工作甚至签署协议，都要他一手操办。一些相关的动物学或植物学中文词汇，他只好依靠字典，现学现用。一本新华字典，被他翻来翻去，变得破烂不堪。他感到责任重大，深怕因为自己的疏忽，给可爱的大熊猫带来不适，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那些天，他日夜焦虑，寝食难安。半年后，两个大熊猫从墨尔本平安回到四川，周思才放下心来。

一般的外交官没有太多机会与平民百姓接触。周思与他们不同，他在担任文化参赞前，在北京教书半年有余，已经认识了大群的中国人。尽管，他忙得四脚朝天，但是他不能忘了老朋友。他住在建国门外交公寓，房子很大。他就在自己家里给年轻的中国画家们开画展。那时，中国还没有画廊，这些不出名的年轻画家鲜有在正式展览获展的机会。但是，北京的外国人很想看到他们的作品，周思家的展览非常受欢迎，来中国访问的澳洲人也对这些画很感兴趣。后来，画家关伟、阿仙、林春岩与摄影家小仙等都先后被邀请赴澳展览及学术交流。

外交官的生涯与驻在国的国情紧密相连。尽管，“六·四”之后，周思已经请示了澳洲外交部，决定继续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但是大气氛变化了，好多交流项目还是受到了影响。周思闲下来了。这时，澳洲副大使要去湘西凤凰访问，他不会说中文，邀请周思同去。周思当然愿意一同前往。他很喜欢沈从文的小说，也认识沈从文的侄子画家黄永玉，当然想去寻访他们的故乡。凤凰那时还没有向一般的外国游客开放，交通也不方便。不过，也许正是如此，周思才觉得湘西行更富魅力。

1989年秋天，周思与副大使先到达湖南省省会长沙。然后，他们坐火车去湘西的小城怀化。在火车上，陪同人员警告说，要把行李绑在货架上，因为这一带盗匪猖獗，有的旅客睡了一夜醒来，竞发现行李不见了。不过，他们非常幸运，并未遭遇盗贼，平安抵达怀化。在这个小城，周思竟然看到了目连戏。他已经对京戏很熟悉，所以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剧种与表演的宗教故事很感兴趣。

从怀化，他们乘汽车前往凤凰。这个建于清初的小城，四周环绕着城墙，蜿蜒流过的沱江，将小城一分为二。他们跨过沱江上美丽的石桥，发现它竟建于1554年。主人引领他们登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宝塔，在宝塔上层的餐厅请他们吃午餐。窗外沱江波澜不惊，两岸店铺鳞次栉比，远山淡淡的影子朦朦胧胧。

餐厅的墙上是黄永玉画的壁画，一只只仙鹤美丽安详。主人端来湘西米酒，装酒的坛子也是黄永玉设计烧制的。他们吃着苗族和土家族美味，话题也一直围绕着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

周思参观了沈从文的故居。他看到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返回故居，与妻子张兆和一起在沱江泛舟的照片。那一次，沈从文小说的英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一同前来，并留下合影。周思还去了黄永玉的家，品尝了他家树上的葡萄柚。他们又去附近的苗寨参加篝火晚会。

凤凰的一切使周思更加惊叹沈从文成长道路的艰辛。一个目不识丁的土家族妇女的儿子，一个念了几年书就四处征战的少年，竟然能把边城的一切描绘得如此浪漫凄美纯朴动人。周思认为沈从文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他在《中国传闻》中写道：“正如汤玛斯·哈代、契诃夫和马奎斯，沈从文的故事与想象造成的印记远深于文学的影响。”

 

多产作家

1990年底，周思完成了文化参赞的任期，从北京回到悉尼。他当初希望去中国教一年书再旅游一下，没想到又当了三年文化参赞，在中国一共待了将近五年，而且是多么丰富多彩的五年啊！现在，他有许多书要读，也有许多书要写。周思的家在悉尼东区伊丽莎白湾，窗外花木扶疏碧水蓝天，环境甚为优美，确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要说周思是多产作家，此言一点不虚。赴中国之前，周思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从北京回来之后的六年，他连续出版了五部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和一本传记。其中的两部小说和一本传记曾经位列获奖名单之上。除此之外，周思还发表了大量文艺评论。这些文艺评论范围广阔，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到个别作家，从澳洲文学到英国文学，从鲁迅到余华，从澳洲华裔诗人欧阳昱到美国华裔作家哈金，从澳洲土著艺术到华裔画家关伟的画。不过，有一点相当明显，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最轰动的作品，恐怕还是长篇小说《长安街》。

1989年下半年，周思还在北京担任文化参赞，《长安街》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全球发行，在澳洲立刻引起轰动。八十年代以来，澳洲公众越来越关注亚洲，而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门的盛况更是澳洲电视台每天必播的重大新闻。我认识的一位澳洲女士是作家，她认识周思。她买了刚出版的《长安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我欢喜若狂。那时，我已离京抵澳三年，非常想念家人，想念北京。能够读到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对我来说确是极大安慰。

周思的小说以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为背景，他不仅描写了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外交官、访问学者及外国商人，也描写了北京市民、大学生、知识分子、演员以及干部的形象。小说主角澳洲医生沃利（Wally）去北京一所医学院搞合作，他希望研究中医治疗癌症的方法。经过许多波折，他终于在中国南方找到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退休老专家，并且与老专家的孙女金娟堕入情网。他还找到了自己的祖父祖母上世纪曾经传教的浙江小城。小说情节生动，穿插自然，富有文化底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为一个老外，周思对北京人的生活与思想观察细致，理解深刻；他对北京这座大城的脉搏把握准确。北京历来是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北京市民中知识分子比例非常之大，你很容易碰上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人。八十年代，正是北京人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人们大量读书，深入思考，很有点第二个“五四”的劲头。周思把那一时期北京人的思索、苦恼、挣扎、躁动，表现得非常形象生动。后来的许多书评也注意到这一点。这部小说深受读者喜爱，2008年曾经再版。

1992年，我和周思在悉尼谈起这本小说。他说：“我的这部小说是想写东西方的不同、矛盾与冲突，但小说的主题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小说的结局也是交融。我的男主角是医生，他到中国去，想研究中医对癌症的疗法。这实际上是想表现，一些西方人对不同体系的科学知识的寻求。”

《长安街》出版过程中，周思还在北京，他的代理人把小说手稿给一位独立制片人看。这位独立制片人非常喜欢，立即买下改编制片权。然后，他又把它卖给澳洲一家大电影制片厂与澳洲广播电视公司。他们聘请了长驻美国的澳洲著名电影剧作家罗伯特·卡斯韦尔（Robert Caswell）来编写电影脚本。

这部电影投入拍摄时，我正在悉尼的一家中文日报工作。华人社区象澳洲主流社会一样，对此十分关心，我们的报纸也不断报道跟进。记得，有一天，澳洲广播电视公司来电，要我们登报，替该片招募华裔群众演员。消息一登报，反映相当热烈，大家踊跃报名，被选上的人欢呼雀跃。

后来，被选中担任女主角的陈烨从美国飞来，我去采访她。八十年代，陈烨算是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李翰祥执导的一部清朝宫廷片中，刘晓庆演西太后，陈烨演东太后。后来，她去美国留学。这次，选择她来饰演女主角，与英国男演员配戏。

电影公演后，周思与我谈到该电影的演员，他对陈烨相当满意：“我很喜欢演男主角的佩克（Peck）和演金娟的陈烨。有的人觉得她演得有点冷，但是，我觉得她比较自然，有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味道。特别不容易的是，制片组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相当不错的业余演员。象澳广中文部的夏雪演的女干部，真的很象。”

周思对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电影很好看，场面大，非常激动人心。在悉尼拍这么多北京外景镜头，搭这么多外景，真太不容易了。也许，你们北京人仍然觉得不太像，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然而，谈到电影脚本的改编，周思就有些遗憾了，背景与情节改动很大，看起来已经象别人的孩子了。他说：“我觉得，他们把男女主角的关系改编得过于简单。在小说中，女主角金娟与澳洲医生沃利是在朋友家遇见后来相爱。这种爱是没有目的的。电影里改成，金娟是有目的地接触沃利，想让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出国。金娟的形象大大受到伤害，两人的爱情也变质了。”

 

活跃的文化使者

1990年底，周思从北京的澳洲大使馆文化参赞位置上卸任，但是，他从事中澳文化教育交流的热情未减。多年来，他写作、编书、还担任过悉尼笔会主席，并且先后在澳洲、美国及英国的大学教书，然而组织参与中澳文化交流活动一直是他生活的一个中心。称他为中澳文化教育交流的民间使者，再恰当不过。

80年代末期，澳洲向中国开放教育市场，几万名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入澳洲。澳洲的各类学校准备不周，常常货不对办。这些中国学生英语还不够好，对澳洲社会也不熟悉，行为举止与一般澳洲人当然有异。一时间，澳洲社会对中国留学生以及政府的教育出口政策颇多怨言。周思对于澳洲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前因后果非常了解，他在一篇论述文化交流的文章《没有编织者的网络》（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中指出：文化交流不仅依靠政府间的运作，更依靠千千万万民间人士的交往。他说：“为了在中国营造一种澳洲意识，和发展澳洲人与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之间的持久纽带，澳洲对中国的教育出口，尽管管理失误，但是从长期来看，或许比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官方在教育、文化与科学方面花费大量经费达到的成就还要多。”

周思不仅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他也亲历亲为，千方百计帮助那些中国文化人在澳洲打开局面。他在北京曾经在自己家里给一些年轻的中国画家开画展。他在澳洲也积极帮助一些中国画家找寻画廊、申请赞助，还为他们主持画展开幕式，在报刊上写文章介绍他们的作品。1992年8月，关伟、阿仙等六位中国青年画家在悉尼东区一家著名的画廊举行画展，周思从始至终费力颇多，然后又为他们主持了开幕式。

1986年，周思在北京翻译家杨宪益的家里认识了作家桑晔。后来，桑晔来到澳洲访问，结婚，并且定居。桑晔在中国曾与作家张辛欣合作，采访了一百位北京人，出版了他们的自述《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在澳洲，桑晔也走访了许多地方许多人，出了书，拍了纪录片，在澳洲反应强烈。周思对桑晔的成就十分赞赏，多次写文章介绍。1994年，他还与桑晔夫妇合作，出版了一本旅游书《终点线》（The Finish Line）。

1993年的悉尼作家节邀请了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作嘉宾。张戎夫妇撰写的《野天鹅》（Wild Swans）1992年在英国出版以来，连续十六周高居畅销书榜首，也深得澳洲读者喜爱。这本书讲述了二十世纪三代中国妇女的真实故事，引起广大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中国人命运的关注。作家节特意安排周思来与张戎对话。周思的问题深入细致，发人深省。张戎思维敏捷，谈吐风趣。观众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主办者不得不宣布，张戎与周思的对话将在三天后再举行一次。他们的对话还被多家电台广播。此后，周思还曾撰文介绍张戎与她的书。

未学中文之前，周思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与澳洲文学。现在，他在大学教授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了。2009年，周思受邀赴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既讲授亚太地区文学以及澳洲、新西兰文学，也讲授英文写作与中英文翻译。提起亚太地区的文学，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学，这正是周思熟悉的领域。他从大陆讲到台湾，从鲁迅讲到莫言与哈金。当他讲授中英文翻译时，他用余华的小说《活着》当范本。他在一篇评论中，把余华比作“中国的牛仔”。哈佛的学生很喜欢周思，周思也发现哈佛的学生眼界宽广思维活跃。

在哈佛任教三年之后，2012年，周思又回到澳洲的阿特雷德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他同时还在英国巴斯市的温泉大学教书。

我问他最近正在研究什么。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令人刮目相看，人们甚至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我想写一本书，探讨我们该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什么养料。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有学问的人，相比之下，在澳洲很难遇到这样的人。我一直在想，作为西方人，我们应该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吸收什么？”我对他的这项研究很感兴趣。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也正在思索，该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发扬哪些摒弃哪些。我想，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广了解的中国通，他的研究角度将会发人深省。

周思告诉我，阿特雷德大学与北京第一外语学院合作，正在研究跨文化现象。他笑着对我说：“你现在采访我，你正在做的这本书，也是跨文化现象。”他认为开阔大学生的眼界，让他们到不同的国度去学习非常重要。目前，他不仅组织阿特雷德大学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到北京第一外语学院学习，又组织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去巴斯温泉大学学习。

周思说：“我马上要去巴斯，为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做一些准备。你知道，巴斯不仅有古罗马时代的温泉，还有简·奥斯汀的纪念馆。中国学生在巴斯可以细读英国文学，研究简·奥斯汀和哈代等英国作家，并且写自己的爱情小说。”

提起巴斯，提起简·奥斯汀，我难抑兴奋：“三年前，我随丈夫去英国寻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去巴斯。我们打算明年再去。我非常想去巴斯，想去奥斯汀的纪念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妈妈的单位让她把家里的书都交出去，否则，要来家里抄。妈妈只好用一个大书包，每天把书背到单位。后来，有几本书实在舍不得交出去，其中就有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王科一翻译的。结果，在文革的十年之中，我就翻来覆去地看《傲慢与偏见》，看到最后，读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后来，我来到澳洲，买了英文版的，读了仍然非常喜欢。所以，我对奥斯汀特别入迷……”

周思笑起来：“我要给我的学生们讲你与奥斯汀的故事……”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刘大仁]

又是一篇高水平的好文章，多谢

这位澳洲学者非同一般，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