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田地

走近田地

辛夷楣

 

他是悉尼华人社区的名人，他开出租，写小说，在纽省议会当顾问，精力过人，他因写电视连续剧而遭遇陈宝国

 

田地在澳洲相当有名。澳洲目前有七、八十万华人，不知道田地大名的大概是少数。前一阵，一个新结识的华人朋友请我与老外丈夫盖瑞在悉尼唐人街吃饭。我说，我想请一位朋友一起来。一见面，我介绍说这是田地，那位华人朋友眼睛一亮，立即兴奋地对田地说：“我读过你写的很多东西……”

田地是多产作家，二十多年来，他在澳洲的中文报刊上发表了无数的小说、散文、杂文与报告文学。田地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曾经担任过团结党上议员黄肇强的顾问，专门负责与华人社团联络；他又是新州作协主席，经常参与组织一些大型活动。田地还写电视连续剧，他写的《穷爸爸富爸爸》被陈宝国演得出神入化。

我与田地认识二十年了。他豁达的性格、丰富的创造力与过人的精力，常常使我惊异不已。我觉得他很像一个富矿，似乎总也挖不完，而且越挖越深越挖越有越挖越精彩。

 

样子哨的男孩

在中国东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有条美丽的三统河。它从吉林南部的龙岗山脉流出，一路逶迤向着松花湖流去。在辉南县地界，三统河拐了一个弯，人们就在河湾里建了一个小港口。小港口太小，只能叫哨口。因为这里的三统河弯成了牛鞅子形状，人们就管这个哨口叫样子哨。

依山傍水的样子哨就是田地的老家。1954年田地出生，他七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样子哨，因为这里有他家的祖宅。祖宅很大，有好几进院子，房前屋后种满了果树。每逢春季，祖宅就掩映在花海之中。夏秋之时，苹果、梨、大枣和山里红满筐满篓，简直吃不过来。田地的小学与中学时代都在鸟语花香的祖宅度过。当然，那时，田地还不叫田地，他叫田志辉。田地是他的笔名，这笔名非常响亮，以至现在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我们也从众，就叫他田地吧。

田地的爷爷早年间从山东来闯关东。那时节，东北大片大片的荒地无人耕种，你开的荒地，就属于你了。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儿子辛辛苦苦地开荒，眼看着庄稼长出来了。爷爷就想，咱来自山东孔夫子的老家，咱不能光想吃饭穿衣，咱得让儿子们读书。可四个儿子都读书实在供不起，爷爷就想了个办法。他借钱先供老大读书；老大能挣钱了又供老二读书；老二能挣钱了又供老三读书……田地的爸爸是老小，哥哥们供他很顺利地读完了国高，又进入长春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因为战争的原因，没读完，后来在教育界找到了工作。

爷爷的家境越来越好，在样子哨盖了宽大的祖宅。但是，有一天，爷爷突然被胡子绑票了。胡子就是土匪，解放前，东北的胡子相当猖獗。样子哨的派出所所长是他们家亲戚，但是怎么找也找不见踪影，爷爷从此消失了。奶奶是个典型的山东女人，身材高大，小脚，勤劳，刚强，极爱干净。田地记得，奶奶老拿着个小板凳，到地里除草。伯父们很重视修家谱。修来修去就是要强调，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要给她吃好的吃小灶。田地很小就记得，奶奶受到全家人尊敬，一直吃小灶。

田地的外祖父也就是姥爷，是老东北，家里很有钱，家大业大，不仅有大片的房屋土地，还开了一个酒厂。姥爷的父亲生了十三个儿子，田地的姥爷是老五。这十三个姥爷带着家人奴仆起先都住在一起，后来才分了家。田地的姥爷还娶了房姨太太。姥爷和姥姥都抽大烟，把钱抽光了就卖地。到土改之前，姥爷的地基本卖光了，所以被划为破落地主。姥爷去世后，姥姥一直与田地他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后，找不到大烟土了，姥姥就吃止疼片代替。田地家的孩子们后来工作了，回家探亲，就给姥姥带大瓶的止疼片。

田地的父亲本是县教育局局长，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被调任县中学校长。父亲并不计较职位高低，一如既往地辛勤工作，一手把这所中学创办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收到一封平反信，才知道他在“反右”之时，有右派倾向，因此被从县教育局局长位置上拿下，贬到县中学当校长。田地的母亲是位优秀教师。

田地家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是老三。爸爸妈妈都是搞教育的，几个孩子的心智从小就被启发出来。田地上的小学就是妈妈教书的小学。小学环境优美，校舍整齐，有幢三层木头雕花小洋楼，非常迷人。田地在班上成绩很好，深得老师同学喜爱，他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肩上挂着三道杠。他喜欢看书，作文写得很好。五年级时，他的作文甚至被老师拿到六年级去念。

 

“文革”磨难

就在田地上小学六年级时，风云突变，“文革”爆发，样子哨平静的田园生活彻底结束，田地无忧无虑的童年嘎然而止。爸爸被打成了走资派，遭到了揪斗，并且被关起来，不许回家，工资也被扣了。妈妈因为是破落地主出身，又是走资派的老婆，也被关起来不许回家。孩子们和老人失去了经济来源，衣食无着，生活陷入困境。

后来，妈妈总算被放回来了。有一天，妈妈让机灵的田地给爸爸送张纸条，并嘱咐他一定不能让红卫兵看见。田地发现红卫兵押着爸爸到地里干活，直到天黑才回来，把爸爸押进一个教室。田地在暗处守着，等红卫兵走了，他悄悄溜进教室，把小纸条塞进爸爸手里。看见他，爸爸一句话都没说，浑身发抖。

很奇怪，事情不知怎么败露了。一天下午，老师们轮番审问田地，是不是给他爸通风报信去了。从前，田地是老师们的宠儿，他看惯了老师们的笑脸；现在，老师们个个凶神恶煞。小学生田地为了保护爸妈，就是不肯说。后来，在班主任老师的诱导之下，他终于招架不住，承认了。承认之后，他便放声痛哭，心想：爸爸妈妈这下完了。

1967年，出身好的同学被分配进了县里的中学，田地却没有份。他躲在家里，每天看同学们上学下学，心中痛苦万分。几个月之后，才通知他说，分配他去农业中学。他去上了半年课，农业中学就办不下去了，他这才被分配到县立第三中学。

一开始上学，田地就成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妈妈这会儿已经没事了，爸爸还在监督劳动。1970年，田地初中毕业，考入通化师范学校。一进师范，要报专业，田地喜欢文学，想报中文专业。但是，大哥对他说：“你一定要报理化，数学也可，绝对不能报中文！”那时的中国人被政治运动整怕了，觉得学中文最容易挨整，学数理化比较保险。长兄如父，田地只得乖乖听从长兄的意见，报了数学专业。

学了两年半数学后，田地被分配到县里第二中学当数学老师。那年，他19岁，与高年级学生差不多大，分配他从初二教起。自从听大哥的话，学数学以来，他就爱上了数学，他乐此不疲地做题演算。他也喜欢教书，喜欢讲课，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他的教师当得非常出色，在通化市搞过几次公开教学，全市的数学老师都来听课交流。别的老师病了，他去代课；他代完课，别的老师就很难再教了，因为和他差距太大。

 

“大漠传奇”

田地对文学的垂青则始终如一。姥爷的弟弟八姥爷有许多藏书，“文革”高潮之时，他只得把书悄悄埋到地下。盼来盼去，“文革”后期硝烟淡化了，八姥爷又把这些宝贝挖出来。他问田地：“你都读过什么书？”那时，中国文学现代与古代的名著田地全读完了。八姥爷很高兴，他就让田地看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等。田地高兴坏了，看完一本又借一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全涉猎个遍。

这时，肆虐十年的“文革”终结了。1977年，田地报考大学。那一年满分是300分，田地考了280分，他想报北大中文系。大哥又阻止说：“你不能学中文，你一定要学数理化……”当时，中国正提倡搞四个现代化，田地又一次听从了大哥的意见，报了哈工大计算机系。

1978年初，田地来到风景如画的哈尔滨。哈工大建于1920年，原是中东铁路局的技术学校，教师都是苏联派来的，技术力量很强，解放后也一直是教育部的重点大学。田地他们那一批实际上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田地学习好群众关系好，被选为班长。班长喜欢写东西，把班里的黑板报办得丰富多彩。大学最后一年，他的同桌老是埋头写东西。有一天，田地问他：“你写什么呢？”那位同学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写小说……”

田地突然受到启发，当天晚上就以大学生活为内容写了一篇小说。他写完了，全班36个同学就很有兴趣地传看。有一个同学悄悄找他谈话，说：“班长，你这个小说是不是可以收回来？这里头的一个人物太像我了。要是有版权，我就出钱把版权买回来。”田地很惊讶，这时，这篇小说软件班的人都看完了，已经传到硬件班去了。

从那以后，田地就开始写小说。这时，他已经读过许多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他本能地倾向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写法。1982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市，在航天部下属的一个设计院工作。1984年，他又调到东北工学院计算中心。在沈阳这座大城，田地心情舒畅，业余时间，他一面见对象谈恋爱；一面大量写作投稿。那一阶段，他在沈阳的两个文学杂志《鸭绿江》和《芒种》上发表了一些小说。

1984年，田地写了一个中篇“大漠传奇”。他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结构，又用传统手法来写细节。他自己非常喜欢这种写作方式，后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他的风格。《芒种》的编辑们都喜欢这篇稿子，小说组组长特别想发，但是主编对田地说：“小田啊，我要退休了，必须站好最后一班岗。你看，别的不说，你写三角恋爱，这怎么行啊？”

《芒种》的小说组组长就把“大漠传奇”拿到《鸭绿江》，结果马上发表，还得了《鸭绿江》文学奖。“大漠传奇”的获奖，使田地名声大噪，辽宁省作协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那时，辽宁作协与上海作协在黄山搞了一个辽海（辽宁和上海）笔会，从辽宁和上海各选出15名作家，田地当然位列其中。这是田地文学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出租车司机

田地正趁“大漠传奇”的东风，在沈阳不断推出新作之时，1988年，他的妻子贾杉作为访问学者飞到万里之外的悉尼。田地的心不由自主地飞向南太平洋。不久之后，贾杉开始在纽省大学读博士。田地1989年圣诞那天到达悉尼，与妻子团聚。随后，贾杉的母亲又带着他们5岁的儿子宽宽来到，新生活开始了。

田地一休息过来，就开始找工，挣钱养家要紧。他对新环境相当适应，先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做厨房帮手，周末还到市场卖东西。几个月后，他终于进入一家电脑公司，做起了自己的本行。但是，这家公司不大，竞争不过大公司，工资不高。这时，田地夫妇已经买了房子，又有老人、小孩，房屋贷款压力很大。田地下了决心，索性辞去电脑公司的工作，去开夜班出租车，多挣些钱。

很多中国男子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影响，身在澳洲，却放不下身段，嫌弃去工厂、餐馆打工，当然也瞧不上开出租。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因此变得自暴自弃，牢骚满腹。田地却想得开，不管干什么，他都不在乎，干一行爱一行。开出租不久，他就适应了，而且越来越喜欢这个可以接触到无数生人的工作。

开出租车，就常常要等客人，等客人时，田地就看中文报刊，看着看着，他就写起来，然后就四处投稿。田地是高产作家，快枪手，不写则已，一写生花妙笔就停不下来，一份报刊不够他登的。好在，澳洲华人很多，中文传媒发达，当时，除了几份日报，还有周报《东华时报》、《华联时报》与《时代报》，外加月刊《大世界》、《满江红》，不一而足。

1995年的一天，我坐在《东华时报》的办公室，有人要找文艺版编辑讲话，我就接过了电话。只听一位男子说，他写了一篇小说。我请他把稿子发过来，一会儿，小说就电传过来了。小说取名《Yes/No阿伟》，情节生动，语言活泼，很有幽默感，在我已经收到的稿件中应属上乘。

它描写一句英文都不会的年轻姑娘阿伟从中国来悉尼陪读，丈夫在英文报上看到一个招工广告，也没问清是干什么，就让阿伟去面试。他俩商量好战术方案：一，微笑战术，向每一个人投以微笑，说Hello；二，根据现场情况，对所有问题多答Yes；少答No。结果，那是一个色情按摩所，阿伟糊里糊涂把一位顾客当作老板，又是微笑又不断说“Yes”，闹了一连串误会，结果险些出事……

当时，中国打开国门不久，大批中国留学生来澳，英语不好又急于找工，确实出现一些相当困难尴尬的局面。田地抓住了这种典型环境，并为典型人物阿伟，结构了一系列典型情节，相当地有趣又耐人寻味。这篇小说发表后，读者反响很好，一些熟悉的作者纷纷向我打听：“田地是谁？田地是谁？”

大概是《Yes/No阿伟》发表的第二周，田地打来电话，说想请我吃个午饭，见面认识一下。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田地非常坦率健谈。从那以后，他接长不短地给我发来小说。这些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连编辑部的人都喜欢。后来，我们开辟了杂文版，田地也经常写来活泼俏皮的杂文。《东华时报》在澳洲的华人社区很有影响，田地频频发表佳作，何况他还在其它报刊遍地开花，很快声名鹊起。

我认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有文字表达能力；另外还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当然还要勤奋。而在悉尼开出租，田地接触到三教九流，使他对澳洲社会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给他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悉尼的出租车分两班。田地开夜班出租，每天12小时，每周6天，共计72小时，从下午三点开到凌晨三点。他每天晚上大约要拉20个客人，一周就是100多人。他喜欢跟人聊天，你算算他一个月与多少人聊了天？

 大概是2002年初，我与老外丈夫盖瑞刚认识不久，我任职的《朋友》杂志举行一个大型活动，悉尼的好多作者包括田地都被请来。我把田地介绍给盖瑞，他们握了握手，打了一下招呼。后来，田地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对盖瑞印象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找对人了，我觉得这是你应得的。我不骗你，我对贾杉也这样说了。”我好奇地问：“你只和他握了一下手，怎么就知道他人好？”田地冲口而出：“你知道我开出租，一天见多少生人？见多了，自然而然，我就学会了在瞬间判断人品。”

开夜班车，田地经常拉一些下班很晚的律师、会计师与工程师等。他们很有教养，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田地从他们嘴里得知很多信息，从正在审理的大案是怎么回事，到悉尼大桥底下的隧道怎么修。他拉过去夜总会上夜班的性感女郎，也拉过可口可乐南太平洋公司的总经理。

有一天晚上，田地把两位男子拉到一个高尔夫球场边。一个男子便向他要钱，还威胁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有枪有刀。”要是我，早吓慌了；田地却处变不惊，不慌不忙地与这两人周旋，磨时间。他说：“我这儿也没有钱，只有5块，你瞧，要不你就拿去？”正这么磨着，另外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了。田地迅速跳下车，向那辆出租车跑去。那辆出租车的司机犹豫着，不敢出来帮他。但是，那两个男人心虚害怕，开着田地的出租车逃跑了。第二天，出租车很快被找回来了，田地分文未失。

还有一次，一名男子搬了一个纸箱上车，半路他说要到一个酒吧找人，让田地坐在车里等，帮他照看纸箱。田地就坐在车里等，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他就下车去找。那人根本不在酒吧，他再一看，酒吧有后门，那人一定是从后门溜了。田地回到车上，打开那个纸箱，原来是空的。

开出租车，特别是夜班车，确实有风险，但是田地慢慢习惯了，而且乐在其中。他的生活变得五颜六色丰富刺激。他觉得有很多东西要想有很多东西要写，他的文思像喷泉。周一至周六开出租，星期天田地就埋头写作。

 

“黄河的忧伤”

人说“天道酬勤”，田地确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其实，开出租车，对人的精神和体力消耗很大。一般的出租车司机，星期天都要好好放松休息，像田地这样埋头笔耕，恐怕是绝无仅有。那时，我们《东华时报》的总编刘扬与一位出租车司机分租房子。这位出租车司机与田地很熟。刘扬看他除了睡觉，就是玩，什么正事不做，就说他：“你看人家田地，又开车又写那么多东西，你太虚度年华了！”

田地的勤奋还表现在他肯于学习肯于思索。作为编辑与朋友，我欣喜地看到他不是老在原地踏步，他有一种不断向前的动力与潜力。大概是2001年下半年，他告诉我，他与墨尔本的作者王晓雨合作，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黄河的忧伤”，获得了首届“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征文奖”冠军，要到香港去领奖。那时，《东华时报》已经停刊，我在担任月刊《朋友》杂志的主编。田地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我非常高兴，约他给《朋友》写一篇有关领奖的散文。很快，他就把散文“香港五日——首届‘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征文奖’颁奖活动手记及其他”发过来了。

“黄河的忧伤——记澳洲华裔作曲家储望华”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报告文学，我们必须得承认港澳五大文化机构《明报月刊》、香港作家联会、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香港文学出版社及明报出版社挑选组成的评委会眼力不差。我个人认为，田地此前发表的小说可读性强，但是有一些格调不够高，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这篇报告文学文字精当，情节生动，寓意深刻，让人掩卷深思，欲哭无泪，可谓田地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的小儿子。储安平解放前是赫赫有名的《观察》杂志的主编，解放后担任《光明日报》的主编。1957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惹怒毛泽东，在随后掀起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大右派。“反右”将中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几十万右派的子女也从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储安平生前和小儿子储望华讲过想要自杀，他终于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离家失踪。储望华从小即显示出音乐天才，后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4岁创作二胡独奏曲《村歌》，在全国音乐周公演，被《人民日报》誉为“带红领巾的作曲者”。但是，第二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大右派，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不敢要他，他进了钢琴系。在钢琴系学习期间，他写出了“变奏曲”和“江南情景组曲”，并被编入大学教科书。“文革”之中，殷承宗顶住巨大的压力，与大右派之子储望华合作，创作出钢琴协奏曲《黄河》。演出结束，周恩来激动地大呼：“洗星海复活了！”1982年，40岁的储望华到墨尔本大学进修作曲硕士学位，此后他在异乡佳作频频，创作出一系列交响乐和室内乐。他的在异乡出生的小儿子储波也成长为优秀钢琴家，储望华带他去中国访问演出，但是没有勇气给他讲述爷爷的故事。

“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剧，储安平的名字代表了对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也勾起了我们永远的伤痛。我非常感谢王晓雨和田地，采访了储望华，讲述了他们祖孙三代的故事。我们不应忘记黄河承载的忧伤，我们不能回避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过的悲剧，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把中国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黄肇强的顾问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反亚裔反土著的种族主义妖风。在1998年6月的昆省选举中，种族主义的一族党竟一举夺得11个议席。此时，悉尼的华人侨领黄肇强毅然决定立即组建一个以反对种族主义与支持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团结党，参加联邦大选。

要想组党，首先需要资金与人力，这就必须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黄肇强求助中文传媒，我们立即鼎立支持。我充分运用自己在中文报业工作多年的优势，把田地等作者组织起来，四处采访，撰写宣传团结党的稿件。我还两次组织团结党候选人与悉尼作者的座谈会，利用田地等一批作者的名气为团结党造势。

有一天，作者吴棣邀请田地和我及其他两位作者去他家吃饭。在饭桌上，我说：“现在要想想法子，怎么样把宣传势头持续下去，把作者们、读者们深入地发动起来。”田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负责编辑的‘移民沙龙’版，不是有稿费吗？你与作者们广泛联系一下，说我们这三个月的稿费捐献团结党，鼓励人人写稿参加捐献。”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主意。“移民沙龙”版是专门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的文艺版，一向很受欢迎。那三个月，该版下方特别注明“本版稿件稿费捐献给团结党”，非常引人注目，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可以说，澳洲移民特别是华人的齐心终于众志成城。1999年3月，纽省选举，黄肇强当选上议员。随后，又有八位团结党人在纽省地方政府选举中当选市议员。也就是说，在澳洲的三级议会中，团结党已经进入省、市两级议会。团结党的兴起，不仅大大提高了少数族裔的参政热情，给种族主义的一族党极大打击，也迫使澳洲的两大党不得不重视选拔少数族裔候选人。美国的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状况。他说，黄肇强是所有西方社会少数民族自己组党成功当选的唯一政治家。

黄肇强当选后，他对我说：“我想聘请一位政策顾问与传媒秘书，专门联络华人社团，并且每周给中文报刊写稿，把议会发生的事情及时告知华人社区。我可以支配的钱不多，这是一个付三天工资的兼职。你给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我当时立刻想到田地。田地有政治头脑，笔头灵活，精力充沛，办事效率高，适于与各方人物联络，将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这份工是兼职，不如开夜班出租车收入多，他会愿意吗？

我心里没谱。记得那天，黄肇强请来田地夫妇，又请了我与刘放、夏晓东一起午餐。我们对田地夫妇一阵劝说，他们欣然同意。田地一到议会，就在各家中文报上给黄肇强开设了“黄肇强上议员专栏”，每周都有稿件，源源不断。此后，纽省议会的重大议题，田地都详细地剖析讲解，使华人社区无人不晓。许多华人见了黄肇强都说：“你的专栏写得太好了，使我们懂得很多东西。”

黄肇强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非常活跃的政治家，做了很多事情。田地一心一意地与他配合，用心地学习，两人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少数民族社区特别是华人社区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去找黄肇强。田地先与他们交谈，了解情况，然后再向黄肇强汇报，进一步想办法解决。中国省一级的代表团来访，必须由省议员邀请；黄肇强认为应该让中国不同领域的人出访澳洲增进交流，因此热情促成。大量具体的审查、挑选及联系工作就由田地来做。

从1999年到2006年，田地担任黄肇强的顾问与秘书7年，直到黄先生从议会退休。他在议会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对西方的议会选举及议会民主体会深刻。2008年，会讲中文的澳洲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当选澳洲总理，田地立即写了一本书《陆克文：总理是个中国通》，由中国的新华出版社出版。书中，田地不仅讲述了陆克文的故事，也介绍了西方的议会民主。

 

遭遇陈宝国

离开纽省议会，田地一头扎进了电视连续剧。早在2003年，墨尔本的作者李洋与沈志敏合写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剧本。李洋年轻时在国内是话剧演员，与大名鼎鼎的葛优是睡过上下铺的老同事。他想让葛优演这个戏，于是在北京满世界找投资方，找了很久也不成功，投资方表示故事太旧。

李洋与田地相熟，就和他商量，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本子改一改？田地说：“我不想改别人的本子，我可以帮你重写一个。”田地是快手，很快写出一个几千字的故事大纲，发给他。李洋拿了这个故事大纲，一星期之内就在北京找到了投资方，签了合同，拿到10%的前期定金。连影帝葛优都说李洋：“你当了半年的孙子，现在总算做爷爷了！”

这个本子当时叫《陪读爸爸》，是写小留学生与父母的故事。投资方让田地去北京写本，熟悉葛优，尽量让主角往葛优的戏路靠。2003年下半年，我和丈夫盖瑞回京探家，田地正在旅馆埋头写本。我的小弟及弟妹陪伴我与盖瑞去看他，并且一起在一家老北京餐馆吃了饭。对于我们，这是故乡遇故知，自然分外高兴。

本子写好之后，葛优一直没有表态，后来他终于说，不想拍电视连续剧。当时，葛优正与冯小刚拍贺岁片，相当的成功。他说，他拍的电视连续剧除了早年的《编辑部的故事》，都不太成功，而且拍电视连续剧拖的时间长，太累，因此想想，还是专心拍电影吧。既然他不演，投资方就没了信心，事情就拖了下来。

2006年，投资方又找到陈宝国。陈宝国看了本子，给话：“你这个本子是给葛优写的，你必须得照我写，我才能演。”当时，陈宝国一连演了汉武帝、朱元璋等好几个皇帝，很想换一换戏路。投资方立即把田地请到北京，让他熟悉陈宝国，照着他的戏路改本。这一次，投资方还请来中国影视编剧大腕邹静之来当文学编辑。邹静之是专门给张艺谋写本的，田地受到他的熏陶，获益匪浅。

2007年，田地又去北京改本。这一次，投资方又请来另一位影视编剧大腕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授马军骧担任剧本策划。田地与马军骧一见如故，相当投缘。有一天，约好一起吃饭，陈宝国都到了，马军骧还没到。过了好久，他才到了，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刚才堵车，我就琢磨，我们的主角该是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到，他就是中国版的鳄鱼先生……”

这一句话点醒了田地。对呀，澳洲电影《鳄鱼先生》写一个丛林中的澳洲乡下人被带到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反差很大，发生了一系列文化冲突。现在，我就要写一个一句英文不会的中国人来到澳洲，发生一系列文化冲突，最后澳洲社会与观众都接受了他。原来，按葛优的戏路走，主角是个小人物；现在按陈宝国的戏路走，就应该写成一个硬汉。田地又决定把主角写成复员军人，因此带有军人气质，复员之后在北京开出租，这是他最熟悉的一类人。这样，很多情节都要改，片名也改成《穷爸爸富爸爸》。

田地一旦想通了，写起来就飞快。他一天一集，一集2万字，两周就写完了15集。他欣慰地想，我大概是世界上写电视剧剧本最快的人了。但是，光快不算数；还得看陈宝国认可不认可。田地写完一集，就发给陈宝国一集，15天已经发了15集，却没有一个字的回音。制片人非常担心，但是不敢惊动陈宝国。

这天，陈宝国终于说：“剧本写了15集了，要不要讨论一下，与田地见个面？”大家都到齐了，会议主持人说完话，制片人、香港导演和投资方挨个发言。他们不知道陈宝国的态度，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一边看陈宝国的脸色，一边说些磨稜两可的话。

等他们都说完了，陈宝国脸色松弛下来。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想听我的意见，这么简单的事儿，让我说，就两个字：牛逼，太牛逼了，我太喜欢这个人物了！我就提一个建议，田地写得太满了，故事最好写七分满，给观众一点余地……”

陈宝国的话一锤定音，投资方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给田地发钱。为了赶上档期，他们让田地赶快写后15集；前15集找了两个香港人修改，而且马上开机拍摄北京部分。田地在北京又住了两个月，写完了后15集，这时，剧组已经在墨尔本开拍了。

田地一到悉尼，制片就打来电话，让他快去墨尔本。他休息了两天，马上赶过去。一见面，导演就说：“陈宝国急了，说不拍了……”陈宝国一见他就问：“田地，你怎么把剧本改成这样了？”田地解释：“不是我改的，是别人改的……”

投资方当初担心田地的本子不够喜剧化，就找了两个香港人来改本。田地仔细看本后才明白，香港人与大陆人的幽默不一样，他们靠肢体语言制造幽默，把原来本子的幽默改得荡然无存，还压缩了两集。演女一号的尹馨是一位台湾女演员。她对田地说：“我看过你写的第一稿，现在的第二稿比第一稿差很多，风格完全不一样……”其他演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但是，这个戏已经开拍，田地不可能彻底推翻第二稿，现在能做的补救已经很少。

电视剧是遗憾的艺术。田地认为陈宝国对剧本理解得很好，台湾来的女一号尹馨也很好，其他演员弱一些。在墨尔本拍摄也有不少问题，主要是中国的班子对在海外拍戏没有经验，经费也受限制，一些场景没有拍下来，拍摄显得仓促粗糙。另外，投资方也没有做后期推广宣传。尽管如此，中国有二十几个省级电视台播放了；在海外，凤凰卫视放了。在东方卫视播放期间，该剧在《搜狐》电视剧热播榜上曾经连续三周高居前三名。

我是比较喜欢《穷爸爸富爸爸》的。这个戏情节真实可信，跌宕起伏，很有看头；田地与陈宝国共同塑造的这个人物——穷爸爸，形象丰满可爱，生动感人，让人久久难忘。我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是田地文学生涯的第三个高峰。

攀登上这一高峰，辛苦备尝，田地感慨良多。他说：“开始时，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看不上别人。李洋就嘱咐我，一定要听得进意见，不要和人家顶。后来，当我一点一点写下去，改下去，与国内的人磨合，我就越来越发现有很多可学的东西。写电视连续剧工作量大，过程长，环节多，今天这样改，明天那样改，婆婆多，演员、导演、制片谁都想改，什么时候关机什么时候停止修改，要有坚强的心理承受力。”

经历了这番磨练，田地的创作更上一层楼。他已经写了两个电视连续剧，暂时还没拍；又与李洋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还想搞一个话剧。他有很多想法，他老想着创新。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文学富矿。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刘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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