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
本栏将发表一些纪实文章，描写澳洲华裔知名作者、画家、书法家、歌唱家的人生故事以及一些澳洲中国通的故事。
坚韧奋发毕熙燕
辛夷楣
她早年坎坷，父亲被打成“右派”，哥哥们全都受到株连，她顽强不息才华横溢，成为澳大利亚优秀的作家与中文教师
我是1996年下半年认识毕熙燕的。那时，她的长篇小说《绿卡梦》刚在中国出版，一位朋友把她介绍给我。我正在悉尼的中文周报《东华时报》担任编辑、记者。毕熙燕答应把《绿卡梦》放在我们报上连载，我又热情地邀请她给我们的文艺版写些稿件。她先发来几篇三千字的稿子，尤以“周末劳改犯”最受读者欢迎。
我对她说，你该写四、五千字或五、六千字容量更大的东西，她就拿来“失眠者与她的丈夫”、“洋婆婆有感”等。这些文章，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又兼有女性的细腻精致，对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让人久久难忘。很多熟人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喜欢毕熙燕的文章。记得1997年底，已在澳洲文坛颇有名气的田地对我说：“今年澳洲文坛的新人是毕熙燕。”
这位新人一发不收，又连续在我们报上发了不少很有份量的稿件。我不知道是因为喜欢她的稿子，还是喜欢她明快的性格，或是都来自北京，抑或是知道了她爸爸也曾是右派，因之同病相怜，总之，我们渐渐接近，成为朋友。我认识了她的丈夫和儿子，还有她的四哥；她也认识了我的前男友，后来又认识了我的丈夫盖瑞。她一直很忙，我们没有机会常常聚首，但是，我常常想起她。连我的九十多岁的老父老母十几年前来悉尼探我时见过她，都老是问起：“毕熙燕怎么样？”
毕熙燕身上有一种令人难忘的东西。她身材苗条，五官清晰，短短的黑发自然地弯曲，一双眼睛神采奕奕。她特别刻苦，不管是读学位还是写作或是教书，都力求尽善尽美。我有时不免怜香惜玉，劝她省点儿力气。她对我说：“也许，我从小生活艰难，不努力不行，我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我深知，这是肺腑之言，从中国到澳洲，毕熙燕一直坚韧奋发不知停歇。
建筑专家的后代
毕熙燕的爷爷一辈很有钱。她的父亲毕本德早早离家出去求学，1934年从天津北洋大学建筑系毕业。三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不愿做亡国奴，千里迢迢辗转奔赴大西南。当时，成都急需建设军用机场。他参与了成都双流机场的设计。
抗战胜利之后，毕本德回到天津，参与设计芦台灌溉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组建了公营建筑公司，并担任了这个公司和北京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中国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茅以升很器重他。1954年，将他抽调去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他是武汉长江大桥五人专家组之一。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1957年，他又成为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三名现场总指挥之一。
毕熙燕的外祖父民国时期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她的母亲是保定女师的学生，闹学潮时很有声望。保定女师毕业后，她考上了北平艺专，学习音乐理论，钢琴、琵琶都弹得很好。在抗日战争的刀光血影颠扑流离之中，她与毕本德相爱结婚相濡以沫。抗战胜利之后，毕本德父母包办的农村原配找上门来。毕本德两头都要顾着，他的婚姻多了许多瓜瓜蔓蔓。这个女人如影相随跟着他们搬来搬去，后来就住进他们大院的一个套院。
1957年，毕本德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挥汗如雨日夜奋战，根本无暇参与政治运动，因此躲过了“引蛇出洞”那一劫。1959年，十三陵水库完工后，他调到北京第二建筑公司，负责北京东郊电子管厂等工程。那一阶段，他说了一句话：“怎么连瓷砖都从波兰进口，这不是瞎花钱吗？中国就是瓷器，中国连这种瓷砖都生产不了吗？”就因为这些话，又因为身为高级工程师，1960年反右倾时，上级竟决定将他补划为右派，降职减薪下放劳动，工资由180元减到82元。他气得一头撞在墙上，结果把头撞伤了，把肩膀也撞坏了。建筑专家毕本德从此跌入深渊，他的学识与才华再难有用武之地。
毕熙燕的母亲在二建担任工会主席。她非常活跃，平时组织职工吹拉弹唱，逢年过节就搞文艺演出。没想到，丈夫补划为右派后，领导竟强迫她辞职回家。那时，家中已经有了六个孩子，五个男孩一个女孩。唯一的女孩，小六毕熙燕那年才两岁，全家人都叫她燕儿。从燕儿记事起，家中老是钱紧，母亲从来没有笑脸。
早年坎坷
毕家的日子太紧了，连四奶都不得不出去给别人家当保姆挣钱。四奶是毕本德四哥的姨太太。这位四哥在乡下经营毕家的田产，解放初期土改时被定为恶霸地主，枪毙了。四奶是穷苦人出身，侥幸未受牵连，就离开乡下，投奔了毕本德夫妇。毕家孩子受到四奶的照料呵护，把她视为亲奶奶。
小小的燕儿不明白四奶为什么离开他们？她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人带她去前门找四奶。四奶正给一家人做饭。燕儿只好在外面等着，后来，四奶总算出来了，她掏出钱塞在燕儿手里说：“回去给你哥……”燕儿仰着小脸儿问她：“你怎么不给我们做饭，我想吃你做的肉丸子！”别说肉丸子了，燕儿已经好久都没吃过白馒头了，妈妈只能用棒子面（北京人对玉米面的称呼）窝头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燕儿佩服哥哥们，她希望他们多带她玩，疼爱她，就独出心裁自告奋勇地讨好他们。如果他们没做功课，燕儿就说是因为她老给他们捣蛋；如果他们偷吃了什么东西，燕儿就说是她偷吃的。这样屡帮倒忙，哥哥们自然不领情，还骂燕儿是“废物点心”，让她“一边儿呆着去”。有一次，哥哥们躲在后屋偷吃白糖，燕儿见状，立刻挺身帮忙。她大喊：“妈、爸，我哥他们没偷吃白糖！”结果是好心没有好报，第二天，全体哥哥都不理她了。
住在套院的女人本能地嫌弃毕本德的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但是对几个男孩，她已构不成威胁，惟有燕儿，却受了不少委屈。只要燕儿在她眼皮底下出现，就总有麻烦，不是逼着她叫她“大妈”，叫自己亲妈“小妈”；就是被打一下，推一把。有一次，燕儿被她推倒在地，磕破了膝盖。燕儿用手擦着流出的血，哭着往家走，一边上台阶一边喊：“妈，妈，外院大妈打我了！”一向疼爱她的妈妈居然冲出来搡着她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你给我住嘴！活该，谁让你往那边跑的？”燕儿心中升腾出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没做错任何事，我流了那么多血，为什么还要挨骂？她哪里理解，这样的局面让爸爸妈妈和套院的女人都尝尽了尴尬。
燕儿的父母年近半百才生下她，自然对她特别疼爱。可惜，父亲被右派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既要挂虑家中人的温饱，又因为自己葬送了妻子儿女的前途时时受到良心谴责，心绪总是不佳。母亲经常对燕儿说：“要是讲迷信的话，你就是个克星。自从有了你，国家闹饥荒，家里遭大难……”当时，全中国粮食饥荒，作为右派家属的母亲雪上加霜，心中的压力分外沉重。她的话使燕儿的心久久地沉沦在黑暗中。
燕儿稍大之后，妈妈经常在她手里塞个纸条，打发她去舅舅家、姨家。舅舅和姨与妈妈感情深厚，经常周济他们。后来，燕儿懂事了，她知道妈和哥哥们都不想去舅舅家、姨家借钱，她也不肯去了。但是，妈的日子实在撑不下去，只得三块、两块的跟周围邻居挪借。
因为父亲是右派，燕儿的哥哥们全都受到株连，不可能上大学，只能下厂下乡分赴边疆。1964年，大哥去了北大荒，三哥去了新疆军垦兵团；1968年，五哥又去吉林插队。二哥进了西安的化工厂。四哥算是最幸运的，进了半工半读的技校，后来被分到北京计算机厂。毕家住在北海与景山之间，距离湖光山色塔影摇弋的北海不过数步之遥，周围又被故宫、景山与后海的美景环绕，是北京城最具文化底蕴的地方。几个哥哥无时无刻不思念北京。
“文革”爆发，毕家再遭厄运。父亲虽然早在1963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仍然不许留在北京，被送到甘肃嘉峪关支援三线，工资竟被减到30元。那时，四哥的工资也是30元，他就想方设法省出钱来接济妈妈和妹妹。
“文革”仍在进行之中，毕熙燕进了女一中。母亲到西安帮助照顾二哥的孩子，12岁的毕熙燕就自己照顾自己。她爱学习，功课好，班上一些不爱念书的同学就要求抄她的作业。这些同学大多是总参总政大院里的孩子，他们用文革抄家时抄来的外国小说作交换。毕熙燕挂上窗帘，围着炉子读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使她暂时忘却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忘记了父母哥哥全都不在身边的孤寂，也忘记了自己蒸的馒头半生不熟难以下咽。
在西安，母亲开始消瘦，一检查，竟是患了肺癌。舅舅急了，让老四毕熙东快去把妈妈接回来。毕熙燕休了学，天天陪妈妈到医院治疗，她眼看着妈妈迅速地衰弱下去。几个月后，妈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全家人都哭，只有14岁的毕熙燕一声不哭。后来，四哥发现，燕儿每天晚上十二点到一点发癔症。他明白，这孩子心重，受刺激了。他就熬着不睡，妹妹一闹，就哄她，把她哄好了，自己才睡。毕熙东告诉我：“燕儿的这病闹了好久，直到1978年她上大学一、二年级后，才好了。”
妈妈去世不久，已经迁到山西临汾的父亲又病了。毕熙东只得去山西，把父亲接到北京治病。毕熙东后来讲给我听：“那天，我们父子在北京站下车，天还没亮，又特别冷，一进家，看见燕儿已经起来，正坐在炉子旁边念书，印象特深，这孩子用功，知道上进。那些年，家里特别困难，为了给母亲和父亲治病，我欠了四百多元债，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广阔天地
正是在家中屡遭劫难的情况下，1976年春，毕熙燕被分配到北京郊区顺义县大孙各庄插队。别看毕熙燕从小营养不良，她干起农活可有股狠劲。她听说，赶大车到山外拉石头，赶车跟车工分都挣满分，就坚决要求跟车。她的想法很简单，一定要多挣工分，不能给父亲或者哥哥们增加经济负担。她是村里女知青中唯一挣男劳力工分的。结果，插队第一年，她就挣了92元钱和500斤粮票。她给自己买了块手表，给四哥买了双皮鞋。
有一天，毕熙燕到大队部去发信，管事的柳瘸子说：“你就是毕熙燕啊，后街19号郑保常正在找你。”毕熙燕就打听，别人说，郑保常是个好人，是从城里回来的。郑保常夫妇一见毕熙燕，就热情地请她上炕。毕熙燕一看，墙上镜框里有张照片，郑保常在拉二胡，旁边她妈妈正在唱。她当时就懵了。郑保常告诉她：“你妈是二建的工会主席，整天组织我们排练节目。那时，我是小年轻，经常与你妈妈在一起，可熟了。后来，国家精简，说不在城里吃闲饭，我就回乡了。你是谢大姐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毕熙燕的日子就变了，她在村里有家了。
老乡们很朴实，他们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你人好干活好，他们就喜欢你。赶车的二把式不爱说话，后来与毕熙燕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毕熙燕会画画，就给老乡家的箱子、柜子上画画，老乡就给她送鸡蛋。她交了一圈儿农民朋友，人家家里盖房，她也去帮忙。她父亲给村里写信，说这孩子思想有问题，一定要严加管教。幸亏，郑保常替她说话，才没给她惹来麻烦。
有一天，毕熙燕拉着马车到老乡家中装大粪。就在她进老乡家喝口水的功夫，小孩们把牲口逗惊了。她出了屋上了车，刚一扬鞭，马就狂奔起来，把她摔下来，摔断了胳臂。老乡们用小拖拉机把她送到县医院。接骨手术刚要开始，顺义县城全城停电。她在黑夜里躺了一宿，疼坏了，总算盼到第二天早上，电来了，医生才给她做了接骨手术。胳臂摔断以后，不能再赶车了，队里安排她当记工员。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了。队干部不让她去参加追悼会，说她是右派的女儿，让她和地富反坏在一起，使她深受刺激，心情抑郁了很久。第二年，传来恢复高考大学招生的消息，毕熙燕与村里的四个知青，还拉上队长的儿子一起去报名。她早起晚睡，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去公社考试时，卷子竟有1.2米长，队长儿子考了一半，吓出来了。
发榜的那天，毕熙燕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铲地，直到太阳下山，也没有一点儿消息，五个知青不免垂头丧气。第二天通知终于来了，毕熙燕和另一个男知青考上了北师大。
他们俩去大队部填写了政审表。毕熙燕心里开始打鼓：父亲的右派问题会不会成为拦路虎？这天晚上，听说大队干部要讨论选送大学生的事儿，她就躲在窗外偷听。只听一个人说：“陈某某家里没问题，毕熙燕连她爸都说她思想有问题……”这时，有人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咱村几百年才出过一个秀才，今年出两，谁敢说不，就是跟咱村过不去……”听到这里，毕熙燕才放心了。
1978年3月3日，五哥借了一辆卡车，把毕熙燕连人带行李直接送往北师大。全村的人都在村口送行抹眼泪。毕熙燕后来常常回顺义，她难以忘却与老乡们一起在广阔天地度过的日日夜夜。
高等学府
从1966年“文革”伊始算起，中国的大学已经11年没有通过考试招生。毕熙燕发现，这回考上来的都是人精，中文系里人才济济。北师大发源于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顶尖学府，而中文系师资尤其雄厚，在全国出类拔萃。优异教师与人精学生聚在一处，学术空气空前浓厚。一开学，毕熙燕就尝到这所高等学府的厉害。第一次写作课，她竟得了中，老师还在评语里批评了她一大堆。从此，她就决心发奋，对写作更是多方下力，到毕业时，她终于在班上成绩拔尖。
有一次，古汉语课考汉代文学，一位同学向老师索要答得最好的卷子，老师说：“你找小毕吧，那是最好的。”毕熙燕发现，她有一种本事，她记书像记画。平时用心念过的书，到考试时静下心来一想，就一页页地出现在眼前，像画一样，压力越大画面越清晰。她说：“这可能是遗传，我爸爸记性特别好，几个哥哥里四哥最突出，我已经差远了。”
人一旦养成了奋发刻苦的习惯，似乎就不容易变了。准备考研究生那一阵儿，毕熙燕每天五点起床念书，星期天也不回家，人瘦了30斤，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了一个窈窕淑女，眼睛也变成了双眼皮大眼睛。第一天考试，外校的考生已经先进了考场。等本校考生入场时，毕熙燕走在最后头。她听见人们小声议论：“哪个是最厉害的？哪个？”“走在最后头的那个女生！”
1982年，毕熙燕开始在北师大中文系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80年代正是中国敞开大门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的时期。他们那一届的6名研究生，不但一起听课，一起讨论聊天，假期还相约出外旅游。每周一个晚上，研究生们一起在图书馆解答知识竞赛题。青年学子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她的一位同学夸奖说：“小毕是悠悠灵气浩然而来。”
毕熙燕是太幸运了。她的导师是中国当代颇负盛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古典文献专家、书画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与国学大师启功。启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1912年出生后，家业已经衰落。他幼年入私塾读诗文，及长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毕熙燕在三年里频频接受启功的指导教诲，启功的学养与操守给了她深刻的影响。
毕熙燕的硕士论文是写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刘禹锡被誉为中唐“诗豪”，是中唐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散文家。他的散文《陋室铭》仅仅八十几个字，运用了对比、白描、隐喻，韵律感极强，读来金石掷地自然流畅，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情操，体现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句。在启功的细心点拨之下，毕熙燕对这篇论文倾注了大量心血。
那一阶段，毕熙燕文思泉涌，她开始创作小说《生旦净末丑》，试图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婚姻不幸、想离婚又障碍重重的矛盾状况。她特别喜欢北京人艺的话剧，又和四哥合写了话剧《三代经商》，主角是刚刚出现的“小倒爷”。
1985年，毕熙燕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人大是北京著名的高校，尤以文科见长。毕熙燕口才好，善于讲课，加之她备课特别认真，对授课技巧反复推敲，因此深受学生欢迎。她被推荐到教育部去给干部讲课，也到全国各地讲学，挣了不少钱。这时，毕熙燕父亲分到一套单元，就给了她。她正在民族大学代课，学生中好几个人是美编，主动来帮她装修房子，把她的家布置得典雅温馨。
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大学还给青年教师组织强化英语学习，准备让他们分批出国进修。毕熙燕兴致勃勃地参加强化学习，但是老也没有出国机会。后来，她听说，只要交几千美元就可以到澳洲留学，就决心一试。就这样，1990年6月，她离开任教数年的北京著名高等学府，只身飞到悉尼。
异乡拼搏
接毕熙燕的人把她送到悉尼市郊的一个房子，她一看，屋里竟连床都没有，地上放着旧床垫，她立刻后悔了。她想起在北京典雅温馨的家，真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出来？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也不能立刻打道回府吧？首要的事，是找工。她身上当时只有几百澳元，没有工作，心里忐忑不安。可是，那时正值澳洲经济不景，语言中心的一个女生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毕熙燕去银行开户办卡。她发现，说英语与人交流，一点障碍都没有。柜台里的澳洲人还说：“今天来的英语不错！”那一时期，几万中国留学生涌到澳洲，英语好的凤毛麟角。毕熙燕受到银行职员夸奖，鼓足勇气去找工。她的语言中心位于市中心，附近不远有个很大的找工中心。她去登记，接待的人说：“你的英语这么好，我给你一份full-time（全职）。”那是一家珠宝店，她负责接订单，工资很好，活也不累，老板也好相处。但是，在那里上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五点，她再赶到语言中心上课就太晚了，出勤率大大下降。如果出勤率不够，学生签证就难以延续。这样，做了一个月，毕熙燕不得不忍痛辞职。
找来找去，毕熙燕总算找到一个上班时间合适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型鸡肉加工厂，人们叫它难民收容营，工人尽是从巴基斯坦、印度或南斯拉夫刚来不久的新移民，还有大批中国留学生。毕熙燕选择上早班，早上五点上班，下午两点半下班，再赶去上课，一点都不耽误。可是，这份工非常辛苦，早上顶着寒风一路上坡，得走二十分钟才能到厂大门，活还特别累，毕熙燕只好咬牙坚持。
悉尼日日阳光灿烂，满眼绿树蓝天。毕熙燕住的地方就在海边，但是她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海，更没有时间去澳洲的其他地方旅游。她一心一意想多挣一点钱，以便应付昂贵的学费与自己的生活费。后来，除了一至五去鸡厂和语言中心，周末她还到一家洗衣店工作，又去一家人家打扫卫生，真是既紧张忙碌又疲劳不堪。
失眠者与她的丈夫
语言中心来了一位新老师艾舍(Asher)。他儒雅温和，风度翩翩，讲课认真生动，学生们都喜欢他，女生们更是被他迷倒了一大片。大家很快发现，艾舍对聪明好学的毕熙燕情有独钟。艾舍开始约毕熙燕一起喝咖啡、散步，还出席朋友们的聚会。但是，毕熙燕发现，围在艾舍身边的女性很多，他对她们也都热情友好。
1991年8月，语言中心放假，毕熙燕决定回北京探家。此时，她来澳已经一年，真是归心似箭。她走之前，艾舍已经飞到加拿大去探望母亲。没想到，她刚在北京待了一周，就接到艾舍的电话。他说：“我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从加拿大回到悉尼，一听说你回中国了，就立刻买机票飞过来了。”父亲与哥哥们都嘱咐毕熙燕好好招待他。
毕熙燕带着艾舍在北京玩了一周，他们也谈了很多。艾舍很坦诚地说：“我想到了我们两人的将来，但是你知道，我们西方人不能说结婚就结婚。我希望你回来，我去接你。”毕熙燕回到悉尼，在艾舍家附近租了一处房子。两人频密来往，感情如胶似漆，但是艾舍始终不提结婚的事。他并非不想结婚，只是不晓得自己是否担当得起人生的这一巨大承诺，因此仍然犹豫不决。
1991年圣诞前，毕熙燕已经离开鸡肉加工厂，去一个地区图书馆工作了。假如，她与艾舍结婚，今后无论工作与学习就可以享受澳洲人的待遇，那就容易多了。当然，她绝不会因此而催促艾舍结婚。艾舍的母亲先是对儿子找了一位中国人不可想象，后来知道儿子心意已决，就敦促他们尽快结婚。这时，毕熙燕怀孕了，艾舍不再犹豫，他们举行了婚礼。
1993年初，儿子出生。刚开始，毕熙燕奶水不够，儿子老哭。她家附近有个福利机构，说母子可以住进去，由专家帮助调整孩子的作息习惯。毕熙燕带着儿子去住了三天，就调整好了，此后儿子就特别乖。她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写长篇小说。这就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绿卡梦》，1996年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
既然儿子这么乖，毕熙燕就想把他送到政府资助的人家去，自己可以去继续念书深造。她与丈夫商议。艾舍极力鼓励她到悉尼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悉尼大学建于1850年，是澳洲大陆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学府。悉大中文系实力雄厚，在世界上颇富声名。
艾舍的建议使毕熙燕激动不已。她精心准备简历，还有发表文章的单子，心情紧张地去面试。没想到，机缘凑巧，中文系正在寻找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师，毕熙燕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才。系主任不但同意让她读博士，还聘她当讲师。毕熙燕心花怒放，恨不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路人。
毕熙燕长期失眠，她不仅入睡难，容易惊醒，而且常作恶梦。艾舍却是睡眠极好，说了“晚安”没有几秒钟，毕熙燕已经听见他均匀细碎的鼾声。每天早上，毕熙燕还在眯眯糊糊地睡着；艾舍已经起来，在厨房做早饭、磨咖啡。尽管，他尽量轻手轻脚，但是毕熙燕还是被吵醒了。
后来，他们特意在厨房通往卧室的走廊里安装了一扇门。结果，厨房的声音是听不到了，丈夫出来进去开门关门的动静又成了毕熙燕的闹钟。于是，她把这新装的门仔细研究一番，发现只要将门把手握紧压到底，开门关门便没有声音了。她当晚把这一秘诀传授给丈夫，他也兴奋异常。然而，睡了一夜好觉之后，艾舍早把秘诀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毕熙燕又被开门关门声吵醒。
两个人都恼羞成怒，艾舍忍不住大叫：“我记不住，没人能记得住，我受够了！”然后摔门而去。毕熙燕下了决心，当晚与丈夫分床，自己去书房睡。晚上，她遛狗回来，竟发现丈夫正在走廊里认真地一下一下地练习开门关门。不用说，那一晚，毕熙燕自然没有与丈夫分床。
有一次，毕熙燕夫妇带着儿子去纽省的酒乡猎人谷旅游。知道毕熙燕住旅馆睡不好，那几晚，艾舍特别预订了别墅式住宿。入夜以后，山谷里又静又黑，毕熙燕破天荒很快入睡了。然而，睡到半夜，她被一声巨响吵醒。原来是艾舍口渴，去厨房找水，黑暗中不小心踢翻了凳子；毕熙燕自此瞪眼到天明。
第二天晚上睡觉之前，毕熙燕仔细检查夜晚有可能被丈夫、儿子碰倒踢翻的东西，又专门从冰箱拿了一瓶水和一只杯子放在床头柜上。她又累又困，一会儿就进入梦乡。梦里，他们一家人去野餐，刚把食物放好，却下起大雨，粗粗的水柱浇到她脸上，她拼命摇头甩水，把自己摇醒了。她定睛一看，原来丈夫站在床头，正往杯子里倒水，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准头太差，瓶中的水竟浇到了她的脸上和枕头上。
此时，艾舍一边急忙拿浴巾给毕熙燕擦脸，拧头发，一边喃喃地说：“怎么越小心越出事呢？”他又撤掉了湿透的床单、枕套。这样折腾一番之后，毕熙燕自然是睡意全无；奇迹般地，艾舍也失眠了。毕熙燕听不见丈夫那均匀细碎的鼾声，却听见丈夫一声声压抑的叹息。她突然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一直提心吊胆的艾舍也笑出声来。他们由小笑到大笑，直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也奇怪，从那以后，毕熙燕的失眠似乎好了许多，脾气仿佛也好了许多，他俩很少再为此发生争吵。我想，是艾舍更加理解了妻子；也是毕熙燕被丈夫的温柔细心善良宽容深深打动。
教书写作两不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璀璨的名字——苏轼，照亮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星空。他特立独行的人格与无人企及的艺术成就，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学子。他在古文、诗词、书法及绘画各领域创造出惊人的高峰。毕熙燕对苏轼特别倾心，还在于大诗人浑身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代意识。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苏轼，她要写出自己对苏轼的独特理解，她想让世界各地的人更深切地理解这位一千年前的中国文豪。
皇天不负有心人。历经数年殚精竭虑，毕熙燕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2001年拿到博士学位。她又将论文改写成书稿，在美国出版，她终于将自己对苏轼的理解推向英语世界。苏轼论文与书稿的写作亦使毕熙燕的英文写作更上层楼。从论文到书稿，艾舍阅读了无数遍，他深深被这位一千年前的东方伟人吸引，他的意见与感想也使毕熙燕深受启发。
给澳洲学生和澳洲出生的华裔学生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对毕熙燕无疑是项挑战。有时，她讲得兴致勃勃，学生们却往往觉得处处难点。于是，她虚心与学生交流，从他们的知识背景出发，编写教案，启发他们大胆提问，尽量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协调。
2001年以后，澳洲大学的经费渐趋紧张。这时，一位同事推荐毕熙燕去悉尼一家著名的私立中学教中文。她起初不太感兴趣，但是面试之后，她对该校采取牛津剑桥的方式培养学生非常欣赏。她在这个学校工作得非常愉快，如今，一晃已经教了十几年。她不仅是该校中文负责老师，还连续十几年担任纽省高考中文试卷出题委员会首席考官。同时，她与丈夫艾舍都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客座教授。
在专心教书的同时，毕熙燕辛勤笔耕，自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绿卡梦》以来，她几乎每两年即推出新作。她与悉尼的几位女作家联袂推出小说集《她们没有爱情》（1998年）；与刘海鸥合作推出散文集《桥上的世界》（2000年）；然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天生作妾》（2003年）和《彩云追月》（2008年）；发表了长篇纪实《双色眸》（2006年）；翻译了《陆克文——一个会说中文的澳大利亚总理》与《悉尼歌剧院》两本书。2007年与2008年，毕熙燕还与丈夫艾舍合作出版了英汉对照的丛书《带你走近西方》。近年来，毕熙燕又出版了英文传记《Bright Swallow（明亮的燕子）》和英文小说《Dragon's Gate（龙门阵）》。前者读者大受欢迎，十分畅销。后者出版当月被澳洲的两张大报《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墨尔本时代报（Melbourne Age)》列为“本周首选”。评论文章称赞这本小说生动感人的跨文化叙述，将中国文化的说书传统和世界经典文学完美结合。
我非常喜欢毕熙燕的散文与纪实文学，常常被她大气磅礴的文风震撼，被她深邃细腻的笔触感动。我对她的长篇纪实《双色眸》更是情有独钟。《双色眸》是写她自己，也是写她的丈夫艾舍，是写他们这两个一中一西，种族、文化背景与出身经历大相径庭的人在世界各地旅游探亲，接触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思考，而她的笔触所及全是地球村时代的我们非常关注的敏感话题。
毕熙燕出生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家庭，而她自上大学始几十年须臾不离中国古典文学。艾舍则是几千年漂泊不定的犹太人后裔，出生在德国，幼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从懂事时起，即受席卷西方的“嬉皮”思潮影响，反传统，漠视成规。这两个文化背景出身经历大相径庭的人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博大胸怀与兼收并蓄的可贵涵养。
当毕熙燕第一次带艾舍回京与家人团聚时，艾舍要求：体验真实的中国。毕熙燕的哥哥让出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单元给他们一家住。第二天一早，艾舍下楼遛弯，却一去不回。毕熙燕赶紧推着小儿子下楼去找。她发现，丈夫正在附近的自由市场上大吃馅饼，一边还连说带比划地与小贩亲切交流。小贩对毕熙燕说：“这个大老外真能吃！”此后两周，每天早晨，艾舍就下楼去给全家买早点，后来他还与小贩们成了朋友。说实在的，一个在西方长大的知识分子，却喜欢充满生活气息却不免杂乱喧闹的北京自由市场，还与小贩们成为朋友，这不能不让我感动。
而当读到毕熙燕与婆婆相识相交的过程时，我就更为心动了。婆婆年轻时，饱受纳粹蹂躏，丧失丈夫与儿子后，移民加拿大，再婚后与丈夫辛辛苦苦经营小杂货店，唯一的期望便是儿子、女儿出人头地。但婆婆的这种典型“犹太妈”思维，最终把儿女都逼得不得不离她远去。与如此思维的“犹太妈”相处，他们婆媳的关系自然疙疙瘩瘩，冲突迭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婆媳越来越理解体谅对方，感情越来越融洽深厚。
毕熙燕与艾舍的故事妙趣横生，毕熙燕与艾舍的婚姻幸福美满。他们结婚以来，两人相濡以沫相辅相成，道路不再坎坷崎岖，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生活愈益多彩多姿。然而，不变的旋律却是，毕熙燕始终刻苦向上，始终坚韧奋发，始终如一地顽强进取。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现在国内大学教师不会再这样爱出国，中外差别已与20年前大不相同。
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不知再过几十年，人才是否会总澳洲倒流回中国？
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
我87年從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去人大，畢熙燕已經出國，他的名字同事們還時常挂在嘴邊。如果不出國她會是很有成就的教授。不知她現在是做學問還是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