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师——肖虹

永远的老师--肖虹

辛夷楣

 

她是举人的后代，经历了曲折的求学之路，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热心慈善，她的英文著作《长征中的女性》在英语世界大受欢迎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悉尼大学东亚研究院中文系读研究生。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整个国家还相当贫穷落后。我们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大多是借债出来的。我的学姐学弟人人都为打工找工攒学费耗尽了心力。好在，我的导师徐士文善良文雅，对我的困境很为理解，系里的其他华裔老师，比如肖虹老师对我们也十分友好热情。在他（她）们，也许只是以一贯的平等关心来对待学生，可对艰难困苦中的我们，却是很大的慰藉。

后来，我终于因不堪学费重负，不得不中途休学，去一家中文日报担任翻译，但是我仍然抽出时间去参加系里的一些学术活动。肖虹老师在会上的发言每每精彩生动，发人深省。她的英语流利潇洒，文思敏捷锐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老师们见了我，亲切依然，家里有聚会还常常邀我参加。记得，有一次，肖虹老师邀我们去她家吃饺子。她的老母亲亲自下厨，她的丈夫李先生捧出陈年佳酿。

另一次，北京大学的教授乐黛云远道而来，肖虹老师夫妇邀我们大家去他们在乡下的牧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去看牧场尽头的小瀑布。傍晚，李先生在空地上点起篝火，我们围着篝火吃烤玉米唱歌。记得，那天我烙了一些葱油饼带去。李先生拿着饼满处问：“这是谁烙的，这么香！”他告诉我，他是山东人，就爱吃烙饼。很晚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牧场，回到悉尼。

后来，我和丈夫分手了，导师夫人与其他朋友就劝我找对象。导师夫人说得有趣：“你一定要找李先生那样的人做丈夫，肖虹眼力好又非常幸运。男人一定要有担当。你们还年轻，将来还有很多波折，必须要找这样的人做伴侣才行。”我忍不住笑了：“您的标准太高了，我怎么可能找到李先生那样的？”导师夫人在海外奔波劳碌多年，看人很准，她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后来，我在中文周报、周刊当编辑，肖虹老师写了游记就拿来给我发表。她和李先生及子女们脚力雄健，世界各地都去。她的游记生动有趣大气磅礴，很受读者欢迎。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东华时报》登了她的游记“非洲十日”，还配有照片。她那个周末去悉尼唐人街的餐馆吃饭，结果一进餐馆，男女服务员们就认出她来，围着她说：“非洲十日”。

 

举人的后代

肖虹是江西永新县人，肖家远祖本是农民。肖虹的高祖娶了一位乡绅的女儿。这位高祖母的姐妹都嫁给了有地位的人家，所以她很被人看不起也受够了闲气。她就发奋要让自己的儿子读书成才。她的儿子也就是肖虹的曾祖父非常争气，刻苦攻读，不负母望，终于中举，曾到河南孟津做县官。肖虹的祖父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不敢懈怠，也是一心向学，后来果然中举。永新人眼见这对父子脱颖而出先后中举，不免十分佩服敬畏，因此有不少关于老举人、小举人的传说。

肖虹祖父做官之时，已是晚清慈禧当政时期。那时，科举被废，祖父进了法政学院，后来还做了法官。一些年轻的举子，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策。祖父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建立之后，祖父当选国会议员，是代表江西的两名议员之一。祖父常年在外做官革命，家中一应事务都由祖母照料。祖父是老同盟会，祖母亦是巾帼不让须眉。

有一年，祖父的弟弟留学美国归来，他要带妹妹去大城市念书，摆脱包办婚姻。夫家听说了，自然不干，就准备来抢亲。肖虹的祖母思想解放，性格坚强，赞同小姑小叔的离经叛道举动。她临危不惧，组织乡人，商议策划对付抢亲。夫家人得知，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不敢来抢。祖父的妹妹终于逃婚成功，去大城市念书了。

祖父祖母共有四个孩子。二儿子被送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三女儿被送到法国留学。肖虹的父亲肖宗谋最小，因为没有钱出国留学，他就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理学院。他虽然是学理工的，但因为从小读了不少古书，古文功底扎实。他曾对肖虹讲过，他上学时家住北京，放暑假了，他就帮着二哥给父亲号书（整理书籍），也趁机诵读一些古籍，不限于诗词，获益良多。

肖宗谋的第一位妻子是位大家闺秀，但是两人性格不合，结婚不久，就离婚了。这时，肖虹的母亲龙仪从日本归来，这对表兄妹堕入情网。肖虹的外婆也是肖家的，是肖虹曾祖父、即老举人的女儿，她嫁给了龙家。龙家也是永新大户，外公外婆思想新潮，把女儿龙仪送到日本留学。后来中日关系吃紧，龙仪回到北京，进了女师大。她貌美，在女师大风头很劲，是校花。

那时，肖宗谋穷追不舍，肖虹的外公却不赞同这门亲事。他觉得肖宗谋已经结过婚，而且两家又是这么近的亲戚；但是，肖虹的外婆却喜欢这个聪明能干的女婿。1937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在南昌安家。肖宗谋担任省科学馆馆长，龙仪则在一个教会学校教书。不久后，芦沟桥事变爆发，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南方。为了躲避日本轰炸，这对新婚夫妇离开南昌，回到老家永新。

肖虹的祖父曾在广州与孙中山共事，北伐时期又回到家乡永新来发动。后来，北伐失败，他就在永新接收了禾川中学。肖宗谋没有随省科学馆西迁，就留下来帮助父亲办学。龙仪在永新的省立女子师范教书。1939年，肖虹在永新出生。

他们本来都住在肖家祠堂，但是龙仪要教书，无暇照顾孩子，就把肖虹送到外婆那里。外公在县城盖了一幢洋房，肖虹就在这幢洋房里长大。1944年，肖虹五岁了，她开始记事。她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日本人来了，她与全家老小一起从县城逃到乡下。她和外婆跑不动，坐在筐里，被人抬着跑。

一天晚上，有人敲锣大喊：“日本人来了！”家人急忙带着肖虹躲到山上的松树林里。山上很冷，肖虹穿着小棉袍，仍然冻得簌簌发抖。后来，有人报信说日本人走了，肖虹才跟着大人下山。那时，日本人正往广东撤退，经过江西永新一带。等日本军队走远了，肖虹才跟着家人回到永新县城，进了小学读书。

有一天，肖虹正在街上走，突然听到有人放鞭炮。她跑过去看热闹，才知道是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这时，祖父年老，父亲肖宗谋接任禾川中学校长。肖宗谋既擅长教书又擅长管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他在县里颇有人望，有人建议他竞选县议长，不想，他竞一举当选。那时，龙仪在永新教书，肖虹在永新读书，双方的老人也都在永新。大家都以为，这下可以过上太平舒心的好日子了。

然而，国民党的统治日益混乱黑暗。一些军人想把持县议会，争权夺利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身为县议长，肖宗谋处于危险之中，家人整日为他担惊受怕。他只好弃官远走，他先到南昌，后来又到上海。国共和谈破裂，他去了香港。后来，他又把肖虹母女从南昌接到香港团聚。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一家在香港在南洋奔波迁徙，生活相当动荡。但是作为两代举人的后代，肖虹的父母从来都是手不离卷，一直与知识为伍，以教书为业。他们把独女肖虹的教育放在生活的首位，刻苦读书似乎已经作为基因深深地溶在了肖家的血脉里。

 

辗转求学路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聚居了大批从战乱中逃出的难民，住房、工作都非常难找。肖宗谋身上还有一点积蓄，就与朋友合资，在九龙钻石山地区买了一小块地皮，盖了几间木屋，开了一间杂货店。钻石山是贫民区，周围的住户穷得食不果腹。小杂货店生意萧条，不久就亏本关门。幸好肖宗谋分到两间木屋，他们一家总算没有露宿街头。

肖虹9岁之前，一直住在永新，她在乡下上过私塾，又在县城上小学。后来，她跟着母亲到省会南昌上小学，觉得南昌城很大很繁华。现在，来到大都市香港，她自觉自己土里土气，担心上学英文跟不上。幸好，住在附近的表姐耐心地给她补习英文。

表姐是姑姑肖宗让的孩子。这位留学法国的姑姑嫁给了报业名人成舍我。成舍我是再婚，他们有两女一子，也住在附近。肖虹经常与两个表姐跑到山间的小涧去玩耍。那时，肖宗谋尚未找到工作，就常常抓这几个女孩去听他讲书。他讲的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名篇。肖虹与表姐们虽然玩心重，但是肖宗谋讲得太生动了，几个女孩不由听得津津有味。简陋的木屋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成舍我对妻弟一家很好，他帮肖宗谋找到在辅人学校书院教书的工作。不久后，肖宗谋转成全职教师，还分到了房子。学校在香港半山，环境优美。肖虹在初二下半年也转到辅人学校书院。肖宗谋夫妇好客，对学生很好。许多学生都喜欢到他们家来玩，来吃饺子。其中有一个男孩李崇厚，长得清清爽爽，和肖虹特别投契。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渐渐过渡到以心相许。1955年，李崇厚高三毕业要去日本念大学，好在他的家在香港，只要他回来度假，总能见到肖虹。

没想到，李崇厚赴日不久，一位朋友邀请肖虹的父母都去沙捞越的中文学校教书，肖虹只得跟着父母迁移。两年后，她又随父母迁到马来西亚的槟城。那些年，肖虹不断转学。各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都不同，她只有分外用功，才能迎头赶上。好几年，她与李崇厚都无缘聚首，只能靠鸿雁传书。渐渐地，两人都认为再也没有重聚的可能了。

1957年，刚满十七岁的肖虹一举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南洋大学是华人集资办的，师资优良。潘重规老师教国学导读、教史记、教唐诗、教训诂。肖虹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本来就有古文底子，现在又得到老师们的系统教导，学养更上一层楼。肖虹大学毕业在即，父母希望独女赴美深造，给她准备了两千美元押金。

1960年，意气风发的肖虹告别槟城的父母，去香港购买冬衣，准备赴美就学。没想到，她在香港巧遇多年未见的李崇厚。数年分别，一朝相遇，两个青年激动不已，决定立即订婚。李崇厚已经大学毕业，正在申请到美国和英国读学位。现在，肖虹要去美国念书，他就决定去美国。

肖虹告别李崇厚，乘船赴美，去亚特兰大大学图书馆系报到。宿舍里还空空如野，只有这个中国姑娘在日夜苦读英语。幸亏，她的英文功底扎实，否则真吃不消。老师让他们看很多书，第二天上课，老师又让他们把前一天看的东西讲出来给大家听。如果讲得不对，老师会给你更正。这样，就使学生学会了如何运用文雅的英文学术词汇来表达，也使他们习惯了面对听众讲课。肖虹的各门功课都获得了高分。第二学期，她被邀请作为美国图书馆荣誉学会的会员。这不是普通学会，成绩达到A以上才被邀入会，所以叫做荣誉学会，会名是拉丁字母Beta Phi Mu。

有一门课是讲西方书籍的历史，很有意思。肖虹就多方收集资料，写了中国书籍的历史，作为学期论文。当时，国际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书出版。她的这篇论文获得全美图书馆系论文比赛奖，学校收到了一枚铜牌。然而，对肖虹来说，在图书馆系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使用工具书，学会了如何收集资料，这对她终身从事学术研究大为有用。

肖虹还未毕业，就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大学挑人。那时，资讯技术开始兴起，肖虹很感兴趣，就想去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但是，她被纽约公共图书馆挑中。工作机会难得，她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去上班。

 

难得事业心

1962年秋天，肖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上班时，李崇厚终于拿到怀俄明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读学位来了。他们两人在香港一别，又是将近两年过去了。李崇厚让肖虹快去结婚团聚，到了怀俄明，再想办法到大学图书馆工作。1962年底，肖虹高高兴兴地辞了职，就去买火车票。卖票的人说：“你知道不知道那里是穿五件衣服的地方，非常冷！”肖虹赶紧去买了一些御寒冬衣。她还给自己买了一件蓝色套装，准备结婚穿。她觉得婚礼不需要很盛大。

李崇厚欢天喜地接到肖虹。他的室友是个美国人。他很热心地为他俩张罗婚礼。他说，在教堂结婚庄重一些。他又对肖虹说，你穿这个衣服结婚不太好，不如去租一件新娘礼服。他们就遵照这位室友的安排租了礼服，在教堂结了婚。教堂外面有一个聚餐的地方。李崇厚同学的妻子、岳母做了一些吃食，李崇厚和肖虹带了一些茶叶。他们招待大家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到附近的滑雪胜地住了一晚，第二天即回到大学。所以，他们没有蜜月，只有“蜜日”。

李崇厚在大学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单元。他虽然到达怀俄明不久，却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际关系。他通过一位牧师夫人给肖虹在怀俄明大学图书馆找到工作，使肖虹大为高兴。那里正在找做编目的人，肖虹这科学得很好，正好顶上。上班不久，肖虹就怀孕了。幸好，她反应不厉害，图书馆的繁重工作她仍然应付自如。

1963年下半年，小女儿生下来了，肖虹和李崇厚手足无措，忙得不可开交。有位开餐馆的老华侨，很热心地来教他们给婴儿洗澡，给婴儿做饭。那一段时间，肖虹和李崇厚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读书，非常辛苦。他们两人密切协调彼此合作，生活过得紧张快乐。

李崇厚拿到硕士学位后，本想继续读博士，但是他母亲过世后，家中无人照料，父亲希望李崇厚夫妇尽快回香港。这样，1964年底，他们带着孩子从美国坐船回到香港。肖虹顺利地进入香港大学图书馆工作。港大图书馆有许多中文书，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使肖虹大喜过望。父母一直希望肖虹念博士。香港可以找到人做家务带孩子。肖虹一面工作，一面思考博士论文选题。

早在她读南洋大学时，父亲就说：“其实呢，中国古典文学如果翻译成英文，外国人肯定拭目以待。”这在肖虹心中种下了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给国外的想法。她上中学时，看过《世说新语》的片段，印象很深。她就准备拿这个题目做论文。正在这时，她又怀孕了，1966年，她生了个儿子。李崇厚的父亲抱了孙子，特别高兴。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香港的局势也动荡紧张起来。肖虹在港大图书馆正上着班，却突然接到紧急疏散通知，说是有人在校园里图书馆安放了炸弹。街上也时有爆炸发生，一位熟人的小孩被炸死了。香港人心惶惶，朋友见面就谈移居海外。肖虹夫妇也想带孩子们去个安定的环境，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申请移民澳大利亚。

1971年4月，肖虹夫妇到达悉尼。当时，肖虹已有身孕，到澳之后，她生下一个女儿。他们把在香港的房子卖掉，在悉尼北区买了一所房子。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很小，但是肖虹一心惦着出去工作。邻居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你丈夫挣的钱不够用吗？”

从肖虹生下来，她母亲龙仪就一直在工作，在教书，这一点给了肖虹很深的印象。她认为，女人虽然要结婚生孩子，但是女人的事业不可以中断。澳洲的人工很贵。肖虹请人看孩子，就等于把自己赚的钱大部分给了看孩子的人。但是肖虹认为，即使这样，也是值得的。她找了一位澳洲人来做家务带孩子，自己去悉尼大学东方图书馆上班。这时，她又怀孕了，后来小女儿出生。

有了四个孩子，还在东方图书馆上班，肖虹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她决定实现夙愿，在悉尼大学申请读博士。中文系的系主任让她写一个研究提要。肖虹已在香港就《世说新语》下了一番功夫，所以很快写了一个研究提要交上去。系主任惊讶她对选题理解的深度，问她：“这是你自己写的吗？”

肖虹工作繁忙，四个孩子又非常牵扯精力，她很难腾出时间写论文。眼看日子一年一年地滑过去，难道半途而废吗？肖虹决定，忍痛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专心把论文写完。1982年8月，她终于将论文交上去了。

但是，论文交上去，东方图书馆的工作可拿不回来了。后来，中文系的学生要求开设中文对话课，陈顺妍把肖虹找去上课。肖虹的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学生们非常高兴。1984年，历时八年，四个孩子的母亲、已经45岁的肖虹终于拿到博士学位。

《世说新语》是一部东汉到东晋的言论集，是对中国后来的文学、语言、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观有巨大影响的著作，甚至在日本与韩国都有很大影响。肖虹的研究，范围广阔，角度新颖，分析透辟，推演扎实。她的论文用英文写成，对国际间加深对这部著作及中国历史的理解很有帮助。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肖虹的论文中文版——《世说新语整体研究》。

 

著作真等身

 博士论文一修改完毕，肖虹就开始新的研究项目。她对妇女问题和女权主义一向十分关注。因为研究《世说新语》，她对两汉两晋与南北朝时期，比较熟悉，因此决定先研究这一时期的妇女。她先后写了几篇研究魏晋时期妇女的文章。肖虹这批论文的最大特点是观点新，角度独特，发人深省。

东汉的班昭是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此前，中国与海外的学者都注意到她博学高才，继承哥哥班固的遗志，完成汉书编撰的历史功绩，但是对于她的重要著作《女誡》，却缺乏分析研究。肖虹的论文指出：班昭甘愿为男性中心社会服务，在《女誡》中，对女人一生的各个阶段提出严格训诫，把女性限制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中。由于出自班昭这样的大家，这部著作流毒甚广。到了明代理学兴盛之时，《女誡》作为《闺阁四书集注》之一，广为流传。所以说，长期以来，班昭影响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活，剥夺了她们的创造力，一点也不过分。

谢道韫是东晋著名的才女。以往的学者都专注于她显赫的出身与她的文学成就。肖虹的论文独辟蹊径，着重研究她的人格与风范。谢道韫出身于东晋显赫的家族谢氏，是谢安的侄女，谢玄的姐姐。她嫁给王羲之的二儿子王凝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她敢说敢为，她不满夫婿无能就向娘家人道出。她在乱兵到来时，临危不惧，执刀迎战，杀死数人。她在寡居期间，不避嫌疑，不畏人言，与会稽太守谈议。肖虹的论文，详细解剖历史事实，指出她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杰出女性。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是肖虹的同乡。肖虹从小就听说过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故事。长大之后，她留心收集关于贺子珍的材料。从贺子珍的生平，她开始对长征中的女红军发生强烈兴趣。后来，肖虹就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长征女英雄今何在？》这篇论文引起很多人关注。有人建议肖虹就此题目写一本书。

1991年，肖虹在悉尼大学中文系获得讲师位置。她的教学领域主要是中国小说。她从《镜花缘》、《世说新语》等古代名著，一直讲到当代小说。她还开设了中国妇女作家作品选，从古代的班昭一直讲到张洁、铁凝等当代两岸三地女作家。她因此也写了一些评论中国女作家的论文。除了教书，她还带了研究生。

肖虹的一个研究生素· 怀尔斯（Sue Wiles）拿到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学术工作，只好去做秘书，很为苦恼，常向肖虹倾诉。肖虹就谈起，她想写这本关于女红军的书，资料已经收集齐备，但是自己教学任务繁重，不知素是否愿意一起来做？素怀着极大兴趣与肖虹一起投入工作。

她们这本书——《长征中的女性》（Women of the long March）1999年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当时，澳大利亚与香港的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周末澳洲人报》（Weekend Australian）以整版篇幅介绍了该书的内容。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Post）用两页半的版面介绍该书。澳洲的多家中文报纸都做了报道。出乎出版社意料，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几周内就卖光了。

这本书如此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材料翔实，文笔生动，结构合理，可读性很强。它在介绍中国历史大背景的基础上，描述了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的事迹，尤以贺子珍、康克清与王泉媛为主角，重点描写她们在长征前后的遭遇，并且适当地加以分析，引起读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扣问与思考。她们选择这三人作为全书的主角，确是匠心独运。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的一生是实实在在的悲剧。与毛的十年婚姻，长征中负伤，先后丢失了好几个孩子，1938年被送到苏联，1947年回国后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直到1984年去世。身为革命家的妻子、战友，却成为封建意识、领袖意志的牺牲品。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命运比贺子珍要好很多。但是，她象绝大多数长征女英雄一样，在革命成功后，被排挤出党政军重要领导位置，终身担任妇联领导人。这充分显示了，男性中心社会仍然主导中国的现实。

与她们两人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红军女战士王泉媛。她曾担任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但是不幸在甘肃被土匪马家军俘虏，被分配给土匪作妾。她千辛万苦逃脱出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因为她已经脱离红军两年多，不被接纳，仅仅收到五块银元遣散费。为了生活，王泉媛与一名汽车司机结婚，后来又返回老家江西，受尽颠簸流离之苦。解放之后，她无数次上访，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她的老红军身份才被承认，党籍才恢复。1999年此书出版之际，她仍然住在村子里。

完成这部大作，肖虹与素·怀尔斯又开始编撰《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早在八十年代，肖虹就感到应该出版这样一部辞典，尤其是英语世界更加需要。这个项目工程浩瀚，头绪纷繁，没有丰厚的学养与超常的协调能力，根本无法驾驭。她们组织了世界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来参与编写。1998年，英文清代卷首先出版；2003年，英文二十世纪卷出版；2007年，英文上古至隋卷出版；2010年，中文清代卷出版。

在肖虹家里，她把这些厚厚的书都搬来给我看，一本一本在小桌上堆起来老高。她告诉我，英文还差唐到明卷，中文还差三卷。我不由想起著作等身这个词。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这个词用来形容辛勤耕耘的肖虹太形象了。

 

爱心献慈善

多年以前，读到肖虹给《她们没有爱情——悉尼华文女作家小说集》写的序，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以忘怀。1998年，千波等悉尼九位女作家联袂出书，请肖虹写序。她们九位我都相熟，小说集中的不少作品首先发在《东华时报》我编的“移民沙龙”版上。她们的小说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初到异乡艰辛生活的写照。作为读者与编辑，我读来感同身受，所以特别珍爱。但是，对于她们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风格以及美学价值，我却很少顾及。

肖虹依次分析九位女作家的作品特色，深入细致丝丝入扣，发人深省。她还提出一个我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她说，她们写西方人流于着重在我们看来奇怪的东西，有“西方主义”之嫌，希望她们将来的作品对西方人一视同仁，不从猎奇入手而从共同的人性入手。作为东方人，我们对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首创的“东方主义”往往十分敏感。肖虹在这里提出“西方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普遍意义，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作者应该注意的。肖虹的序，真挚深刻，娓娓道来，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后来，我又听说肖虹夫妇为了纪念父亲肖宗谋，设立了南溟基金，赞助澳洲与新西兰中文作者出书。自2003年以来，南溟基金以每年资助两部书稿的进度，陆续已有三十多位作者得到赞助，得以出书。身处澳洲，深知海外华文作者出书艰难，对于肖虹夫妇的善举，我确实很感动。我问肖虹老师：“你们怎么想起设立这个基金呢？”

原来，肖虹老师的父亲肖宗谋1965年去台湾参加姐姐肖宗让的葬礼。姐夫成舍我就挽留他们夫妇在他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书，后来他又请肖宗谋担任世界书局的总经理。世界书局那时连年亏损几近倒闭。肖宗谋大刀阔斧实行改革，不仅很快还清债务，还盖起大楼收租创收。他出版了许多好书，曾经得过金马奖的读书出版奖。1987年，他去世了；1998年，肖虹老师的母亲也去世了。他们一生都很节俭，肖虹把他们的积蓄分了一些给父母的兄弟姐妹，还剩一些。肖虹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钱，孩子们也都自食其力了。她想，父亲生前一心奉献给出版事业，现在不如再加一些钱，设立一个基金，来赞助澳洲、新西兰的华文作者出书。十几年来，她辛辛苦苦与评委一起审阅挑选书稿，还要做许多零零碎碎的组织协调宣传工作，每年都要组织首发式，足见她扶持海外华文文学的拳拳之忱。

肖虹与李崇厚热爱家乡，念念不忘造福乡里，他们给江西与山东都做了捐助。数年之前，肖虹去青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她想趁机找寻红军长征时流落在西北的女红军。有人就把她介绍给当地民政厅的一位专员。专员很热心地帮助寻找女红军，他又谈起他们正在向牧民推介太阳灶，希望肖虹能在资金上提供帮助。他说，草原上的牧民冬天没有柴烧，就挖草根，这样草原越来越沙化，所以希望更多的牧民能用上太阳灶。

肖虹回到澳洲就与丈夫商量。他们决定分批分期地筹集资金，每次筹集可以买五十个太阳灶的钱。以后的数年，他们每年都送去一些钱买太阳灶。他们还给当地的小学、中学捐钱，又资助兴建一个水利工程。

为了将慈善捐款报税，肖虹和两个女儿先后加入了澳洲慈善组织扶轮社。肖虹积极热情活动能力强，随后被选为北悉尼扶轮社国际部主任。她很兴奋地对我说：“因为是国际部主任，就更便于组织捐款项目。今年，我发起募集8万澳元资金，给青海农区、牧区妇女免费做妇科病检查。我去青海时了解到，好多牧区妇女有病不敢讲不肯看医生，把病耽误了。我们这次与当地妇联合作，准备给四千五百名女农牧民做检查。”

看到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心中不由热流涌动。肖虹老师和李先生都已八十多岁了。他们一生辗转各地跌宕起伏，然而，他们如今依旧精神健旺，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与研究。他们并非大富大贵之人，多年来却热心向中国的偏远贫困地区捐助。我喜欢肖虹老师的文章，也欣赏她的为人。在我心中，她永远是我的老师。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