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版法家 信仰的颠覆（三）

上回说到欧洲经历圈地运动，工业革命与金融革命后，欧洲周天子梵蒂冈逐渐失去仲裁能力，于是群雄并起，逐鹿欧洲。各国为了急速富国强兵，在犹太共济会游说下，终于发现一条短时间内强兵之策，就是信贷高杠杆结合科技的发展。荷兰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成功典范。

现在大多数人都支持资本主义，好像这是最符合人性的发展模式。不过大家忽略一点，中世纪后期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背后离不开信贷杠杆的推动，或者说是高利贷的模式。高杠杆的推动，开始一定带来高速的增长。而梵蒂冈长期以来反对高利贷，所以欧洲真正掌握信贷工具的是犹太人，于是犹太人应运而起。

高利贷经济模式一定带来贫富悬殊与高通胀。荷兰战胜西班牙后，在17世纪初取得独立，自此荷兰一跃成为了海上帝国君临欧洲。又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香料贸易生意，再加上中欧身处三十年战争的阴霾下，让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了阿姆斯特丹，同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营巴达维亚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利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使得荷兰有着当时最高的收入水准，连海外的美术品也都集中在荷兰。另一方面来说，荷兰的物价也比其他的地区来得高，一个工匠的年收入推算约250荷兰盾，这个数字只够让一家四人糊口。普通劳动者在泡沫经济的时候，把家里面所有的财物如家畜、生财用的工具都拿去变卖换现。

荷兰模式的高利贷资本主义有一个本能欲望就是把全国都变成一个赌场，以进一步刺激信贷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

郁金香的发祥地据说是天山山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势力之后，发现了郁金香且对它着迷。之后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后建造了庄严的宫殿，在当地开始栽培数种郁金香并且进行品种改良，之后郁金香在服饰和绘画上面出现。16世纪的时候郁金香经由商人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

不过郁金香是一种难以短时间大量繁殖的植物，因此造成了“郁金香狂热”中的缺货状态因而变得高价。郁金香有两种培养方法，一种是由种子开始培育，另外一种是由母球根复制出子球根。前一种方法经由杂交可能会产生新种的郁金香，但是到开花要历经3至7年的时间。后一种方法从母球根来培养当年即可开花，一个母球根约可产生2至3个子球根，子球根要成长到母球根也要花一点时间，此外不发芽的种子和母球根数量也不少。基于以上的理由，郁金香的培育速度无法赶上突然扩大的需求量。

1610年代，最初被郁金香的美丽所吸引的是手头宽裕的植物爱好者，因为郁金香的球根一开始就是高价的商品。之后借由这些园艺家和爱好者自己试着改良品种，产生了许多有名的品种，其中有名的高级品种包括“里弗金提督”（Admiral Liefken）、“水师提督艾克”（Admiral Von der Eyk）、“总督”（Viceroy）、“大元帅”（Generalissimo）等，此外还有一个让爱好者赞不绝口的品种，是因病变而产生的紫－白色条纹的“永远的皇帝”（Semper Augustus）。虽然单色的品种价格较为便宜，但是也要1,000荷兰盾以上，随着广受大众的喜爱价格更为提升。

此外在画家伦勃朗的名作“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中，画中的主角尼可拉·杜勒普原名查理·比得兹（C.Pietersz）医生，这位医生就是因为迷恋郁金香而在1621年改名为尼可拉·杜勒普，其中杜勒普即是郁金香的荷兰语。

在约1634年左右，郁金香的大受欢迎引起了投机分子的目光，他们对于栽培郁金香或是赏花并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哄抬价格取得利润。此时郁金香受欢迎的风气从莱顿传到阿姆斯特丹、哈勒姆等城市，需求量日渐扩大。这些投机分子有计划地行动，有人因此一掷千金，当时甚至还有过一个高级品种的球根交换了一座宅邸的纪录。

当时郁金香的高价可以从购买的单位看出，高级的品种用秤重的方式，以一个叫做aas（1 aas=0.05克）的单位来计价。次级的品种则用个来计算，再次级的则用袋装的方式来贩售。

在M.戴许所著的《郁金香狂热》一书中有以下的描述：“1636年，一棵价值三千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八只肥猪、四只肥公牛、两吨奶油、一千磅乳酪、一个银制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

这个时候郁金香的交易以球根的现货来买卖，所以交易主要在冬天进行。但是郁金香是如此受欢迎，因此无论什么季节都有交易的需求。

郁金香交易在短时间内让人一掷千金的传言在工匠和农民之间广为流传，吸引他们进入这个交易市场，他们原本没有资金，所以仅从买得起的程度开始进行，使得非顶级的品种价格也开始抬升，渐渐出现因转卖而取得利益的民众。市场的交易模式至此也开始改变，开始出现全年交易和引进了期货交易制度。

这种交易的模式并非前往正式的证券交易所，而是前往酒店。交易也不需要使用现金或是现货的球根，而是提出一份诸如“明年四月支付”、“那时候会交付球根”的票据，或是加上少许的预付款即可完成交易。这个预付款也并非限定只能使用现金，像是家畜或是家具只要可以换钱的东西都可以抵用。因此这样的票据转过数手后出现了连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都不知道的情况。这种预付的制度也吸引了原本完全没有资金的投机者参加，像是面包师傅到农民都加入这个市场，因此需求量再次膨胀，就算是原本便宜的品种也飞涨。但是随着价格飞涨，原本最初的买家也就是爱好植物的人开始变得不买，特别是民众交易的低价球根，爱好者也看不上眼。

对于我们现代人经历无数泡沫的升起与破裂，当然明白这个历史上第一金融泡沫“郁金香狂热”最后一定破灭，结果必然是一地鸡毛。

1637年2月初，价格突然暴跌。与其说是暴跌不如说是找不到买家，因为票据无法兑现，导致无法付出货款却又背负债务的人据说达到3,000人。荷兰各都市陷入混乱，其中有人还同时身兼债权和债务人。虽然有人兴诉，但是在债务人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事情无法寻得解决的途径。

情况最后震动了议会和市政府展开行动，最后作出了“在调查结束之前保留郁金香的交易”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票据失效，却很快地把问题解决，留下少数的破产者和暴发户，郁金香狂热时代就此结束。

可见目前现代的资本主义模式从诞生的一刻就离不开高杠杆信贷泡沫，“郁金香狂热”以及后来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与英国的“南海公司”，是近代三大泡沫经济事件。

荷兰开始高利贷模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因为高通胀令到人民收入追不上物价，他们甚至把整个国家变成赌场，让全国人民一起参与赌博。只是信贷的收与放掌握在犹太金融家手中，因此这次赌博是广大赌徒与赌场老板赌输赢，而同时信贷的供应也由赌场老板控制，其结果可想而知。

荷兰模式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其核心理念一如法家《商君书》所说的“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只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法家不懂运用金融杠杆而已。

以简约和俭约为主旨的新教加尔文派把“郁金香狂热”被喻为罗马神话的芙劳拉女神，用以批判那些人为“供奉贪欲芙劳拉的愚者们”。1637年的报纸也刊登了多张讽刺画调侃这些投机者，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愚人的花车（Floraes Mallewage）”、“疯人帽之花（Floraes Gek-kap）”等。这个评论貌似公正，不过现实是高利贷者掌握政权与舆论，加上高通胀令到生活压力不堪负荷，一般平民又如何能够抵抗这种诱惑？真正责任在当权者而非平民，加尔文教派的评论有为当政者开脱之嫌。

欧洲中世纪末期天主教与新教的纷争，背后是封建（不是贬义）与资本主义的纷争，而新教也代表君主立宪或者共和。正如前文《欧版战国 信仰的颠覆（二）》所分析的，圈地运动后，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原来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合适。不过原来的不合适难道就应该实行高利贷模式的资本主义？但欧洲各国争霸之际，要求君主再考虑这些就强人所难，当时各国焦点已经如果快速强大避免被吞并或做霸主，恍如中国战国时期，法家已经是唯一选择。

无论中世纪末期的欧洲还是战国时期的中国，各国君主都需要掌握能够最大限度动员国内人民的权力。他们需要普天之下的人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完全地臣服于权力，完全地臣服于权力中的最高权力，完全地臣服于最高权力中的现任最高权力。而大家族就是最大的障碍。

于是中国的法家提出“私有化”。法家的所谓“私有化”是以瓦解“家族”这个小共同体为目的，在“破”的时候它非常强调每个人对于小共同体都有独立的财产权，在一个小家庭里，父子、夫妻各有其产，而且法家那一套都是反宗法的，鼓吹“杨忠抑孝，崇行废德”那样一套理论，鼓吹“告亲”，禁止“容忍”，都是法家通行的做法。实际上是要通过解构“家族”这个小共同体来实现大共同体控制的一元化，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小圈子都砸碎，因而便于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对一盘散沙似的个人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

而近代启蒙理念（西学）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因此它要解构家族这个小共同体，在经济上要打破行会的垄断，在伦理上要冲破宗族、家族的束缚，实行自由婚姻、自由恋爱，现在甚至发展到同性恋自由，在政治上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但家庭解体后，个人一盘散沙，如何能够对抗大政府的不公？打掉了这个中间碍手碍脚社会资源，国家统治起来就更容易。家族小共同体的瓦解并不等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权力的成长，恰恰相反，在这种条件下，小共同体的解构往往意味着个性的进一步被压抑。通俗地说，中外法家对小共同体的这种行为，就是体现出“天大地大不如权势大，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这样一种逻辑。

家庭解体后，往往也伴随道德的下滑。当年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风俗本以淳朴闻于诸侯。而变法仅仅「行之二岁」，便「秦俗日败」。原来谦让纯良的风俗立刻消失了，甚至父母回来向儿子借农具时，儿子都觉得是在施舍，经常横加辱骂，觉得这好像是大大减损自己的生产力似的（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现在全球道德水准如何就不用说了。

好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因此法家无论怎样破坏家庭，都无法奏效。但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因为工业革命，令到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令到家庭能够真正的解体。甚至令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生育秩序被破坏，而新经济模式下的生育秩序却无法建立。将导致社会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人类文明面临危机。

如钱穆先生在《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中指出：“日本为中国文化之一支，其社会形态亦属中国型。其男女关系夫妇制度，更属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钱穆先生看到的正是以信贷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但以信贷为驱动的经济模式从荷兰开始已经经历超过三百多四百年。欧美社会甚至宗教已经与这个经济模式紧密结合。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人），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与卡尔·马克思（犹太人）和埃米尔·杜尔凯姆（犹太人）一起被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清楚表面新教与现在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可分割。

那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引述韦伯的一段话：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页176）

从上述这段话来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对韦伯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从新教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已渐渐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伦理上的意涵。

不过韦伯的观点当时已经引起不少争议，根据Larry Ray的整理，在韦伯逝世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依旧引起研究资本主义领域学者的关注。当时就有几位历史学界的学者，相继在其著作中，针对韦伯的这个作品进行评论。举例来说，R. Robertson持有和韦伯不同的论点，他在其1933年的著作《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中，为加尔文主义所辩护，他不认为加尔文教派与资本主义思想有关。商人阶级是由其自身崛起，不受到宗教力量的影响，商人阶级的精神是属于世俗根源的，并不是有其神圣根源。

Larry Ray亦指出，英国史学家陶尼的想法和R. Robertson不同，他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关，但其方向性和韦伯不同。陶尼也在其1963年的著作《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些历史证据，针对韦伯的论点提出一些批评。陶尼的观点和韦伯相反，他认为新教经济伦理很可能是受到资本主义精神影响之后的产物。再者，又因为资本主义早在15世纪时就发迹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斯等地，在天主教仍盛行的15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精神可能不是受到如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影响所致。同时，陶尼也认为在探讨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之因素时，必须纳入如政治思潮等的相关因素。

其实我们从常理也可以看出，各个宗教都有禁欲，不见得新教的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拥有如韦伯宣称般的强烈关系。但无论如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能够成为欧美近百年的经典，已经说明新教甚至基督教会与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全世界人民可以选择信仰资本主义或者马克思，他们背后都是犹太金融。用德国人诱骗基督徒拥抱高利贷模式的资本主义，其他两个所谓大师还是用犹太人自己，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天才邪恶计划。

而川普推行的金本位制度刚好就是针对目前高利贷经济模式。因此难怪欧美很多基督徒反对川普，共和党内部很多所谓RINO都是基督徒。欧美目前的困局比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周秦之变大得多了。

加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时期已经被欧洲白人排挤，谁是谁非老读者自然心中有数，但超过千年的仇恨加上他们自命上帝选民，天生统治奴役全球，故此才有难民危机，现在的瘟疫危机。这个瘟疫何来危机，这两年欧美的死亡率都是下降的，说明这个瘟疫是媒体虚构。深层政府只是用这个为借口，剥夺人民的自由而已。现在欧美疫苗已经证明不能阻止新冠的感染，打过疫苗的感染人数比没有打的还要多，还要强迫大家打第三针，更能说明深层政府的险恶用心。

局面如此险恶，虽曰人为，但也是天意，目前欧美都有大规模游行反对封城，也是人类觉醒的开始，而拜登伪政府在阿富汗的败退，也证明这个犹太皇族内阁的失败，恍如清末的皇族内阁，令中国人更清醒认识到满清殖民政权的自私与邪恶。下回我们继续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如何瓦解，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