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服和寿司屋

最近在国内穿和服总引会引起争议，前有警察执法，后有大妈持棍说法，总之，还是少穿不穿为妙。

         我有好几套和服，其中一套于我尤为珍惜，倒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包裹着的深切情义。

《寿司屋》

         我算是寿司达人, 因为我年轻时在寿司店里打过工。

         那家店在文京区千駄目, 离东京大学不远。朋友介绍我去, 店主高見夫妇马上就接纳了我。

         他们在西日暮里给我找间四叠半榻榻米的房间, 课余我就在店里帮帮手。

         店小, 门面大约也就3米多宽, 深5米左右。拉起铁门, 店门口2米不到的玻璃橱窗, 摆着各式仿真寿司样品和标价。橱柜上的一角是一瓶插花, 总是插得满满的, 热热闹闹很富贵的样, 与日本传统插花的佗寂大相径庭。

         店的深处是一间四、五平米的小屋, 和店面隔着一层和纸滑动门。靠墙的一排是食器柜, 放着各式好看古雅的日式碗杯盘碟, 橱旁一张小方桌, 桌上永远摆着吃不完的菜, 只是寿司是没有的。谁饿了就可以上桌吃, 因为店里要有人招呼, 所以我们从没有一起吃过饭。

         高見家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惠美、小女儿由香子、小儿子润, 小女儿和我同岁。我姓张,  张字弓旁, 弓在日语里为ゆみ, 这样我成了这家的由美酱, 我也管他们叫“お父さん、お母さん”。

         夫妇俩出生在日本西部的小山村里, 年轻时到东京打拼, 开了寿司店。一星期二到三次, 早上五点, お父さん开车到筑地鱼市场赶早市,  然后洗鱼、剖鱼、切生鱼片。お母さん打扫卫生、准备饭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 一成不变、一丝不苟。

         お父さん的爱好是星期天打高尔夫球, お母さん的爱好就是橱柜上的那瓶插花, 二天一换, 新鲜美丽。而在店里, お母さん永远是一身和服, 倒也和花相映衬。

         后来我遇到現在的老公, 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再打工了。不过一个月中, 总要回去二、三趟。

       每次回去前打电话, 他们总会问“由美酱, 威廉君, 你们想吃什么？” 我老公的回答永远是とろ, 这是金枪鱼腹部的一块最肥的肉, 油中弹水, 是生鱼片中最高级亦是最贵的。

         然后, 店深处小屋的饭桌上就添了一盘寿司, 这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美味的寿司。他们夫妇总是坐着, 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我离开日本时, 他们给了我15万日元。

        再次見到他们是十六年后。走进熟悉的小店, お父さん一如既往地站在橱柜后切着生鱼片, 听見声响, 抬起头“由美酱, 你回来了”。

        お母さん在后面摆弄饭菜, 马上跑了出来“由美, お帰り”。

        这一瞬间, 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淌。

        隔年, 他们和二个女儿一起来到我在首尔的家。

        在先生的办公室里, 摆着一张当年我穿和服的照片。お母さん当即说“由美酱, 这件衣服是你的了”。然后又自言自语“里条是红色的, 由美出嫁了, 按道理不能是红的。”

          五个月后, 夫妻俩单独又一次来到首尔, 这次就是给我送那件和服的。里条换成了有暗纹的纯白色, 衬衣衬裤、鞋子袜子, 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 还有几个相配的拎包。

         お母さん怕我学不会, 给我示范了两次。还说了句“よく太った”, 長胖了。

         お父さん年青时去过一次香港, お母さん从没出过国。因为我, 他们去了二次首尔, 这以后他们再也没出过日本。

         网上的主流总被引导着骂日本人, 我觉得这太偏太狭隘, 我不怕被骂。我碰見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是相当地崇尚知识, 愿意帮助提携求知的人。他们勤劳善良能干, 高見夫妇今年都高龄82, 还经营着寿司店。他们具有无比的工匠精神, 几十年如一日, 重复着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30年前, 我离开日本的前夜, 我和先生去高見家告别。他们俩默默地看着我们吃完一大盘寿司, 临走时, お母さん重复了几次"元気で、元気で"。

         这时我发现お父さん不见了。

         我绕到寿司店的后边。我知道, 每晚打烊后, 他总在那里清洗锅盘。在昏暗的路灯下, 他穿着塑胶鞋, 在冲洗装寿司饭浅浅的大木盒。我鞠了一躬, “お父さん, 我走了”, 他躬着身继续冲着他的大木盆, 头抬也没抬, 看也不看我一眼, 只是说了句“ はい, 由美,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我转身的时候, 瞥见他抬起了身。我没再回头, 我知道他在目送着我们, 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小巷的深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