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山雁
我似高飛雁，家鄉傍牟山。先賢名列子，才俊數潘安。
1987年夏，我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 当时系里各个专业都招博士生，但我们一起毕业的近20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报考的。看来大家都累了，只想找一份工作。
由于当时毕业的研究生人数不多，大家面临比较多的选择。一是去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将来当官；二是留校或到其他院校教书、当教授；三是去出版社、杂志社做编辑。
虽然“官本位”一直盛行，但我们中间似乎只有一两个人选择了第一种工作，去了国务院机关。其余的都选择了第二、第三类工作。我选择了去北京高校一家学术杂志，因为我觉得我当了多年编辑，得心应手（我曾是《北大研究生学刊》编辑、副主编），当然也希望能实现成为一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的梦想。
就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家乡的父母官、曾经的相识穆瑞卿副县长去学校看我。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请拿定主意吧！”
“什么主意？”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去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呀！”他说，“现在是天赐良机，失不再来。咱县连一个钻进省委大院儿的都还没有呢。”
当我告诉了他我的选择，他长叹一声，不悦和失望写在脸上。从那次离开以后，他再也不来看我了。记得后来一位在郑州市当区长的大学同学来京办事，请同学一起吃饭，听说我没去中央机关，他的表情和穆县长相似，并加上一句，“咱们同学呀，傻！”
我没意识到自己傻，反倒自我感觉良好。这一，单位能分一间房子，不像有些出版社，没房子可分；第二，不坐班。每周只作为值班编辑在编辑部值一天班，外加半天（其实也就两个小时）的例会。其余时间自由掌握。你愿意去哪儿，做什么，都自主安排。只要你完成编辑任务，每两个月编出四篇论文就行了。
多年后再回首，觉得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那十年，是迄今为止最为悠闲自在的时光。我常常去北图（今国图）看书，各种书籍、杂志应有尽有。累了就去紫竹院漫步。首图也常光顾，看遍了那里的馆藏珍本小说。
后来做了编辑部主任，常跟同事老周到鼓楼附近的印刷厂去“核红”。 到了中午，一定会在什刹海旁的老字号烤肉季吃午餐。一盘烤羊肉，一盘干烧黄鱼，一盘醋溜三样，外加小烧饼、孔府家酒或者红星二锅头。美滋滋吃完喝完，晕乎乎坐车回家，悠然自得。那时候，很少有人买得起小汽车，不用发愁喝了酒没法开车。
童年棋趣也得以继续。我小时候爱下中国象棋，曾以打败小学老师为傲。在北京变成了围棋迷，是在北大读研时学的。一开始同学张颐武让我九子，到了后来，不让一子他也贏不了了。不忙的时候，我会跟同学兼好友建伟下棋喝酒。周末也常去海淀区的棋社下棋，还跟棋院的金同实下过指导棋，他说我当时的棋力是业余三段。有兩次犯了棋瘾，还打车去过东南郊的中国棋院呢。来美国以后，就很少有机会下棋了。
“成家立业”也是那时完成的。毕业的第二年，我与一位北京姑娘结婚。虽然清贫，日子过得也还自在。常吃涮羊肉，“肉不够，豆腐凑”，倒也其乐融融。几年后有了爱女，给家庭增添了新的希望。
当然我不是一个甘做“凡夫俗子”的人，总是梦想成为一名学者。除了完成编辑工作以外，我真心献身学术----那当然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毕业后第二年，我就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论文，并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有关市民文學研究的专著（与一位同学合著）。当我去清华园签名售书，目睹排长队买书的学生时，颇感荣耀。
但为写这部书，我付出惨重代价。由于长时间端坐，加上着凉（宿舍暖气不足），交稿以后就得了腰疼病，一直持续了许多年。虽然能躺能坐能骑车，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能走远。走过百米，就疼起来了。针灸、按摩，全然无效。直到十几年后我开著新车到纽约州一所高校临时做讲师的時候，它才神奇地戛然而止，再也没复发。
从1990年开始的五、六年，是我在京学术生涯的全盛期。我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与人合著学术著作5部，主编、校勘丛书5种，总共超过30本。1996年初，在通过副高职称评审后的第三年，我的第一部独著古典小说研究专著出版，并被提升为杂志副总编辑。
在不少同事和朋友希望我继续努力、更进一步的时候，一种莫名的焦躁不安情绪不时在我脑海里游荡。其实这种情绪早已存在了。我反复盘问自己：这就是你一生想要成就的事业吗？你的学术研究就到此为止了还是应该寻求新的突破？
我惊讶地发现，我并未满足现状，那隐隐约约、萌生已久的留学梦尚未泯灭。可是，年近不惑，你为何仍然如此多惑呢？你到底还能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呢？
（2021-2-12）
https://zhuanlan.zhihu.com/p/87971707
现在北大的硕士毕业生争着去深圳当小学老师。
犧牲專業，犧牲自由，犧牲個性。。。
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回复 '鸿鹄生而有翼' 的评论 : 是啊，一切都得重新來過。
現在的文科博士更難。有人轉行、或者回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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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博士阶段不转专业，顺利衔接硕士阶段的研究内容，不算从头再来。因为国内的学术积累已经内化成你专业能力的一部分。换一种语言读博而已。
中间工作10年，可能是那时候觉得硕士学位已经足够高了，国内不流行读博，即使是在高校当老师，硕士学位也够了。而且那时出国机会有限，还是出来工作改善生活最紧迫。
現在的文科博士更難。有人轉行、或者回國了。
回复 '百万庄大侠' 的评论 : 慚愧！來時已是副高（副編審）4年了，在美國撲騰了十幾年才又爬到副高（副教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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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职职位少，读完博士能找到教职都要面对很大的竞争。一大把藤校博士去普通的大学当AP.
博士5到7年，AP， 4到6年，取一下平均值，要评上副教授，10多年就过去了。这还属于读博士和工作都顺利地情况。
谁也无法保证若当官一定会升到什么什么级， 也没人说谁一定一定会贪腐而进去，做学问相对稳妥些，但出不了头的几率也不小。
但是， 出国“洋插队”， 好歹容易混到三餐一宿很太平
从1990年开始的五、六年，是我在京学术生涯的全盛期。我发表了近20多篇学术论文，与人合著学术著作5部，主编、校勘丛书5种，总共超过30本。1996年初，在通过副高职称评审后的第三年，我的第一部独著古典小说研究专著出版，并被提升为杂志副总编辑、全国高校文科学术杂志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回复 '鸿鹄生而有翼' 的评论 : 身份改變是會有的，但原本的出身總會或多或少留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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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带有原生家庭的烙印。不好的烙印，对于一个注重修身修心的人，可以淡化很多，甚至是超越那些羁绊，从而变得更有同理心和慈悲心，更加悲天悯人。
回复 '鸿鹄生而有翼' 的评论 : 鄉下人似乎永遠難以跟城裏人“平視”，被“歧視”幾乎是大半輩子的事。絕不會有“虐一下别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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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是人的新的出身。 我见多了大学教授的儿女跟着老爸的得意门生结婚，得意门生甚至是从农门跳出来的。多年后，大学教授的女儿泯然众人，而先生的成就和社会地位遥遥领先了。
我能对上作者前面的某篇文章，出国和不出国的对比。
原来当时是有选择的，如果选择进国务院，妥妥地当官，和学者在中国的待遇大大不同。
都是命。不过你体验了国内外两种人生。
你提到，后来没有当初当回乡知青那么刻骨铭心的爱情了。那是因为你的title已经变化了，北大才子，北京工作，可以和大多北京女子平视了，不必再去仰视追求你想追求的女生。
下联： 好景正被牛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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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一個！
上联： 厄运已為鼠啃去
下联： 好景正被牛牽来
怎麽樣？
上联： 坏运已被鼠啃去
下联： 好景还把牛耕来
横批： HAPPY NIU YEAR
上联： 坏运已被鼠啃去
下联： 好景好把牛耕来
横批： HAPPY NIU YEAR
驾驭语言和体育音乐一样是需要天赋的。文章结构不难学，语言运用不是学来的。
有道理：
语言运用靠的是天赋，有的人读了一大堆书写不出什么东西，就是因为缺乏天赋。
最近经常看油管的象棋视频，很有趣的，下那王天一真是名副其实。
现在有软件，下棋也不喜欢动脑筋了。以前在网络上跟人下棋有意思，都是真本领，现在可以用软件，下起来也没有意思了。
新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