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答“你什么时候能说以色列人的坏话”
各位好,此次哈以冲突的文章,我已经连着写了四篇了,大多数朋友留言支持也好,少部分人攻击谩骂也罢,本来今天想再写一篇相关荐书目录,就略作收尾。不过,早上的时候,我我看到了朋友圈有人在传这张图——以色列部队里,一个犹太教徒和一名穆斯林在并肩祈祷,突然有点感想,想写一篇随笔。
我很佩服这位穆斯林以色列士兵,因为按照哈马斯的规矩,一旦他被俘,会遭遇比犹太士兵更残酷的虐杀。
小的时候,我读但丁的《神曲》,那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诗人对人死后世界的想象。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在但丁的想象当中,地狱与炼狱的各种酷刑与惩罚,可谓是脑洞大开、想象力无限丰富,漫画家车田正美还以其为模板创造了圣斗士星矢的冥王篇。可是一旦诗人在炼狱山顶登天,进入想象中的天国,故事就一下子变得乏味了起来,除了宗教的说理和诗人的自我忏悔,你几乎看不出升上天堂的灵魂享受了什么实在的幸福,诗人只能用笼统的“与上帝同在”的描述,大而化之。
这种反差是怎样造成的呢?后来上了大学,我学了历史,渐渐理解了但丁——这件事真的不能怪他,因为人不能凭空想象自己从未见识过的东西,对于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人来说,你让他描绘他所恐惧的酷刑与磨难、他能连给你说上三天三夜不带重样,因为目之所及,众生皆苦。但你要让他描述一下“无上的幸福”,你让他能怎么说?
我曾经在一本专门讲食物史的书籍当中阅读过专门讲中世纪贵族饮食的那一章,看完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吃的那些东西以现代的眼光看实在是不堪下咽。所以,哪怕是中世纪锦衣玉食、有无数仆从侍奉的王公贵族,他们所谓奢华的生活,其实也不及一个现代中等以上国家普通工薪阶层所能享受到的生活品质之万一。
而也基于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世纪的古人那么看重死后的世界——你问,一个购买赎罪卷的欧洲人,真的相信“金币叮当作响,灵魂升入天堂”吗?葛洪这样的道士真信他能百日飞升么?一个抽了大烟,被山中老人忽悠去做刺杀任务的阿萨辛,真的相信他死了以后,天堂会有七十二个圣处女供他享用么?
我说,其实无所谓信与不信,因为尘世的乏味、辛劳与不宽容,对他们来说着实没什么好留恋的,既然无可留恋,那含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呢。对天堂的向往是要有的,万一死后这能上去呢?
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有一台时光机,能将但丁这样的古人拉到现代巡游一圈,再让他回去重写《神曲·天堂篇》。他会怎么写呢?他一定能把天堂写的跟《地狱篇》《炼狱篇》一样生动、具体。他会说,天堂就仿佛是图书馆、大学的样子;是高档餐厅、咖啡馆的样子;是电影院、迪士尼的样子;更可能是大型shoppingmall、音乐节的样子。
当然不是那种你会被“捡”东西、或者突然出来个恐怖分子把你绑去做人质的音乐节……
毫无疑问,在一个中世纪古人的眼光中,一个生活在现代正常国家的现代人,其自由与富足,就宛如生活在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天堂里。
但从但丁生活的中世纪晚期到现代,不过也就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人类社会中很多国家,究竟是怎样从那个烂泥堆里一样的中世纪世界,飞升到能够让人们真正享受生活的现代社会呢?
这就需要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就是历史学上所谓的“现代性”问题——相比中世纪,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人已经宛如在天堂里了,但他们是怎么上去的。那些很多方面仍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可否重复这个过程,完成现代化改造?
人类现代几乎所有“主义”的展开,都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发生的——
有人说,成功的现代化需要一个民族完成民族意识的觉醒、整合和独立,建立主权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
有人说,成功的现代化得益于商贸的自由展开、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自由协作,激发社会更大规模更具活力的协作。这就是商贸自由主义。
还有人说,一个成功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强力社会主动干预、进行统合、引导、管理与兜底,让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非常重要,这就是的社会主义。
甚至有人说,别扯那些花里胡哨的,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完成现代化,有些不能?还不是因为某些民族可以用剑与火完成拓张、殖民,“用xx的剑为xx的犁获取土地”……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而最后有人说,不要轻易地总结与定论,要对人类的既往历史与经验保持谦卑,谨慎一点点探索向现代前行的道路,这就是保守主义。
总而言之,“主义”之所以是一个近代概念,就是因为它就是为了回答人类在近代才遭遇的“现代性”问题的——没有一个未受蛊惑的现代人想回到中世纪的生活当中去,每一个人都想过精彩、富裕而参差多态现代生活,这就是现代性的目的、这就是主义的目的、这就是“文明开化”为什么是现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让“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然而,近代文明史上,却一种主张与这个目标刚好相反,它的主张和指向不是要把信封它的人和全世界带入现代,而是回到中世纪去,这就是原教旨宗教主义和其所滋生的恐怖主义。
因为方向与其他主义是相反的,所以恐怖主义并不趋向于文明,它趋向于一种反文明。所以它与其他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就绝非什么“文明的冲突”,而只是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的冲突。
提到“文明的冲突”这个词汇,很多人会想到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911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每一次恐袭发生之后,亨廷顿这本书都会被拿来说事儿,很多人都说:你看亨廷顿的预言实现了吧?这就是文明的冲突啊。
但是,其实包括亨廷顿本人在内的一众正规研究者,都是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归纳的。因为这样的叙事,隐含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它把恐怖主义视为了某些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抗争、进行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其实相当于变相将恐怖主义“正常化”了。
于是时至今日你仍能看到有些脑子不清凉的人说:屠杀妇孺怎么了、绑票撕票怎么了,弱者跟强者抗衡,不采取点非常规手段的能行吗?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世界就是个黑暗森林!讲什么江湖道义?
这就是“文明冲突论”对恐怖主义的变相洗白。
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忘记的是,如前所述,恐怖主义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成就自身的手段,因为它的最终指向是一定是反文明的。不信你去考察一下中东曾经的伊斯兰国或者阿富汗的塔利班,靠恐怖主义立国之后折腾了那么久,最后都是越整越回去,其治下的领土越弄越像中世纪。且其恐怖主义手段在“清除异教徒”之后,主要折腾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国民。
而且放眼整个世界,恐怖主义也并非伊斯兰文明独有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中曾经出现的某些极端派别、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所执行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其他文明曾经出现过的毒瘤。所以与其说恐怖主义是一个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手段,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遇挫时所产生的某种癌变更恰当些。
而今天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遭遇恐怖主义的肆虐,也是因为这个文明在解决现代性问题时遭遇了比其他文明更多的挫折、因而积聚产生了更多的癌变。
将这番逻辑讲述的更清楚的,是英国中东史学者、《剑桥伊斯兰史》的编纂者伯纳德·刘易斯。
与亨廷顿只是在《文明的冲突》中标签化的对伊斯兰文明做总结不同。刘易斯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因而他更反对将恐怖主义视作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手段的说法。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的总结性之作《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一书,在该书当中,刘易斯系统反思了伊斯兰世界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并指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迄今为止(二十世纪初)的中东世界现代化历程,总体上是让人失望的。它甚至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退行性”——20世纪初一战后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所尝试建立的是一个欧洲式的现代世俗公民国家。但到了二战后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兴起时,运动领袖所用于动员的口号,就变成了“容量”较小的民族主义。到了70年代,伊朗伊斯兰运动兴起时,精神进一步退行到原教旨宗教主义。进而滋生出现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整个中东世界的社会宽容度,在过去一百年中,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
第二,中东在走向现代过程中遭遇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社会基底严重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妇女自由等等,这些在其他文明走向现代前多少存在一个或数个自由,在中东地区一应俱缺,且越向社会底层延伸越匮乏,这导致了中东社会走向现代的难度天然比其他文明高得多。
第三,而在现代化历程遭遇挫折之后,中东习惯于把挫折的责任推给别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支持了阿拉伯的民族起义、帮其摆脱了“突厥桎梏”又进行了相对宽松的多的“战后托管”,而中东世界就只记住并仇恨了英国“托管”。二战之后以色列建国,中东又将阿拉伯民族无法统合的原因,归因于这个国家的存在(实则阿拉伯联邦历次尝试夭折的原因主要是各国无法达成共识),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而在多次中东战争攻以不成,反而受挫之后,中东世界又将原因归咎于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还有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甚至萨达姆吞并科威特……中东世界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现代化的失败永远找到一个外在的原因,以发泄自身的挫败感。
第四,现代进程失败造成的挫败感、仇恨、愤怒、贫穷和压迫,导致中东发生了螺旋式下降,最终很多人投入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怀抱。恐怖主义的主旨是要求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退回到中世纪去,以重塑这个文明在当时荣光。
应当说,刘易斯的这本著作,成功预言了之后的中东乱局,乃至“伊斯兰国”这种奇葩的出现。可谓切中时弊,他系统的解释了中东世界是怎样掉进恐怖主义怪圈中的,想出来要从何处下手。
但问题在于,刘易斯是个犹太人,所以对于仇犹者来说,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犹太人对其敌对民族的“可耻污蔑”,写了也白写。
那请允许我推荐另一本反思力度稍微轻一点、也更容易找到的书,它是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尤金·罗根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在这本著作当中,罗根通过对土耳其征服阿拉伯、给阿拉伯人套上“突厥桎梏”以来历次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其所想表达的观点是相似的——阿拉伯人在现代进程中遭遇的最大敌人,是其自身。阿拉伯在五百年的近现代史上,不是没有遇到过好的现代化契机,但每一次都被刚好错过了。一再的失败让这个民族焦躁而戾气深重,而这又将加剧他们错失机会的可能性。
问题出在那里?还是这个民族思想自由度的问题。
当你与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进行交流,你会发现这个人也许修养十分良好、性格也很温和、甚至为人十分慷慨,但是你一定会感觉到,他的思维世界当中,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被触碰的,一旦你碰到了,任之前多好的关系他都要跟你翻脸。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种禁忌感,甚至远远强于同样以守戒森严著称的犹太民族。据统计,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犹太人是“犹太族”而已经不是真正严格的“犹太教徒”,以色列甚至有2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这个比例在任何一个其他中东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与其他民族已经在思想上完成世俗化不同,阿拉伯民族的在整体上,依然是一个宗教民族。
这在一个国家完成现代性变革的过程中非常致命。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好比是一台安卓手机,用的是开放源代码的安卓系统,任何思想家的著述、理念的革新就好比是第三方的APP应用,可以自由接驳在这个手机中随时更新。而中东伊斯兰世界人们的思想则类似一台苹果手机,用的是不开源的ios系统,它的好处是运行稳定、少出毛病、用户可以最省心、最安全的使用,但问题就在于,一旦离开了官方的维护和更新,这套系统和其插件就会迅速落伍,很难再跟得上时代。
这类问题,在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变革时反复的出现,成为一个难解的bug。比如备受外界诟病和非议的“可以娶四个老婆”的习俗,其实在公元7世纪,这个圣训被提出来时可能非但不是一种落后,反而算是进步——因为同时代除了欧洲在实行至少名义上一夫一妻制外,其他民族大多根本没有男人娶几个老婆是上限的规定,必须“平等对待她们”更是闻所未闻,那个时代的女性在大多数民族中都是被压迫、物化和奴役的存在。
可是这种7世纪的进步,到了现代社会却必然落伍了,而伊斯兰教又因为“封印先知”概念的存在几乎不可能发生基督教式的宗教改革,于是这个文明中的人们不得不遵循一些在7世纪看来相当文明,但在现代已经远远落伍的规则去生活。
宛如一个人,执着的用着一代苹果手机在现代生活。
所以阿拉伯乃至整个中东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在其文明内部,即便其实现了“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个梦想,这个问题还是不会得到解决,阿拉伯人依然会焦躁,就像摆脱了“突厥桎梏”之后有英法托管、英法托管之后有以色列存在一样。这个民族焦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窗外的世界已经走向了现代,而它自身却迟迟无法完成现代性变革。
一个民族,哪怕它能征服整个世界,如果其内部依然是一个教条戒律森严,无论外来者还是本地人都动辄得咎,触犯戒律要受到高昂惩罚,甚至被石刑砸死的状态。请问,这种征服世界的辉煌,对生活在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相比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由与舒坦,你依然是一个生活逼仄的中世纪人。
以色列的军队当中,参军的阿拉伯士兵已经可以依据他们的信仰做祷告了。请问哈马斯的武装当中,会允许以色列士兵按他们的信仰做祈祷吗?别说极端组织哈马斯,就算是正常的中东其他国家,现在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什么是现代性的差距?这就是现代性的差距。
所以我说,今天的以哈冲突,本质上讲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有2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在议会当中也占了相同甚至更大的比例,他们在这个国家中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甚至这次哈马斯恐袭中,有大量受袭丧生的以色列人,一查都是阿拉伯裔的。
我可以断言,即便在巴勒斯坦地区这一亩三分地上,即便让以色列把哈马斯全灭了,阿拉伯文明也不会消失,因为以色列自己就有阿拉伯公民。
可如果真让哈马斯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这片土地上,可还会有犹太文明?
甚至,可还会有现代性的阿拉伯文明?
不会的,因为这个哈马斯组织,它的恐怖主义行动纲领,就是要把人类拉回前现代的,是反文明的。
所以这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这只是一场文明与反文明的冲突。让我们所有珍惜现代生活的人,站在文明的一边。
我相信阿拉伯世界最终将通过某种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性变革,但这个契机,绝对不会是哈马斯和它的“圣战”给的。
今天拉拉杂杂说的比较散,最后我再推荐一本书好了,以色列作者施罗默·桑德写的《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有人总说我光说犹太民族的好话,不批评它的缺点,其实你读这本书,以及它的前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会发现作者把我能想到的对犹太人的坏话都说尽了。
作者在书中无情的揭露了传统以色列人对“上帝选民”理念与大屠杀苦难的鼓吹,大胆的质疑了犹太民族的定义方式,深刻批判了犹太人自傲而排他的劣根性、嬉笑怒骂的把犹太人身份的凝固不变、犹太人的道德优越性、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级差别与殖民主义贬的一文不值……
而质疑与批判之后,桑德主张,以色列必须建成一种世俗的、宽容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宽容、现代的国家。
而看着这样的照片,我觉得,以色列可能已经在实现桑德主张的路上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桑德,不仅就是犹太人,而且他一直就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任教。说这么多铁杆“以奸”的话,以色列人都没有让他的生活受任何干扰,教授依然当着、书依然一本接一本的出……
你问我,什么时候才愿意说以色列人的坏话,哈马斯的好话?
我想,大约是等到巴勒斯坦民族中也能诞生这样一位反思者,写了《我为何放弃做阿拉伯人》《虚构的巴勒斯坦民族》这样的书,却依然不会被同胞目为叛徒,被打死拖在摩托车后面游街的时候吧……
到时候,我也一定多说这个民族的好话、说他敌人的坏话,因为这证明这个民族终于学会拥抱了宽容、允许人们自由思考和生活的现代性,值得夸一夸了。
作者: 林中的维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