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原来的学生K跟我联系,说是要带全家来加州旅游,顺便拜访一下母校和以前的老师。
K是美国人,中文非常好,大学毕业后,曾经在香港和大陆留学六七年,才回美念硕士,念的是外语教学专业。拿到硕士后,曾被国防部下属的军事院校聘为中文教师,后因天性喜爱自由,又去俄勒冈州的公立学校学区,那里有个美国教育部资助的K-12中文项目,K去担任主管。
K的太太是日本人,学的是翻译专业,结婚后,成了自由职业者,在家上班,日语笔译的活儿不少,够她忙的。有了儿子之后,他们在Portland 买房,安下家来。
我跟K的关系不错,他随和,不拘小节,极易相处。听说他要来,马上邀请他们一家来家里做客。
跟他们夫妻俩打过招呼后,K就开始用中文跟我交谈。我考虑到这样对他太太不礼貌,便改口英文。K说,不用不用,我们自管自说中文好了,儿子可以翻译。我看看他儿子,才五岁,小小的个儿,倒是很像小绅士,乖乖地不吵不闹,端正地坐在妈妈身边。我们刚说了几句,果不其然,小翻译开始把我们说的话,用日语转告给妈妈。他妈妈用日语说了几句,他又用中文转告给我们。不一定是逐字逐句,但是大概的意思,小孩子居然转达得非常清楚。
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家人都说英文,为什么要绕个道儿来沟通呢?看着K夫妇一本正经,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日文,也不便多问,倒是这么小的孩子,看似心不在焉,却流利地为父母翻译,看着十分有趣。
过了一会儿,小翻译坐不住了,跳下椅子,在房间里东看西看,K太太怕他闯祸,把他带到花园里去游玩,我才有机会问问K是怎么回事。K说,这是他们夫妻俩在孩子出生前就约定好的,K只跟儿子说中文,太太只跟儿子说日文。夫妻俩的共同语言是英文,要直接交流的话,尽量背着孩子。他们的打算是培养孩子“条件反射”,就像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在喂狗的时候,摇一摇小铃铛,以后狗一听到铃铛声,哪怕没有食物,也以为要吃饭了,唾沫就会上来。
这样的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好在K 太太坚韧不拔,在她的言传身教下,K也努力克服了不拘小节的行事习惯,坚持跟儿子说中文。等到孩子两三岁时,条件反射成功了,孩子看到母亲说日文,看到父亲说中文。父母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常问孩子,对方说了什么。渐渐地,孩子看到两人在一起,条件反射,为父母充当翻译。
我见到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五岁了,完全习惯了翻译的角色,不用父母提醒,自觉地为他们翻译。K还特意提醒,让我只跟孩子说中文,我照办后,他又成了我跟K太太之间的小翻译官。
孩子那时候已经上了托儿所,英文突飞猛进,回家来免不了跟父母说英文,但是父母坚持伪装,逼着他继续用中文日文。父母的努力,使得孩子能自如地驾驭三种语言。
如今,孩子进初中了,早就看破了父母无法沟通的骗局。然而,条件反射,父母用两种语言各说各的时候,还会替他们翻译。
K的奇特家庭,是他坚持要儿子学外语的动力。K的母亲是美国白人,父亲是出生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母亲应该是乐于探险、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大学毕业后,在非洲的马里遇到了父亲,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后来离了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美国。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大儿子(K的哥哥)迷上了中文日文,专心研究两国语言和中医,经过八九年的努力,成了针灸师。大女儿则步母亲后尘,去北非的突尼斯猎奇,结果嫁给了突尼斯人,入了伊斯兰教,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小儿子K留学期间,走遍了中国,都以为他会娶中国姑娘,结果娶了个日本姑娘,培养出一个精通三国语言的小翻译。至于K的父亲,再婚了,娶的是台湾太太,现在定居新加坡,开了一家墨西哥餐厅。文化如此多元的一家人,出了个小翻译,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我认识一个得普利兹奖的美国朋友,他太太是中国人,我们一起聚会,想着当然是说英文,但他非让我们都说中文,说他要学中文,刚开始他的中文磕磕巴巴,没多久,就突飞猛进。他会好几国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