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6 - 父亲的绰号叫“大金牙”)

    父亲被鬼子打掉一排门牙,  后来花钱镶上了一排用黄色金属包边的假牙。在村里父亲就有了“大金牙”的绰号。全村人背后都这么叫，说我们是大金牙家的孩子。我小时候特别讨厌这个外号。小孩子打架闹别扭，就骂我们“大金牙”。那时我感觉羞辱到了极点。直到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叛徒的罪名，我帮他整理坦白材料，才弄明白这个“大金牙”的来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本来就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其实牙是不是黄金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模模糊糊地记得父亲年轻时镶有金牙的模样，等我稍长大有些记事了，父亲的那排金牙就掉了。因为家里的钱老是不够用，父亲就没有再镶牙，就那么裸着压根。但是“大金牙”的外号，全村人依旧那么叫着。父亲不到六十岁满口的牙都掉光了。还是后来到了东北，大姐带着他镶了一套满口的假牙。

 

    提起父亲的假牙，在这里我要插写一个当时很痛心的笑话，这事着实让父亲又遭了一段时间的罪。

 

    在母亲过世的那段日子里，全家人都悲痛万分，特别是父亲更是悲痛欲绝:“你们姊妹们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好了，刚省点儿心，我跟你妈没过够啊！”这话时时刺痛我们的心。为了缓解父亲思念母亲的心情，大姐让父亲离开东北的家，接到她在湖北黄石市的家住了两个多月。 

 

    我去大姐家接父亲回来刚住了不长一段时间，二姐树欣（乳名经艳）又带他回山东老家走亲访友，去北京旅游逛公园。当然也是为了咨询父亲那些觉得不公平的待遇问题。一切都是想让他走出悲痛的阴影，极早适应没有老伴的日子。我们衷心希望父亲能多活几年。我还试图想给他再找个老伴，使他能快乐起来，好弥补我们这些儿女，对母亲照顾不周的心理亏欠。但终因年岁已大，没能成功。他说：“谁也没有你妈好啊！”

 

    二姐带父亲从北京回东北，在哈尔滨通往红兴隆管局的火车床铺上，父亲又把他在家不爱戴假牙的习惯搬出来了，吃完饭从嘴里拿出假牙，放在了火车的茶几上。更没想到的是，他老人家下车时竟忘了拿，等他想起牙来，火车已经开走了。二姐带着父亲找到铁路值班室，列车长回话说，列车已经清扫完毕，垃圾已经被保洁员扔掉了。

 

    牙丢了，家还是要回的，每天的饭还是要吃的。尝到了有假牙吃饭的甜头，父亲这没牙的日子是过不了了。回家后这第一件事得赶快镶牙。因为着急，就在三分场卫生所找牙科医生姜维福咬了牙印。人家说我这里没有好材料，做的牙不一定好使。父亲想到宝清县城去镶吧，又怕孩子们忙，费心费时间，就一口承诺：我相信你姜医生，你只管做吧，大爷我决不找你后账。没过几天牙很快就做好了，戴上也挺好看的，我们都放心了。

 

    谁知等过了一段时间去看父亲，他还是闷闷不乐，一脸痛苦的样子。父亲说吃顿饭太累了，牙在嘴里一咬东西就打滑，不好使唤。我说那赶快找姜维福修一下啊, 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不行啊！我已经说一定不找人家的后账了，不能找哇。”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说话算话。不找就不找吧。

 

    望着父亲吃点东西遭罪的样子，我们都想就再镶一口吧。可是秋收正忙，谁也抽不出时间陪他去宝清县城镶牙。何况咬了牙印还得去装，不合适还得去修，都得往返折腾好几次。

 

    当时三分场尖山子后面，有个老乡村叫“六号”的，村里有一家私人牙科诊所。我曾经去那里修过牙，就提议父亲去那里去镶。二弟弟也听说三分场有人在六号修过牙，都说还行。弟弟就带父亲去了六号村，找到那家诊所。但父亲见牙医是一位年轻的女孩时，怕人家技术不行，不让人家镶。那女孩说：“爷爷，我是正式牙科医学院毕业的，放心让我做吧！您听说过‘有志者不在年高’吧，我这里有最好的烤瓷材料，保管不犯吃饭打滑的毛病，保证牙好使。”父亲想到别处去镶，又怕耽误孩子们的时间，就将信将疑地咬了牙印。

 

   没过几天，烤瓷假牙做好了。当我带着父亲去试牙时，人家姑娘早就准备好了一小包饼干:“爷爷您先戴上试试，哪儿不合适我再给您修修。”父亲戴上后，姑娘打开饼干让他咬一口嚼嚼。“嗯，好使，好使啊！”父亲笑了。最后牙医嘱咐回家吃几天饭试试，哪地方不得劲再回来修一下。后来好像是哪个弟弟带父亲又去修过一次。父亲对这口牙非常满意，吃东西又快脆又轻快。他真的高兴得使用到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