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20 - 我的农业中学 )

    一九六六年夏，我十四岁，小学毕业了。 

    远望着埠南张家东北礓上刚建好几年的“招远十中”，我和母亲的眼泪哗哗流。离着不足二里路的红砖红瓦学校，我却上不了。全村二三十个学生只收那么两三个。经常请假落课考试成绩不是多好，更何况又是富农子女，我哪儿有资格迈进门槛？母亲说那不是为咱们建的学校啊！可是我怎么那么想上学啊！

    那时村里针对上不了正式中学的学生，利用闲置在东河沿的粉坊办了所“农业中学”，招收了我们村和周围邻村的一些学生。但因为我家成分不好，这个农业中学也没有我的份。
   

    上不了学，我就只能在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工分了。整个秋天，我都是到“农中”跟前的生产队的饲养院，牵牛牵驴下地耕地播种什么的，或提个筐跟在牛拉的犁杖后面，给生产队捡地瓜。心里的那种无可奈何和对学校的向往无以言表。

    秋收完了，半个学期过去了。有一天，父亲高兴地告诉我，村里的领导说看小姑娘怪可怜的，同意让我上农中了。同时还有一个上中农成分出身的，个子非常矮小的张加瑞男同学和我一起。就是学校没有桌椅，得自己准备课桌板凳。全家人都高兴得了不得。找不到课桌，我奶奶说她有块木头桌面可以给我。张加瑞说他家有条长凳子可坐两个人。我和张加瑞到农中东面窑厂里找了一些碎砖头，趁星期天教室里没人，在教室的最前面右边的位置垒了四条腿，安上桌面。我俩算有课桌了，就又开始上学了。

    那时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课没有教科书。班主任是自己村的老高中生，女的，叫张维华。她上数学课，看着挺有学问的。梳着两条打下肩膀的辫子，个头非常矮小，我们学生都比她高。语文老师是个男的，东边蒋家村的，叫蒋作兴，是说话嘴有点笨的那种老师。他上课就是读报纸，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我很珍惜这次的上学机会，学得很认真，像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到现在还能背诵。记得数学课学了百分数，是配比药水的应用题，还上了几堂珠算课。 

    教室外边的院子是一小块空场地，边上有几块大石头。前面有两个臭水坑，是这所房子作粉坊时的粉浆窖子，夏天里面的蛤蟆青蛙“咕嘎咕嘎”地乱叫唤。再前面是各家各户分的自留地，小麦玉米轮流倒茬种。冬天下课后出来晒太阳，女生们坐在大石头上，手里都拿着小针线包，有的纳袜底，有的绣鞋垫或半圆的袜后跟，还有的织线袜子手套什么的。男生们都嘻嘻哈哈地追逐着打闹。

    我在农中上学时，二姐从东北带着大姐家三岁半的外甥女回来探亲。外甥女说一口普通话，会说好多歌谣和毛主席语录。我带外甥女到学校玩，一些女同学都逗她，叫她背毛主席语录和歌谣。外甥女不怯场叫背就背：“革命不是请客吃焕（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红高娘（梁）花玉米，棉花洁白青太（菜）绿，人民公社大丰收，社员个个心欢喜”。我的同学都夸外甥女长得漂亮还聪明。

   教室西边隔着一条小胡同，有一家邻居大哥，家里有好几个小孩。下课后，大嫂有时带小孩过来跟我们聊天。大哥三十来岁，父亲是我们村的烈士。大哥是个身体挺棒的壮汉子，就是精神上有点问题。没病时他什么活儿都能干，也会过日子。但犯起病来又喊又唱。有时还自残身体，能在自己脚背上戳洞从脚底下再拴上根粗铁丝，窝成个圆环儿套在脚上，搅得我们上课也不得安宁。

 

    教室后面是生产队养牛养驴的饲养院，上课时能清楚地听到毛驴“嗷啊嗷啊”和老牛“哞哞”的叫声。尽管是这样的条件，那也是在上学啊！我还是觉得挺喜欢的。

    虽说是上学，但老师授课没有课本，学生也没有学习任务。老师读一些报纸，叫我们写写大字报，都是反对“三家村”“四家店”什么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各学校还搞起了大串联。开始是到招远城，后来到青岛烟台，有的甚至还跑到北京。虽然都是徒步行走，但总得花些钱。考虑到家里没钱，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学校里混日子了。 

    那时社会和学校都很混乱，批判老师是“臭老九”，给老师写大字报。在外地教书的老师也都被遣返回自己村子。老师的办公室跟小学老师在一起，都在大书坊院里靠西边的正屋里。我们小时候管村里的小学校叫书坊，上学就是上书坊。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从北京回村的张培业老师。那是在农中初三的冬天，因学校不像个学校，有时上课有时不上课，好多同学都自动退学了，我们班也就十来个人。我们村小学五年级人数也不多，学校索性把我们合并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在书坊大院的东侧四间厢房里，由张培业老师一个人一起来教。

    没有课本，连一本小册子都没有。张老师组织我们学了好多毛主席诗词。他的普通话特别好，每次上课他都先把诗词抄在黑板上，自己先范读一遍，然后是领读好几遍。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再是齐读，再是逐个学生单独起来读。每个学生读完他都给予评价，“还可以”，“好”。因为觉得他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诗词的声音特别好听，我也用心听，认真模仿，所以每当我起来读完，他总会说“很好”。到最后还要背诵、默写。老师教得认真，我们学得也很认真。

    后来我在东北工作进学校教书时，有人说我普通话说得挺好的，我总骄傲地说：“因为我的老师是北京的，他的普通话特别标准。”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师，在那个混乱时期，是他正经八百地教了我们一点儿有用的知识。工作后有一次教师考试默写《沁园春·雪》，好多人不会，可我很快就想起来了，就是那时候学的。

    晚上我和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我常常一边做活儿，一边有感情地背诵诗词或者唱好多歌给母亲听。母亲脸上露出笑容，笑眯眯地听不够。

    休完寒假，正当我满怀期待地进入初三第二学期的第一节课时，老师却宣布：“农中的同学，你们今天毕业了”。啊！ 不是还有一学期吗？老师说：“这是学制改革，上边定的。”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从农业中学毕业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个极其简陋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