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院士制度一开始是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四九年以后学的苏联,改叫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的数量极少,完全是顶尖中的顶尖,掺不得水的。我记得80年代末,我父亲去苏联进修,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条件艰苦,从北京去莫斯科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其中沿着贝加尔湖就几乎要开一整天,很不容易,也算得上是去取真经了。
回到中国来,因为走的是苏联的路子,对基础科学极其重视,所以当时的学部委员大部分都是搞数理化的。后来改名字,很自然的就改为科学院院士。搞应用的大佬当然不高兴了,有些个势力大的就鼓动着搞出了工程院院士。现在更牛一点的还是科学院院士,看来歧视链哪里都有,不只是当官的瞧不起我们P民。当然最牛的是双院院士,这种人非常少。
这个院士制度和西方的院士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说白了就是职称。欧洲的情况我不知道,北美的院士是行业协会自己评的,和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就造成了有的行业协会的院士很值钱,是个很高的荣誉。而有些行业协会本身就是小众,又普度众生,乱发文凭,也就一钱不值。所以大家以后要是在外面看到我吹自己功力如何如何了得,是这院士,那委员,那肯定是没了零花钱,在招摇撞骗,一定要接济我两个。
中国的院士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最高职称,很多单位都没有。一般好一点的大学总会有几个,但是像研究所,设计院什么的,有一个就不得了啦,那简直就是个宝,要供起来的。当然了,院士是杆旗,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不仅仅是本单位,很多院士都开公司,办产业。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像以岭药业的吴院士,家里开了九十几家公司的李院士,只是其中几例罢了。
我对院士一直都是很景仰的。我父亲当年跟我吹牛,说他要是选了应用的路子,一定可以搞个工程院院士当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那是又红又专,玩了命的做事,在一个大设计院作总工,把院里几乎所有的大项目都包了,也没评上。我都为他抱不平,那有什么用?就算要争一个名额,也是院长的,轮不到他。
这几年和国内联系多了,学术交流和合作也多起来,和院士们也接触得多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行政院士,院士们都还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是很有水平的, 至少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的。记得前几年去广州呼吸所,那个时候钟老师还没有封神,可以和他一对一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觉得像他这样功成名就的,八十多了,还亲力亲为的抓科研,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很赞同他当时说的早预防,早诊断,针对早期肺癌病人进行早治疗的路子。
我是个另类,从小不信邪。学了佛,更是崇尚依法不依人。我对权威很尊敬,但是对权威说的话还是要自己独立判断的。这一次疫情,钟老师在不同场合说了不少的话,我觉得有些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第一个确定存在人传人,这个完全扭转了当时可防可控的一团祥和气氛,真的是救人无数,是可以立碑的。然后他说超级传播者是可以防控的,建议把隔离做到位,不让其产生。这个我当时就有点疑惑。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定义是指造成十人以上的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一个医院,里面十几个医护人员因为一个患者而被传染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我觉得他当时是代表国家出面的,有些事情没法明说,是鼓励大家去好好想想的。然后就是关于疫情高峰的预测。我记得他在去年一月底的时候说,他预计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这一点我是很有些怀疑的。当然现在看来这个预测是不准确的。
我一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全知全能。在某个专业很强,不代表所有的东西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钟老师画图肯定赶不上工程师,数钱肯定比不了会计们。他是个医生,这个关于流行病传播的预测,应该是他团队的人提供的。而当时很多数据都不全,做预测误差会比较大。这个太过乐观的判断可能会对政策制定者有轻敌的诱导。不过钟老师到底是学者,知错就改,后来又作了修正。而他后来关于不应该轻易让新药进入市场的话我是很赞成的。当然咯,人是会改变的,再往后,他竟然为莲花清瘟和血必净打广告,这个就只有呵呵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网上的传言很多,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参与设计过不少癌症药物的临床研究,对药物有点小认识。我们中国人很迷信药物,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存着一屉子的药。我的看法是,是药三分毒,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的药物,一定要谨慎又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就会有短期的或长期的某些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学对药物的研究是个极其严格而又耗时的过程,而且政府的管控非常苛刻。就算这样,还是经常有大药厂输了上亿的大官司,不是因为上市的药吃死了人,就是有什么严重副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是非常时刻,但是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然会影响将来成百上千万的大众。当然浑水摸鱼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就像疫情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偏方满天飞,神药遍地走,也算是开了眼界。
最后来个总结:院士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良心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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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祝平等和家人圣诞快乐,新年再聚!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觉得这世间是有公道的。祝周末愉快!
LG的前领导是院士,并且是个有良心的。:)
等到了”院士“,就更加以官为本了!
情什么时候结束等关键节点,比当时钟院士的准。后来也对美国的疫情走向做了比较准确的预测。没有复杂的运算。主要是通过对数据特点的研究,定义了一个量,用这个量来判断疫情的走向。
关于肺癌的临床研究,因为病理比较复杂,治疗方案也很繁琐,真正要做到对症下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在政策上制定有效而有针对性的方案,就尤其重要。当时钟老师讲的,其实是他们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医学杂志上发的一篇综述文章的精要。其实我看过那篇文章,和他谈的时候,也讲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是挺有趣的交流。
平老师文末总结得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