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院士制度一开始是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四九年以后学的苏联，改叫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的数量极少，完全是顶尖中的顶尖，掺不得水的。我记得80年代末，我父亲去苏联进修，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条件艰苦，从北京去莫斯科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其中沿着贝加尔湖就几乎要开一整天，很不容易，也算得上是去取真经了。

回到中国来，因为走的是苏联的路子，对基础科学极其重视，所以当时的学部委员大部分都是搞数理化的。后来改名字，很自然的就改为科学院院士。搞应用的大佬当然不高兴了，有些个势力大的就鼓动着搞出了工程院院士。现在更牛一点的还是科学院院士，看来歧视链哪里都有，不只是当官的瞧不起我们P民。当然最牛的是双院院士，这种人非常少。

这个院士制度和西方的院士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说白了就是职称。欧洲的情况我不知道，北美的院士是行业协会自己评的，和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就造成了有的行业协会的院士很值钱，是个很高的荣誉。而有些行业协会本身就是小众，又普度众生，乱发文凭，也就一钱不值。所以大家以后要是在外面看到我吹自己功力如何如何了得，是这院士，那委员，那肯定是没了零花钱，在招摇撞骗，一定要接济我两个。

中国的院士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最高职称，很多单位都没有。一般好一点的大学总会有几个，但是像研究所，设计院什么的，有一个就不得了啦，那简直就是个宝，要供起来的。当然了，院士是杆旗，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不仅仅是本单位，很多院士都开公司，办产业。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像以岭药业的吴院士，家里开了九十几家公司的李院士，只是其中几例罢了。

我对院士一直都是很景仰的。我父亲当年跟我吹牛，说他要是选了应用的路子，一定可以搞个工程院院士当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那是又红又专，玩了命的做事，在一个大设计院作总工，把院里几乎所有的大项目都包了，也没评上。我都为他抱不平，那有什么用？就算要争一个名额，也是院长的，轮不到他。

这几年和国内联系多了，学术交流和合作也多起来，和院士们也接触得多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行政院士，院士们都还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是很有水平的, 至少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的。记得前几年去广州呼吸所，那个时候钟老师还没有封神，可以和他一对一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觉得像他这样功成名就的，八十多了，还亲力亲为的抓科研，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很赞同他当时说的早预防，早诊断，针对早期肺癌病人进行早治疗的路子。

我是个另类，从小不信邪。学了佛，更是崇尚依法不依人。我对权威很尊敬，但是对权威说的话还是要自己独立判断的。这一次疫情，钟老师在不同场合说了不少的话，我觉得有些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第一个确定存在人传人，这个完全扭转了当时可防可控的一团祥和气氛，真的是救人无数，是可以立碑的。然后他说超级传播者是可以防控的，建议把隔离做到位，不让其产生。这个我当时就有点疑惑。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定义是指造成十人以上的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一个医院，里面十几个医护人员因为一个患者而被传染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我觉得他当时是代表国家出面的，有些事情没法明说，是鼓励大家去好好想想的。然后就是关于疫情高峰的预测。我记得他在去年一月底的时候说，他预计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这一点我是很有些怀疑的。当然现在看来这个预测是不准确的。

我一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全知全能。在某个专业很强，不代表所有的东西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钟老师画图肯定赶不上工程师，数钱肯定比不了会计们。他是个医生，这个关于流行病传播的预测，应该是他团队的人提供的。而当时很多数据都不全，做预测误差会比较大。这个太过乐观的判断可能会对政策制定者有轻敌的诱导。不过钟老师到底是学者，知错就改，后来又作了修正。而他后来关于不应该轻易让新药进入市场的话我是很赞成的。当然咯，人是会改变的，再往后，他竟然为莲花清瘟和血必净打广告，这个就只有呵呵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网上的传言很多，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参与设计过不少癌症药物的临床研究，对药物有点小认识。我们中国人很迷信药物，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存着一屉子的药。我的看法是，是药三分毒，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的药物，一定要谨慎又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就会有短期的或长期的某些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学对药物的研究是个极其严格而又耗时的过程，而且政府的管控非常苛刻。就算这样，还是经常有大药厂输了上亿的大官司，不是因为上市的药吃死了人，就是有什么严重副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是非常时刻，但是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然会影响将来成百上千万的大众。当然浑水摸鱼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就像疫情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偏方满天飞，神药遍地走，也算是开了眼界。

最后来个总结：院士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良心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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