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系之舟
在世界行走中的随想和随笔，耕耘为一块自留地，送给自己，奉给天地，结识一起同行的伙伴们。。。
父亲远去之后的第五个父亲节（2）
-对父亲的思念，感激和尊重
无系之舟，2022。06。19
象几乎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了解都是非常不够的。原因几乎也都是相似。就象不少父母，年轻时，他们很少对子女说什么他们的经历，等他们六，七十岁想和子女聊天讲他们的过去时，子女却没有时间真正陪伴和真正在意听他们想说的，等孩子很在意了，他们似乎没有精力或不再想说什么了。
这里仅仅是记下的是从小到达的各个阶段因为各种场合和原因，自己记住的父亲或母亲讲过的往事。
我的爷爷是参加了清朝最后一代科考京城殿试，并取得了举人的学位（可能相当于如今的博士？），之后被派到云南昭通的巧家县做知县。经历过袁世凯的复辟和前前后后的中国历史变迁。他的大儿子，我的伯父，他比我的父亲年长十几岁（是爷爷的发妻所生），在1927之前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成都读高中，同时办进步的地方报纸，传播象“新青年”这样的杂志，这对年幼的父亲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从父亲会识字（我的奶奶是他的启蒙老师，她是爷爷在巧家做县令时娶的第二个妻子，是当地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闺秀）就喜欢读书。家里因为爷爷的举人身份，伯父的“新青年”角色，家里的各类书籍，从四书五经，诗经，古文观止，朱熹理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绘画书法，民歌民俗，。。。应有尽有，爷爷对父亲读书没有任何限制和规定。。。在四川西昌这样的偏僻的地域，对于父亲这是得天独厚，如鱼得水的优越环境，他从书里看到外面的世界，又从书的世界中走出踏入真实的世界。。。
父亲生命中有一次惊险，他的小名由此改叫“逃生”，是因为在他十岁的时候，红军长征到了西昌，所有的地主们都逃进了深山，他差点被黑彝（奴隶主）抓去做了娃子（奴隶），具体怎么赎了回来，连他自己和母亲都说不清了。
当父亲高中毕业，约1943年秋天，到昆明读了西南联合大学，那时爷爷作为地方绅士的家道已经衰落。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末，昆明西南联大开始回迁北方，爷爷无法提供给他费用，他只好回到家乡，打算在当地教一年书攒到费用再回北平。而这次回家乡，成就了他的婚姻。我的奶奶和我的外婆都是佛教的居士，要好的朋友（现在的闺蜜？），她们私自决定了父亲和母亲的终身大事，在找人算过了生辰八字后，奶奶就下了聘礼，外婆就准备了丰厚的嫁妆，父母亲都听从了安排。
对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他们在澳洲来看我时后才很公开坦率地谈起，我才知道父亲母亲自己的看法。用父亲半开玩笑的话说，他们是古今通行也是当今时髦的政商联姻。也就是说是当时地方上最有政治地位的公子取了地方上的首富的千斤。说起来，父亲当时还是很感激这场婚姻，他说没有外婆的经济实力和眼光，他至少迟迟攒不够到北大复学的费用，还有可能也许就滞留在家里了。这恐怕也是外婆到北京后，他一直很尊重外婆的原因之一。
作为孩子，我对父母婚姻的感觉是又苦又甜又涩的！放眼看这个社会，看他的同学，朋友，我理解父亲走过的曲折和遗憾；但也许是从女人的角度，我更能体会到母亲的不易和委屈，也能体会到，在一个不管如何都还是男权的社会，特别是在父母那一辈，一个男人要懂得真正平等的对待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平等”也不是大多数男人脑子里能有的概念。父亲从来没有给母亲足够的支持，爱护和尊重，他也从来不是一个女人能靠的肩膀。。。到了晚年，也许父亲敏感地意识到了儿女对母亲的爱戴和尊重有那么一丝丝更多，父亲有些不平，曾对我讲过两次，非常骄傲地强调他一辈子很负责地提供给了家人很好经济支持，这是事实。但他依然并不能理解母亲在他的支票之后是多么艰辛地付出，特别是在孩子们都小的时候。我很依然很欣慰，他们在一起地渡过了一生，父亲的事业上没有一丝的后顾之忧，而是单纯地这样全力以赴的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母亲是他学术成就的一部分。父母亲安定自然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母亲这样的付出，是父亲所带的研究生们这一辈非常羡慕而永远不可及的，社会的前进也包括了母亲这样一代妇女的消逝，至于如何评价，自然是永远的纷争。
1947年春天，外婆和已经怀了我大约两个多月的妈妈在家乡西昌的小庙机场（抗战是留下的机场）把父亲送上了去重庆的飞机，她们知道父亲要到北京去继续读书，她们不知道的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父亲已经是是当时的地下党的“红外围”，参加了著名的“1。21”运动。。所以，他返校到北大，很快就加入了北大的地下党，随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这些当时知识分子党员，就送到晋察冀解放区培训，准备建国和接管当时的北平。这群大学生们，在人生最有热情和最有信心的年月，笃信共产主义，随解放军从河北西北坡泊镇徒步行军到达北京，父亲讲到这些，我可以想像到那时对于父亲是一个对国家，对个人充满多大向往的时刻！父亲进城后，最早是在叶剑英主持的北京军管会工作一年，很快就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是教育局，而且是负责了最有权利的人事科，负责教师的分配和调动。在父亲向我讲这一段经历时，作为我认识的父亲，作为我知道的人事科，我简直完全不能把这两个事物关联，不可能相信他曾有过这样的履历！
而父亲的一生中最大的两个转机或奇迹之一，也就发生在上面我最不可能想像的以上的履历中。在教育局的人事科工作到1955年底前后，在那时的大学院系调整中，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学院，我父亲主动要求去参加建院工作，他和十几个各类行家开拓了这个新院校的方方面面，一切基本就绪。应该说，此时还是父亲的智慧在起作用，权利和官位对他的确没有什么诱惑，他要求静下心来当一名教师，而没有用资历和工作经历换取任何官位。这个选择成就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尽管道路也并没有一帆风顺，每次运动都被折腾，更不用说文革的残酷（这是全民族的灾难，没有人能幸免），但如果他还在教育局人事科，或在师院凭资历得到的官位上，对他这样一个人，那后来的狼狈和境遇是不难想像的。
他生命中的另一转机就是发生在返回北京大学读书途径重庆的时候，应该说是奇迹！他离开西昌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能得到当天和第二天的班机机票，他和另一同伴只好在旅馆中等待，没想到，第三天开始了大雨。。。飞机的座位很紧。到了第四天，父亲实在很着急，冒着瓢泼的大雨，赶到售票地点，询问航班状况，真是上天的眷顾！他得到了一张几分钟之前刚刚退的票，第二天可以起飞，而他的同伴第二天再来买，机票就上涨了一倍。我的父亲如果等到第二天，他身上的钱就根本不够付机票了，他的返校至少要推迟不知多少天，完全有可能就成了泡影！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命？
1959在他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降级使用留党查看后一年多之后，又加了一顶右倾分子的头衔。那年文化部要求北京大学中文系做牵头人，编辑“中国文学史”。当时文化部点名要他参加，我不知道（父亲没讲）为此是否先把他的帽子好像是暂时取下？他为这套文学史工作了至少四年，那时在三年灾荒时期，是如何度过的那样艰苦的年月，作为儿女是不知道的。在1964年，谈论又红又专，一些人们抱怨专业人才中几乎没有党员时，当时文化部的部长周扬在一次大会上特意说，谁说我们党内没有人才，说我父亲就是党内很好的“红秀才”，这句话，就成了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重要把柄，而在这之前其实我父亲似乎并不知道周扬的这次讲话。以上这些事完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父亲可以说没有从中得到过他应该得到的名份，在署名，在分稿费上被一些争名争利的人尽量排除在后。
文革中，他最心爱的，从1956年攒下的几百本书都被席卷一空，所谓还回来时，也是七令八落了。仅仅只是那部“鲁迅全集”的反复阅读陪伴他渡过了文革中那些劳改的岁月。直到在1979年后，他又才一点点地重建了自己的书房，所有的墙面被超载的书架覆盖，父亲总是忙碌在其中，享受被书包围的乐趣，这个书房陪伴了他约35年，清晨，橘红的阳光从窗外散进书房，整个屋子是一片温暖，父亲坐在在自己心爱的写字台前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和弟妹以及我们孩子的心中。
1980年代，他得到古典文学界研究杜甫专家萧涤菲先生的邀请，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为了能对杜甫的全集搞深搞透，父亲带领几个学生，沿杜甫的生活足迹做了万里旅行，几乎走遍了四川，陕西，甘肃。。他们来到成都时，父亲就住在我家里，已过60的他白天出行，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每天都在100%的投入。
父亲在大学直到70岁才从教学上退休，之后还兢兢业业地继续他的项目。他一生的学术水平是业界公认的，这是他实实在在，静心努力的结果，在他眼里没有任何一点捷径和“弯道超车”可以做成学问。他在学术上是非常严谨，认真和细致的人。决不会滥用笔墨，因此他的文章不多，但都内容充实，掷地有声，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无论赞成或反对他的同行们都信任他的为人。当我慢慢地读他一生精耕细作的“反刍集”，体会到了父亲独特的感情，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人格，这是一个学者最可贵的资质，这也是只事耕耘，不计收获的父亲的本色！
上天的眷顾，自己的选择，造就了父亲一生从事了他最喜欢最有兴趣的古典文学研究！这是母亲，我们几个孩子为父亲感到最欣慰的事，在九泉之下，他也应该会为此骄傲的。
这样的记忆中的片断，要是这么写下去，又会是长长的一大篇了。。。如何简洁自己的语言，这是我要向父亲学习的最重要课程之一。
非常庆幸自己在他九十岁生日时专门飞越太平洋回去和他一起度过了那让他兴奋和欢乐的时光， 过去清明节许多时候会想像自己跪在外婆坟前，自父母去后的清明节，我是为外婆和爸爸妈妈三个老人祭拜了。。
父母把我们四个子女从上天接来，他们相伴我们长大，而我们陪伴他们到另一世界的大门口，我们的父母渡过了他们最好的最传统的人生！
悉尼，2018年，他启程的清明节提笔，2022。04。19 再提笔，修订于2022。6。19父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