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选择的故事之六： 是缺乏知识？还是缺乏对身体尊重的意识？

 

健康是选择的故事之六：

是缺乏知识？还是缺乏对身体尊重的意识？

人类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敬重是和谐社会特征之一

无系之舟：2011。11。21原稿， 2020。10。17摘编

 

     因缺乏知识而把自己送到阎王殿后又被放回来的人不少。的确，隔行如隔山，但说得重一点，这也许也是一个很容易找的借口，人们常常更缺的恐怕是对自己身体的爱惜和尊重意识，这样的经历和结果实在是会留下对不起自己的内疚。

     四十年前，我在青藏高原的格尔木认识了许先生，他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作为国内第一流大学20 世纪60 年代后期的学外语的学生，他和我们这些小几岁、兴致勃勃一路欢歌奔赴边疆的中学知青不一样，他不是自愿到边关的人，用现在的话进，他当年是被发配到这荒凉之地的。而且，丝毫不夸张地说，我认识的两个男子汉一点也不隐讳地告诉过我，他们是哭了一路到达这荒漠的，同时，也从没想过还有离开的一天。一张毕业分配通知书定一个人的终身，这对当今的年轻人是高级玩笑，但是那个年月只有很少的人能更改这个硬规则。

     是的，也许是这种无法诉说的委屈，也许是无边无际的寂寞，也许是枯燥无味的生活，也许是读书人没有书可读，也许是没有能交谈的朋友，许先生养成了吸烟、喝酒的嗜好。上天对此似乎充满了同情，善良的邻居以最快的速度从内地为他接来了他既漂亮，又贤惠的妻子翠翠——一个名如其人的农村长大的姑娘。看上去充满灵性和秀气。起初，他一下像是活了过来，计划很系统地编一个教材，教她一点点地学文化。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妻子不能理解文化的重要，也许是哪个灭绝文化年代的后遗症吧。一提学文化就会哭，认为他是在嫌弃她没有文化。翠翠更喜欢每天和一大批农村来的妇女一起打砖坯，数着一排排的砖块时，她很满足自己能以此挣钱，感到骄傲，显然，这样的婚姻可以给他一个稳定的物质生活，但慰藉不了灵魂的寂寞，于是烟酒继续是他精神上的朋友，与之相依相伴……

     随着1978 年的社会变迁，许先生又有机会回到了自己的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某著名美学大师研究西方美学，1982 年毕业后立即加入了开拓深圳特区的先行者队伍。之后不久, 许先生这个研究西方美学的人终于有机会到了西方。习惯了被妻子照顾一切起居的他，到了各种食品极其方便的美国后。用快餐店代替了妻子，每周的生活都在复习他自己的洋“老三篇”似无注释的必要，因和全文化没有太大关系：麦当劳，肯塔基，毕胜客。有时就用中式快餐改善口味。如果有会做饭的朋友请吃饭，那自然是酒足饭饱，饭后还要吞云吐雾。这样吃饭的本地人的确也不少，但许先生长的是中国胃。没过两年，他的心脏给了他警告，但因心脏不适后做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也就没有在意，一切都还是沿着旧有的轨道。在他脑子里，大概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这样饮食方式的疑问？身体应付那些高能量、高油脂、高糖、高盐，但低营养的食物，该有多么艰难？另外，尽管他此时已听说了吸烟和过度饮酒的害处，可还是经不住诱惑，下不了决心抛弃这两个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朋友”。

     2003 年，在回国5 年后，他的身体在默默地长久挣扎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他的心脏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的心肌梗死。他被送进了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在他被推进手术室之后，主刀医生和他的妻子翠翠“谈判”，没有解释什么，就是对她说，要不给他丈夫装三个支架，就保证不了她丈夫的生命。不要说三个支架，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医生要求十个，他妻子也会答应。可惜的是，虽然三个进口支架在当时要24 万元人民币，可不过十几天，有两个就已脱落。医生不仅没有作任何解释，居然还建议他再装！他后来对我回忆这个恶梦时说：“我躺在手术台上的一瞬间，感到自己就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肉，没有任何一点抗争的余地，不过，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让我从此戒了烟和酒。”毕竟，他还是见了棺材会落泪，愿意亡羊补牢的人。

     出院之后，妻子精心照料他，虽然饮食一开始有些偏向另一个极端，但矫枉过正也是一般的规律。他的妻子翠翠在这些年里，不断地看电视学习，也学了不少健康饮食的知识，都可以派上用场了。他的身体从危机中逐渐缓了过来。自然，原来的很多到欧洲旅行的计划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不用说，这场病大大地改变了许先生随意自由的生活方式。他退休了，在小心翼翼和紧张中生活了一两年，还心有余悸。

     这样的人生教训大得不能再大，因为差点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训了。有幸的是许先生吸取了教训。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身体。我写给他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一句话：“世间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要的就是理解。”我鼓励他去掌握一些简单的生活知识，不能被动地完全靠翠翠的照顾，而要主动配合。有文化的他一旦上心，就很快懂得了一些饮食均衡的道理，并适当活动，也很快接受了自然和科学结合的营养补充疗法，对受损的那部分机体加强修补，对没受损的地方加以保护。几年以来，他接受了自己心脏受损的现实，知道不能像发病之前那样使用自己了，但同时他也能在对自己做最大保护的情况下轻松自如地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是一样的美好和充满阳光！

     再来看另一则故事。宁先生身体的提前急剧衰退带有极大的时代色彩，但同样和他自己对身体健康的毫无意识密切相关。宁先生是一个耿直，非常忠诚于朋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他是成长在20 世纪60 年代的知青。在做知青期间，他参了军，在中印边界线上艰苦的边防军营中生活了四五年。退伍回到北京后，在1978 年的第二次让大龄青年可以上学的招生中进了一所著名的大学学经济。在那尚未完全从那场全民族的浩劫中清醒过来的年代，作为复员军人的宁先生理所当然的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大学生。他是班内学生的领袖，不负众望，认真，积极，活跃，为同学们的各种要求奔波、服务，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喜爱和尊重的老大哥。

毕业后，宁先生分配在重要的中央国家机关分管人事。宁先生有学历，有能力，忠诚可靠，刻苦工作，很快就得到提升，在80 年代后期就享受到了当时绝大部分人做梦都不敢奢望的、最现代的三居室单元住宅。

     人们在匆匆忙忙中工作、生活，许多人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在那个年代并以此为荣，但不是人人都能置之度外到宁先生的程度。在20 个世纪80 年代，宁先生不幸加入了乙肝患者行列，而后他的肝功能退化更和自己的过度使用有关，他肝的恶化病变比他父亲早了二十多年（他父亲60多岁才出现，他40 多岁时的问题）。肝是人体内最大、最核心的化工厂，是具有最强修复能力的器官，也是最任劳任怨的器官其任劳任怨到只要有25% 的部分依然完好，就可以坚持运作，甚至没有求救的信号。宁先生的肝可能又是属于更坚韧不拔的一类。1992 年之后的中国，像一列突然加速的火车，在轨道上呼啸奔驰，那些转动轴不灵活的车厢自然就脱轨、翻车，国家机构在不断翻新，不断重新排列，不断重新组合，一些机构解散成了公司，每个公司都像一列列在与主干道并行的分岔道上运行的小火车，岔道通往何处似乎并不重要，但火车头是何人却是至关重要。或许，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宁先生选错了人，选错了车，他所在列车的火车头很快就在轨道上停滞不前：投进的钱收不回来，资金无法周转。此时，关键的任务自然是收账。而在资本积累的初期，最复杂的局面是无数的连环三角债，所以最艰巨的任务恐怕也是收账。宁先生被委以这最艰巨的重任。于是，他成年累月地奔波在收账的路途上，或恳请，或威胁，或硬，或软，一切都在饭桌上在酒杯中解决，吃把中国的许多文化融合在了一起，既简单，又复杂。对于已经受乙肝病毒侵害的宁先生的肝脏，这样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凭着忠诚和极其吃苦耐劳，把自己的肝脏使用到了极限，于是，肝硬化、腹水、癌变接踵而至，他终于到了疲惫不堪的境地，人瘦得皮包骨脸像蒙上了一层灰黑、灰黄色的阴影。到2003 年，他除了换肝已无路可走。幸运的是，手术费在母亲和妻子四处奔波求人之后借到了，用于移植的肝也是一个年青力壮的人留下的。儿子努力支撑了手术后第一年每月仅仅抗排异就3000.00 的药费，在手术的第一年内就欠下了近50 万的人民币的账。20 世纪90 年代，年薪能有5 万的人不多，50 万对普通人而言的确称得上是天文数字，更何况宁先生的单位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要倒闭的公司。

     然而，宁先生是一个坚强能干的人，他卖掉了房子偿付交款，并与极端的病痛和难以忍受的剧烈排异反应作斗争，他的胆囊、消化道不断出问题，不断住院，历经多次病危，用了近两年时间，他的身体才逐渐接受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器官，他才挺过了身体排异这个危险的过程（多数换肝不成功都是因为过不了排异这一类）。由于严重缺乏换肝后的保养和护理的正规程序指导，缺乏有关药品和药品使用知识，他和他的病友们出了很多不该出的错，吃了不少不该吃的苦，有的甚至仅仅因此而没有得到本该得到的生命的延长。在他的倡议下，病友们组织了一个“中国换肝者病友协会”，给后来换肝的病人们许多宝贵的有关护理和吃药的经验和知识，告诫后来的病人们不要做他们做过的一些错事，而且，他们还通过集体努力，把换肝病人的一些利益纳入了正在逐步建立的医保体系之内，为这个群体争得了一个合理的待遇。

     宁先生已经在换肝后生活了8 年（PS: 到现在已经17年了），在大难中走出来的宁先生走了另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人生旅途，他懂得了要热爱生命，要尊重自己的身体，而且重获的健康让他愿把余生贡献给人们的健康事业。他和一些关心这一领域的医生、换肝的幸存者们一起，以协会作为依托，对人们进行保健教育，特别是斜对一些特定的被乙肝病毒侵犯过的群体，教育他们一定要对肝有真切的关心和切实的保护。宁先生在自己的健康得到恢复的同时，在为病友的服务中找到了自己重生的最大价值，这是难得的可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