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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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
（之十二）
徐家祯
外班同学 (下)
（接上文）另一位与我有过来往的外班学生叫陈昌。我不但不知道他是几班的， 而且连他是怎么认识我的，现在竟然也一点都没有印象了，真是奇怪。
在学校时，我并不认识陈昌，但注意过他。原因是他是一个瘸子， 走路时两只脚一高一低，一曲一弯，一步一甩，显得十分艰难的样子，大 概是因为从小得的小儿麻痹症。我想，他这样的身子，怎么能在讲台上多 站?况且，中学生十分调皮、难弄，看到这样的老师，不在背后耻笑他， 叫他“阿跷”才怪呢!果然，后来毕业后，听说他分配在一个中学里做行政 工作，没有去当老师。
我在师院时与陈昌毫无接触，奇怪的是，不知怎么，毕业后他却上 门来找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家地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神 通广大得很，要想去找的人，无不能够如愿以偿，不过这是后话了。
陈昌来我家找我，虽然我与他并不熟，但大家是同学，总不能不见， 于是我就让他在我父亲楼下的书房里坐，因为我的房间在楼上，他脚不方 便上楼，我就不请他上去了。我父亲有两个大书房:一个在三楼，他很少 去用这个书房。后来，六十年代初，我们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就放在那个 书房里，晚上，全家常去那间房看电视。另一个书房就在底楼，在饭厅隔 壁。这个书房平时就是我父亲看书、写字的地方。有客人来，我们也常请 他们去这个书房坐，因为这个书房靠窗放着一套一张三人座加两张单人座 的沙发。沙发面前还有一张长茶几，可以放茶杯、果品。所以，这间房间 平时也当作会客室用。
陈昌到我父亲的书房，看到满墙壁都是放在书橱、书箱和书架上的 线装书、洋装书、平装书、精装书，中间一张双面可以坐人的柚木大书桌 上，也堆满了父亲常看的书和他正在用的笔墨纸砚。每次去，都有女佣给 他端上茶点来。他一定马上就看出我们家的底细了。于是，来了几次，就 开口向我借钱。每次要借的数目并不多，大约总是五元、十元的。但是， 要知道，那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多块。五元、十元，就是 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了。我知道他借了钱是一定不会还的， 但是碍于同学情面，一般我总答应他的要求。
后来，有一次，我们全家外出，陈昌又来了。等我们回家，女佣告 诉我们，陈昌先要求到我父亲的书房去等我们。女佣借口说，我们全家出 去了，书房锁着，进不去，只请他在饭厅旁边的两排红木太师椅(注 3)上 坐。坐了一会，他问我们的女佣，有没有收音机，可不可以拿出来让他听 听。女仆借口说，主人不在，房间都锁了，拿不着。这么闷坐了一会儿， 看我们还不回家，陈昌就先走了。我觉得陈昌这个人，人品有问题，还是 不再与他来往为妙，所以，以后他再来，我就事先关照好佣人，说我不在， 就挡驾了。陈昌来了几次，看我都不见，以后也就不来了。
后来，我不知听谁说的，讲陈昌到处说谎行骗，不但借钱不还，还 找到书法家沈尹默家去骗取他的书法。一开始，沈老先生大概看在他是上 海师院毕业的大学生面上，还敷衍敷衍他，送过他几张书法。后来，沈先 生发现，陈昌拿了他的字，其实是去市面上出卖的，就也让他吃闭门羹了。 再后来，听说陈昌在社会上到处行骗，最后被抓进监狱，判了徒刑。到底 传说的可靠性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要是真这样的话，那么，陈昌真的 可算我们同学中的一个大活宝了。
最后一位外班同学，其实与我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只是因为我们平 时很注意他的行动，就在这里也谈一谈，作为一个笑料吧。
这个外班同学之所以会引起我和夏镛的注意，是因为他走路的姿势。 他身材不矮，不胖也不瘦，走起路来却屁股扭动，腰身摇晃，两条腿缠成 内八字，特别引人注目。后来，不知听谁说的，讲他原来是考戏剧学院的， 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取，就进上海师院来了。夏镛说:“这样的人去 考戏剧学院，不要把导演都吓死吗?”于是，我们在背后就叫他“吓杀导演” 了(上海话念成“哈杀导演”)。那位“哈杀导演”老兄，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 道，更不知道他以后怎么去中学当老师的。我想，要是他真的去了中学， 不被中学生作弄死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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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院的老同学，记得起来，可以写写的几位同学们，都写完了。 我离开师院已经六十多年，有些同学和事情，现在还历历在目，而更多的 却已经模糊不清、渐渐淡忘了，就像旧的电影胶卷一样，放映起来，只见 一个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了。现在把我还记得的事和人记录下来，只是希望 文字能比在我们的头脑里的印象保留得更加长久吧。 （全文完）
二 0 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3:太师椅是旧式的一种座椅，有扶手，有靠背，靠背上往往还镶有太湖石的装饰。 两张太师椅中间，常常还隔着一个红木高茶几。
我们家 51 年大家庭分家时，原来戈登路大房子客厅中那套清朝的紫檀木家具， 其他两房都嫌它笨重，不要。我父亲却觉得古色古香的，很漂亮，就搬来放在我们江 苏路楼下的大饭厅中。天造地设似的，正好全部放了进去。这套家具全是紫檀木做的， 有好几吨重吧，把我们家饭厅的地板都压沉过两次。我怀疑，这套家具大概是从杭州 老家榆园搬到上海来的。很可能是榆园的原主人清朝版本学家许增(迈孙)家留下的 旧物。
这套家具一共包括十余张桌椅:在我们饭厅中间，放了一张可坐十人的紫檀木 雕花大圆桌，脚下还有个也是紫檀木做的雕花圆搁脚架。平时我们把这张桌子当作饭 桌使用。
饭厅上方有一高一低两张紫檀木长条桌，是祭祖作饗时放祭品时用的。一张长 的条桌高一点，大概有三米长，半米宽，狭长型的，两头有卷起向上的云纹。长供桌 上常年放着一套乾隆年制的景泰蓝香炉、烛台，有半公尺高，到过年供祖时才装上香 烛。供桌的两边放着大半人高的一对朱红瓷花瓶，我想应该也是清朝的古物，过年时 父亲会插上腊梅和结有小红果的天竺子;一张矮一点的长条桌大概有两米半长，一米 宽，是长方形的。短的祭桌两旁，各放一张太师椅。古时候，官僚接见客人时，主宾 就坐这两张椅子。
房间左右两边，各放着四张同样的紫檀木雕花太师椅，每两张中间隔着一个高 茶几，也是紫檀木做的。那是古代陪客们坐的椅子。这些椅子，坐着不舒服，只供看 看而已，我们平时大家都不爱坐，连客人来也不让他们坐这间房。
房间正中墙上挂着两幅字，有一人高:一个“寿”字，一个“喜”字，分别是清朝 大学士梁同书和状元潘世恩写的。两位书法家，时间上前后相差几十年，竟然都用一 样的淡红色洒金纸写的，真是巧合。这两张字，都配着一样的红木细边镜框。
房间两边，八张太师椅后面墙上，则挂着各种字画，我父亲经常按照节气、节 日的不同而替换不同的字画。左右两边六张高茶几上则放着六个瓷花盆，一年四季换 不同的花。秋天吃蟹的时候，母亲要我们采菊花上的叶子擦手，说可以去腥。
这套古色古香的古董家具，一抄家，就被我们自己厂里的“造反队”用卡车搬走 了。后来就没有再见过。我想，很可能现在放在哪一个园林或国宾馆里吧。
第一位像是去赌场开始都能赢，感觉好，不知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