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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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第十一章
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徐家祯
(下)
“文革”中带领学生去宝山果园学军
（右二为作者，右一为李家驹老师）
（接上篇）那么“文革”前我与孙校长的关系呢?那就可以用“不即不离、敬而远之” 八个字来形容了。
我进建东时实足还不到二十岁，只比我的学生只大四、五岁 (记得我教 的第一个班里有位留过几次级的女生，已经二十岁，比我还大一岁);毫无社 会经验，既不会“靠拢组织”，又不懂如何讨好领导。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 亲因在国民政府任过法官，那时已被套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对政治、党团 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入党、入团的愿望和要求。其实，连做老师都并非我的本 意，当时我被分配去读师范中文系已经大大违背了我的志愿。进了建东，我只 想兢兢业业完成我的工作，并不想在工作上作出什么成就，更不想以后可以晋 级迁升。甚至在经济上，我都并不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我 的工资并不需提供家用，我的月薪在当时只够让我用来买六、七张慢转唱片而 已(注 4)，只能作我零用的一小部分。所以，那时上完课、教完书，我马上回家，躲进我父母三层楼大房子里二楼那个属于我的书房兼卧室，听我的音乐， 看我的小说，玩弄我的照相机、电唱机、录音机，关注我的爱好 —— 买书、收 集邮票、唱片、明信片，与外国笔友通信 ...... 完全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社会截然 不同的世界里。
对于我这样一个虽有家庭问题，却无历史问题;虽不要求上进，却也无 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虽不靠拢组织和领导，却也负责、敬业的年轻人，我想 孙校长是把我列为既不重用，也不排斥之列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文革”之前 几年中，我都不记得孙校长是否找我个别谈过话。我想，即使谈过，大概也只 是谈些希望我与家庭划清界限、靠拢党团组织、政治上要求上进之类一般性的 内容吧。
总而言之，我虽然十分佩服孙校长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但是，对我 来说，我觉得他只是高高在上的学校最高领导、党组织的代表，与我毫无个人 利害关系，因为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业务上，都没有必要 有求于他。
孙泰升校长与我发生个人关系，那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情了。
“文革”的真正开始，对我们来说，是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学校的运动在孙校长动员下马上开展起来了。大字报 立时三刻铺天盖地，但是，都是针对所谓“隐藏起来的地富反坏右”的。不久， 像陈亮东之类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工都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小小一个一百 多名员工的建东中学，被关进“牛棚”的“黑分子”就有十多个。
不久，北京就出现了“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所谓“扫四旧”，就是扫除社 会上的旧文化。但不知怎么一来，“扫四旧”马上摇身一变成了“抄家”风。上海 的抄家风只比北京晚刮了两三天。八月中旬，所谓“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家已 经开始有“红卫兵”进去“扫四旧”了，但很快，这股“抄家风”就被上海旧市委制止 了 —— 那时，不要说上海市委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 是刘少奇作为堂堂国家主席，不是也蒙在鼓里，不知道这次运动的真正动机竟 是要置他于死地吗?所以，运动一开始，他还派工作组去北大、清华，想领导 学生搞运动呢!正当上海旧市委制止了“抄家风”，我们正在庆幸成了“漏网之鱼” 之时，谁知，八月底，《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说:红卫兵抄地富反坏右的黑窝，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变天帐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于是，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原来属于我们家族拥有的工厂的“造 反队”就敲锣打鼓地来我家“抄家”来了。
关于抄家详情，我与母亲合作的《山居杂忆》一书中〈抄家〉一节已有 详细叙述，在此不再重复。(注 5)
正当厂里“造反队”在清点他们准备拿走的金银财宝、贵重物品之时，我 们的后门又震天响地被敲打起来。我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建东中学一支主要由 高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大约三、四十人，也来“抄家”了。我不教高中，所 以高中学生基本上都不会熟悉我;即使他们在校园里也一定看见过我，但是， 决不会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更不会清楚我的家庭地址。显然，他们这次来抄家 一定是学校党支部安排的了。不过，第二天我去学校，知道昨天晚上全市统一 行动，无数所谓“四类分子”家庭被抄;建东老师中，凡有某种“问题”的，也都 有学校“红卫兵”去抄家，所以，显而易见，抄我们家并非针对我一人的，孙校 长只是又一次忠诚地执行了市委的指示而已。
不过，建东“红卫兵”晚来了一步，我家最贵重值钱的物品都已被厂里的 “造反队”装车拿走了。然而，我们三层楼十多间房间里的东西实在太多，工厂 “造反队”连古董、书画、家具、衣物都一件不拿，就已经装走了两卡车。于是， “红卫兵”就捡书籍和字画拿，因为他们视这些物品为“四旧”。当然，作为学生， 对书籍总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边搬边翻看起来。二楼后间一间平时不住人的 客房里，父亲放着两只玻璃书橱，橱里大部分是画册，除了一套日本出版的精 装《世界名画全集》，有几十本之多外，还有一些中国线装画册。“红卫兵”们 索性坐在地板上细细翻看起来。
查抄到半夜，肚子饿了，他们来问我有没有吃的。我在橱里找出几个云 南火腿罐头给他们。他们在厨房里找出大米、蔬菜、油盐酱醋，叮叮当当自己 动手做起饭菜来。做好了还来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吃，说:“你们不是牛鬼蛇神， 与你们父母要分开来对待。”其实，他们对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打骂或训斥。到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叫来两辆“黄鱼车”(上海叫前面用自行车拉的拖车为“黄鱼 车”)，装走了几百本书籍，还拿走了我房里的一套音响，说是“红卫兵司令部” 暂时“借用”一下，就回学校去交账去了。连我放在二楼后间一个橱里的三百多 张慢转古典音乐唱片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目!当然，那套“借去”的音响后来 就不了了之，再没归还。
记得几天后，一位高二学生、姓彭的“红卫兵”头头还来跟我商量，说能 不能借我家底楼三个房间，让他们做“司令部”。我推说要问问父母，想拖延几 天再说。不想，后来北京“红卫兵”、长宁区延安中学“红卫兵”，还有来路不明 的“红卫兵”，一批接着一批来“抄家”，最后，得到我们厂里“造反队”同意，“红 卫兵”查封了绝大部分房间，只留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让 我们使用，所以，建东“红卫兵”想借用我家做“司令部”的打算也就不破自灭了。
再过了几个月，运动风头忽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本来孙校长与 全国所有单位的领导人一样，以为这次运动也是由他们领导，批斗一下“四类分 子”就算了结。谁知，结果发现，原来“文革”的主要对象不是“老反革命”而是“新 反革命” —— 所谓“走资派”，也就是领导们自己!
建东中学当时有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位是正党支书兼正校长的孙泰升， 还有一位就是姓朱的副党支书兼副校长，是位女性。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风 暴”爆发，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队”接管了上海市委，成立“上海革命委员会”。 旧市委倒台，建东的正副两位校长也同时进了“牛棚”。
就像当时上海和全国所有地方政府一样，建东也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保 原当权派的所谓“保皇派”，另一派就是反原领导的“造反派”。其实，建东的实 权是掌握在孙泰升手里的，朱校长只是一个装样的傀儡而已，所以，建东的教 师和学生，就以“保孙打朱”还是“打孙保朱”来分成两派。孙泰升身边本来就有 一批全心全意拥护他的老师和学生，现在，这批老师和学生就形成了他的“铁杆 老保”，坚决捍卫孙校长。以前不被孙泰升重用的一批老师和学生，就自然形成 了“造反派”，坚决设法要打倒孙泰升。
我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现在“革命”却革到我的头上来了，连本来我可 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安乐窝”也已不复存在。再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 语文教研组中与我关系最好的一批教师都是属于“造反派”的。于是，我也就理 所当然地成了“打孙派”。不过，在“打孙派”中，我既不是骨干，又不是打手， 只是摇摇笔杆子，写写大字报而已。更多的时候是代人抄写大字报，因为他们 说我写字写得快。于是，我的一手好字，就这么给练了出来!
“文革”进展了两三年，“走资派”已经都被揪了出来，于是，运动又进入 一个新阶段，叫“一打三反”。“打”什么“反”什么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大概上面总 号召要“革命群众”再深挖隐藏在“群众队伍”里的暗藏“反革命”吧。记得一次会上， 孙泰升不点名地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第二天，还在校门旁边贴了一张大字报，里面也提到学校里有人与外国通信。关于此事，我在八十年代发表于墨尔本 《海潮报》上一篇题为〈我与笔友的故事〉的文章中(注 6)叙述过，不用再说 一遍了。
“文革”中与 73 届学生赵建国摄于建东中学校门口 (背后可以看到墙上贴的大字报)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政治空气宽松，我与海外笔友通信的事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到了“文革”，大家疑神疑鬼，即使有海外亲友的家庭都有被怀疑 为“里通外国”的可能，更不要说我跟四、五十位素昧平生的外国朋友通信了。 所以，此事要是弄大，我很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甚至拘留 起来，调查个十年八年，最后即使“查无实据”被释放出来，也已经够我苦一辈 子的了。这是非常可能的结果。而那时，孙泰升在大会和大字报上都提到我这 件事，居然事后无人“上纲上线”把事情弄大，反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真 可以说是个奇迹了。我想，凡参加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会同意我的想法。
“文革”结束之后，我很快就去了美国，后来又转来澳洲工作、定居。听 说孙校长后来很快调出建东，在静安区当了教育局长，不久又被调任为静安区 业余工业大学校长。但是，当然，他与建东中学还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再说，以前他周围的一批师生，也还是与他常有来往。所以，〈我与笔友的故 事〉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就复印了一个副本从澳洲寄给那时还在建东中学任 教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很快就把该文传给了孙校长。过后，我就把此事忘记 得一干二净了。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09 年十月，我回上海旅行，在一家饭店请建东语文 组以前的一批老同事聚旧，邻座是一位与孙校长关系很好、来往密切的严老师。 席间，她小声对我说:
“你写孙校长的那篇文章他看到了，觉得有点委屈。”
“是吗?怎么啦?”我说。
“他说，实际上，他对你印象一直是不错的，也没有要把你当反革命揪出 来的打算。他说，事实上，他还做了一些工作保护过你呢。”
我说，“啊呀，其实呀，就算孙校长当时要把我当作‘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揪出来，现在想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谁都头脑发昏、是非不分，什么 事都按照当时的政策来办。他那时是建东党组织的代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 大胆怀疑我，也是应该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时大家都在做戏罢了。其 实，我对孙校长也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的倒决不是假话。八十年代写那篇文章时提到孙校长，可能还确有 点想出出怨气的想法;现在又过了十多年，心平气和地想想，那时他是党的领 导，我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群众，大家都只是在认真地扮演着自己应该扮演 的角色罢了。我们之间都并不存在什么个人的恩怨。
严老师听了点点头，说:“孙校长已经八十了，他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 要人照顾。他自己腿脚不行了，出门要坐轮椅。但是我们还常去看他。每年总 要与他到饭店吃几次饭，大家轮流请。”她说的“我们”，就是指建东以前“保孙 派”的老师们吧。
我说:“那么请你以后见到孙校长时代我向他问候，并替我解释一下吧。” 严老师说:“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他?他家离我家很近，我可以陪你去。”
我一想，觉得严老师的建议倒也不错，不是可以趁机把事情当面解释一 下，以释前嫌了吗?于是就与严老师约了一个时间，去拜望老校长。
那天，我与严老师约好在打浦桥一个地铁站附近碰头，由她带我去孙校 长家。记得孙校长住在一栋高层公寓里，居住条件不错。我去时还不忘带了两 本我出版的散文集去送他:一本是《山居杂忆》，一本是《东城随笔·人物集》 (出版时忘了把《我与笔友的故事》也收进去了)。我把这两本书题了字送给 他，一则是让他做个纪念，一则当然也表示我与他并无旧嫌。
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孙校长当校长、书记时，我不记得曾经与他 有过个别谈话的经历;没想到现在我在已作了外国公民、与他真的毫无关系的 情况下，倒会在他家里有个与他面对面个别谈话的机会!
孙校长外貌基本上没有很大改变，只是长胖了一点，也苍老了一点。站 起来有点困难，走路就更不行了。我把书送给他，也解释了一下我在文章里写 到他并不是对他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回忆当时的实事罢了。他也说了些他以 前对我看法，说“一直很欣赏我的业务能力”、“对我踏实的工作态度印象很好”， 与严老师几天前告诉我的基本一样。他还说:关于我跟海外笔友通信一事，“文 革”前公安局就有人来学校了解过我。孙校长向他们解释了一下，就把他们挡了 回去。这，大概就是严老师说的“孙校长还保护过我”的那件事吧。
我与严老师没有久坐就告辞了。临别，孙校长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澳洲 去，我好像说还有一周吧。孙校长就说，在我走前要请我吃一次饭。我想，他 可能说说而已，不一定马上能安排出时间来。
没想到，只过了一两天，严老师就来电说孙校长已经安排好了，请我和 老建东的几位老师一起在静安区一家饭馆聚聚，要我务必出席。我一方面很感 激孙校长的诚意，一方面觉得，这样也好，把我们之间原来所有的隔阂用一顿 饭彻底消除掉，岂不是很完美吗?
记得那天到席的大约有十位老建东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我已经十多年没 见过面的老师。孙校长做东，我是主客，坐在他的边上。其中一位姓张的政治 老师还带了一张他写的书法送给我，大概孙校长事先已经告诉大家，这次是请 我吃饭吧。饭桌上，大家谈得很欢快。我不断给孙校长夹菜，最后还把他搀上 了出租汽车。他说:他们这样的聚会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希望我以后回上海再 参加他们的聚会。没有想到，这次与他的见面，竟成了永诀。
现在，孙校长已经与世长辞了。俗语说“盖棺论定”，那么，我想，我也 应该可以给他一个“定论”了吧。
我觉得，要是把孙泰升作为一位老同事来看待，那么，应该说他还是很 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极其念旧、讲交情、有义气、肯帮老朋友、老部下和老学 生。这就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源。而要是把孙校长当作一位领导来看的话，那么， 我觉得他是位能力极强的领导干部，能用人，有雄心，有目标，有实干精神， 也有威信和魄力。我想，做一个中学校长，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要是他有机遇能当个区、市的领导，我相信他也一样能干出一番成绩来的。只 可惜他在五、六十年代这一特定的环境里，做了“党”的忠诚干部，执行了错误 的政策，严格遵循“阶级路线”办事，结果伤害了一些群众，得罪了一些教师， 也错失了一些人才。不过，这一切都不应该算在他个人的账上，事情过去了， 也就应当让它过去吧，不应再纠结于心了。要是说这些是孙校长的缺点的话， 那么也只能说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
孙校长最后以八十四、五高龄，心力衰竭而离世，既快速又无痛苦，我 想，这应该说是每位老人都祈求能得到的最圆满结局吧!
二 0 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二 0 一六年一月年日修改
注 4: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外文书店和音乐书店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西方古典音乐慢转唱 片出售。记得唱片分大、中、小三种。大的(直径 12 英寸)，苏联唱片 7 元一张，东欧 国家的 9 元一张;中的(直径 10 英寸)，苏联的 6 元一张，东欧国家的 7.5 元一张;小 的(直径 7 或 8 英寸)，则都是 3.5 元一张。当时上海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五、六十元， 只够买六、七张慢转唱片。
注 5: 可见《山居杂忆》第 49 章《抄家》或本书附录4。
注 6: 此文已收入本书第 10 章。
1993 年 10 月 17 日，孙泰升(前排中立者)时任上海静安区业余工业大学校长。
以前建东中学 的部份学生和老师去看望他，在业余工大校园里摄
(孙泰升左边为中华职校校长黄清士的太太朱玉夔老师)
我们多伦多图书馆中文读书小组有粤语的，比较早，我不太了解。国语主要是大陆移民，2015年，我也是参与的骨干了。这几年我也参与选书，第一次把文学城博主的作品推荐，因为你本身就是作家，而且此书评价的确好，我昨天看见豆瓣网评分有8分以上。
我是上师大毕业的，不是中文系专业。向你多学习。
此外，我想起了爱国中学的一个门卫，不知哪本回忆录读到，是文革里被害的。
祝你写博愉快！我从来不习惯写“您”，把你当平辈称呼，不礼貌之处，请徐老师多多包涵。
很遗憾，我没有认真跟读你网络文章，因为我喜欢的文章读纸张才过瘾，特别是你写的好。
文革那种挖地三尺的阶级斗争，谁也别想当好人，过好日子，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还是做了点善事，得罪的人也有，他的上级保护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