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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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第十一章
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注 1)
徐家祯
(上)
“文革”中与同事朱萱根、汪奉芳摄于上海建东中学一号楼前
不到十天之前，三月六日下午，我收到五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慧娟的 email，说:“孙校长今天上午已逝世，是心力衰竭，很突然。”
是很突然，因为三周前，慧娟的 email 里还说，她原来的同学来约她一 起去看望孙校长，原因是听说他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另一方面，可能也算是 趁春节，去拜年吧。那天，据慧娟事后告诉我，去看望的老师和学生不少，但 孙校长已经坐在轮椅上不能走路了。谁会想到三周之后，就传来了噩耗!不过，知道孙校长健康每况愈下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更何况八十以上的老人，随时 都有离开的可能，所以，孙校长的逝世，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吧。
我大学一毕业，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上海静安区建东中学当语文老 师。而孙泰升，那时正是建东中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文革”中与 73 届学生俞金昌、赵建国摄于建东中学图书馆前
建东中学 —— 那时刚从“建东初级中学” 升级为“建东(完全)中学” — — 在全上海可能无人知晓，但在静安区，却也小有名气，因为它是全区几十所 中学中，能以短短几年时间，从升学率最低最后攀升到全区前几名的一所中学， 而这一奇迹的创造人，正是那位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校长孙泰升!“黄包裹翻身” —— 这是我进建东后听得最多的一个口头禅，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是建东的骄 傲!也是孙校长的骄傲!
说起建东的历史，虽说那些都是我进建东之前的事，但也听老教师说起 过一些。建东初级中学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与四九年前在旧上海名气很响的 一所成人学校叫中华工商职业学校有密切关系。中华工商职业学校的创始人是 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创始人、后来担任过副总理、政协副主席、被毛泽东 称为“资本家代言人”的黄炎培先生。黄炎培创立中华工商职业学校的目的是要 培养一批有知识技术、能实际动手、有实干精神的人才。这所学校的确出过不少名人:邹韬奋、张闻天、华罗庚、顾准、秦怡等人都是该校校友。黄炎培的 堂侄黄清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在这所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四九年后，黄 炎培先生自己去了中央，他堂侄黄清士就在万航渡路曹家渡开设了中华职业学 校。1954 年，中华职业学校设立初中部，后来即发展成了私立建东初级中学， 中华职业学校的一部分老师也留用了。孙泰升校长好像在中华职业学校期间就 已经参与领导工作了，因为记得他在讲话中常提起建东前身中华职校的掌故， 大概那时他是作为党组织的代表派到私立职业学校去的吧。也可能，他是在中 华职校改为建东初级中学后才进去当支部书记兼校长的，这我就说不清了。 (注 2)1956 年，上海全市私立学校全部转为公立，可能那时黄清士就离开了建 东中学。后来他一直在上海教育学院和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 1985 年因病 去世。我还记得黄清士在六十年代初曾去过建东，孙校长称他为“老校长”，对 他十分恭敬，亲自迎送。而那位老校长的太太则一直在建东的卫生室当保健老 师，工作到“文革”后才退休。
摄于建东中学教学楼前
在上海，初级中学是按照地段招生的，也就是所谓的“就近入学”。所以， 要是一所学校位于知识份子聚居的地区，学生质量当然就会好得多。而建东中 学却位于上海西区静安寺和曹家渡之间的万航渡路上，附近有几个上海颇有名气的贫民窟 —— 在上海称之为“棚户区”，因为盖满一片低矮、简陋的木板屋和 草棚 —— 比如，太平里、金家巷、万春街，等等，总共居民达好几万人。当然， 建东附近也有中行别业 —— 那是以前中央银行职员的住宅区 —— 等知识份子 居住的区域，但寡不敌众，还是贫民区占了优势。因为学生来源的问题，建东 初级中学刚建立时升学率不高是可想而知的。听说，在我还未到建东中学任教 时，有一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建东竟然低达全区倒数第一 —— 这就是所谓 背了“黄包裹”。虽然我进建东时，建东已经“黄包裹翻身”了，但这还是孙泰升 校长六十年代时每年在教师聚会上都要提醒全校老师切记莫忘的“校耻”!
老实说，要能使一所位于以棚户区为主地区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彻底翻 身，实在是很难的事情。当了接近五十年老师的我，常对人说:“一个学校质量 的好坏，百分之八十是靠学生，只有百分之二十是靠老师。”我想，这是一个很 接近事实的真理。所以，孙校长能使建东在短短几年里就“黄包裹翻身”，那就 看出了他卓越的领导能力。
1978 年 10 月在建东中学校园与 77 届学生俞充、谢超合影
(这两位学生现在均在美国)
孙泰升据说是搞学生运动出身，四九年前大概本身就是学生或者刚毕业 不久，所以算是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从外表来看，孙校长个子不高，但 很壮实;六十年代初大约三十出头年纪，但看上去显得成熟而略微有点老相; 可能因为抽烟或者熬夜吧，眼睛周围常有两个淡淡的黑圈，有点像邓小平似的。 平时话不多，但讲起话来简单却击中要害、有权威性、有说服力，所以，据我 观察，虽然看起来老师和学生都能嘻嘻哈哈跟他打成一片，但是却同时也都对 他多少有点畏惧感。我想，这是一位有权威性的领导必须具有的个性，尤其是 当一位学校的领导。年轻不懂事的学生有时会无法无天、自以为是，要是没有 一点权威，就很难镇压得住。所以，记得当时如果学校发生了一些影响不好的 事情，只要孙校长在广播里严肃地一训斥，全校马上鸦雀无声，学生个个噤若 寒蝉了。在教师会上，平时看来很随便地谈笑风生的孙校长只要一板脸，大家 也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这就是孙泰升校长权威的体现。
1965 年在上海建东中学校园内与 65 届学生合摄
(前排左起第九人为校长孙泰升，第七人为作者、第八人为班主任顾张年)
正因为孙校长有这样的权威性，所以，当建东的“校耻”一发生，校长下 令补课、抓差、树典型、立榜样，这些做法都能贯彻到底、立竿见影，于是， 两、三年就“黄包裹翻身”也真成了现实。
当然，作为领导，能否彻底行使他的权威，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除 此之外，我想，领导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孙泰升不但身兼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两个主要领导职务，而且还亲自上政治课，甚至自己担 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能这样做的校领导现在一定不会很多，即使在六十年代也 不会普遍。要是一个领导自己带头亲自身兼数职，那么，其余教师即使很想叫 苦叫累，也难以出口了吧。
基层领导还有一个必须有的重要能力，那就是上下沟通和连接的能力: 对上级领导，要能保持良好密切的关系，得到充分的信任，这是使本单位能随 时得到最大利益的基本保证;对下级成员，也要形成一股亲密团结的凝聚力， 使全校教师都能同心合力，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孙校长的领导技巧，在这一点 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作为基层领导，要得到上级信任和重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能够得 力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方针。我到建东时，五十年代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都早 已过去，据说，“整风反右”时，小小几十个教职员工的建东初级中学也按上面 的比例“揪出”过好几个“右派”份子。(注 3)有的“右派”当时还只有二、三十岁， 就被发配去了宁夏、青海。我只看到过一位，“文革”后“平反”回来，已经五十 多岁了!六十年代中，搞“四清”，我亲眼看到在总务处揪出一个平时十分老实 巴交、说话结结巴巴的老会计，批斗后交代贪污了几千元，被靠边劳动。不过 后来好像也没有负什么刑事责任，不知问题本身不大还是因为坦白退赔得好。 总之，上级任何政策，建东都执行得十分圆满。我在建东时，时时能够感到孙 泰升从来都是区领导的“红人”，所以，建东也就能从区里得到很多好处。
比如，我刚进建东时，校舍还设在万航渡路和武定西路拐角口一栋两层 楼的洋房里，操场也不大。一栋房子既做办公室又做教室当然不够，于是有的 教室就只好设在靠墙边一排搭建出来的矮平房中。不过不久，区里就分配给建 东一个新校舍。新校舍就在万航渡路康家桥原来赫赫有名的汪伪特务机关“76 号”内，有两栋独立的大洋房，再加一栋正正气气的三层楼教学大楼外加一个大 操场，还有一座独幢的平房可做图书馆。校舍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以后，每 年都有新大学毕业生被派进建东，加强师资力量。“文革”后，教职员工人数超 过一百。全校学生人数，“文革”前已近千人，“文革”中，最多达到过一千五百 人左右，成了静安区一所较大的完全中学。
再如，我刚进建东，“建东初级中学”就改成“建东中学”了，因为开始设 立高中部。虽然班数不多，好像每届都只有一、两个班，但孙校长在高中几个 班上所花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小。为了保证以后的高考升学率，孙校长除了尽量 与重点中学竞争，争得尽量多的好考生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动员本校初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投考本校高中部，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学生慧娟，记得就是 这么被孙校长动员下来的。孙校长还亲自蹲点，做慧娟班的班主任。后来可能 因为实在忙不过来吧，才请语文老师童学仁来管实事，担任副班主任，而孙校 长，则始终亲自担任正班主任，还教政治课。可惜的是，这届高中刚要毕业， “文革”就爆发，高考被取消，我们就不知道孙校长精心创办的高中班要是参加 高考的话，升学率究竟如何了!
1978 年作者(第二排左起第九人)在上海建东中学与 77 届五班学生合影
(背景为建东中学二号楼)
建东中学在很短几年里的这些变化，大概是作为“黄包裹翻身”的奖励吧， 不过一定也跟孙校长与区领导的良好关系有关。
对于全校教师、学生，我的感觉是，孙校长很能“用人”，亦即他能培养 一群骨干和亲信，紧紧团结在他身边，忠心耿耿地为他出力;他也能团结极大 多数力量，让绝大多数教师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他的“阶级路线”十分鲜明。他依靠、信任、培养的 对象都是出身所谓“劳动人民”的党团成员。他重点团结的对象则是比较靠拢党 团组织，聪明、活跃 —— 上海话叫“头子活络”—— 的中青年教师。他要批评训斥的则是工作吊儿郎当、生活作风或工作态度有问题的个别几位老师。前两部 分老师大约占建东中学全校教师的一半左右。任何领导，只要有一半群众能紧 密团结在他周围，拥护他、紧跟他、带头执行他的方针政策，那么那位领导想 做的任何事情当然就都能无往而不胜了。孙泰升“文革”一结束就被调出建东， 到区政府去工作，但是离开建东几十年来，他曾经依靠过、信赖过、培养过和 团结过的一批教师和学生还是每年去看望他，这就充分体现出孙校长的领导风 格和人格魅力了!
至于学校中资格较老、却有这个那个“历史问题”的中、老年教师，虽然 孙校长对他们非常尊重，也委之以重任，但是，我能看出，他们并非他信任的 骨干。比如，我们语文组，有好几位年纪较大的老师，都是 1956 年银行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时转业调到教育行业来的。他们以前虽不是中文系出生，但教 育程度都不低，基本功也不差，所以孙校长都让他们担任教研组长、年级组长、 备课组长、高中教师等职，但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骨干来重用过。比如，语 文教研组长陈亮东先生，他在四九年前曾任上海十几家银行的经理和襄理，虽 然孙校长对他一直很恭敬，不但让他担任高三语文老师、语文组长，而且语文 组的政治学习一般也都是由陈老师来掌握主持的，但是，“文革”一开始，陈亮 东就首当其冲被当作“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本家代理人”揪出来，进了 “牛棚”。但是，当然，这批人数不是很多的老师平时虽然可能也会感到孙校长 并不把他们当作亲信来对待，但同时却一定也对暂时能得到校长的信任和重用 而感到沾沾自喜，于是也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了。（未完待续）
注 1: 本文曾发表于《掌故》杂志第四期(甲午春)。
注 2: 今年回沪，与建东老同事谈起孙泰升，有人说:孙校长正是中华职业学校出身的。我认 为这倒很有可能。正因为他是学生党员，所以毕业后就留校担任行政工作，这是顺理成 章的。黄清士不但后来成了孙泰升的同事，而且还是孙泰升学生时期的校长。这也能解 释为何他一直尊称黄清士为“老校长”。
注 3: 最近与一位 57 年“反右”运动前就进建东的老师谈起那时学校的“反右”运动。他说据他记 忆，全校好像有十几人被打成“右派”。那位老师幸亏当时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没有 历史问题，否则，也会成为“右派分子”。这位老师说起此事，至今还心有余悸。他说: 孙泰升执行上级指示不遗余力，这是他得到上级信任和重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