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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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第二章
旧事新说(注 1)
—— 回忆我与杭州安定学堂的关系
徐家祯
私立安定中学
去年十一月初，忽然收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来信，自我介绍说姓林， 名海鸣;看过我博客上的大多数文章，知道我外公的生平;冒然给我写信的原 因是因为杭州第七中学(原名“安定中学”)2012 年 5 月要庆祝建校 110 周年，想 从我这儿了解一些关于我外公和叔祖父的事情，并希望我提供一些照片之类的 资料。随信，还附上了该校筹备 110 周年校庆活动的一个网站地址。
我看了林先生来信，有点喜出望外，连忙按地址打开网站，这才知道原 来林先生是杭七中的领导之一，这次负责 110 周年的校庆活动。在校庆网站里，我发现了不少该校的历史照片，了解了很多该校的活动和成就，还知道了许多 以前我并不清楚的事情。
于是，我连忙给我的新同行林老师回信，说:一定帮他找到他所需要的 资料，还告诉他:“我也是你们的校友呢!”这回，大概倒让林老师吃了一惊， 他还不知道:远在南半球，竟然还藏着一个他没有发现的新校友!
安定学堂资助人胡趾祥及监督项兰生
要谈我跟安定学堂的关系，还得先费点口舌说说我外公。我外公姓高， 名维魏，字孟徵(1888-1969)，杭州人。杭州高家是个名门大族，从乾隆年间 在杭州落户开始，至今已经近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中，高家出了不少名人， 在这里不再赘述，因为我在〈外公、外婆及其他〉一篇长文(注 2)、我的《南 澳散记》中的一些篇章(注 3)，以及我与母亲合写的《山居杂忆》一书中，已 经反复详述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这里只要约略说说我外公的祖母， 就可知道为什么我外公会与安定学堂有关了。
我外公出生十天，他母亲就去世了;十八岁时，他父亲也去世了，所以 我外公主要是由他祖母抚养长大的，因此，我外公一生对他祖母极其孝顺。他 祖母出生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直至民国初年去世，享寿八十多岁。按照 常例，生活在这么个封建大家庭里的老太太，一定是思想保守陈旧、固步自封、拒绝一切新事物的。可是，这位当时杭州全城都尊称之为“高老太太”的老太太， 却思想极其解放而新派。高老太太在杭州成立“放足会”，提倡女孩不缠小脚; 她结识外国传教士，开设女子学校，教女孩子识字、唱歌、英文 —— 我外婆就 是其中一名学生;她在家里指挥仆佣做各种中药，免费发放给全杭州城里的穷 人、病人;她捐款给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广济医院，提创西医、西药;她从事慈 善事业，冬天为穷人免费发放冬衣 ..... 。(注 4)
思想这么先进开放的老太太，当然对家人的教育也是新式的。她把几个 儿子送去日本留学，这在当时风气还相当闭塞的杭州，我想一定是极为少见的 事情。
杭州第一所国人所办的西式学校就是安定学堂，也即目前杭州第七中学 前身。我想，有了前文的简单介绍，对于生活在封建大家庭里的我外公的祖母 为什么会舍得把她失怙失恃的长房长孙送进西式学堂念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定学堂 1903 年开课式 (我外公应该在照片中)
于是，我外公就成了安定学堂的首届毕业生，于 1904 年毕业。根据杭七 中 110 周年校庆纪念册《安定钟声》(注 5)记载，该届毕业生总共仅 10 名，其中孙信(虹廎)就是后来安定中学的第五任校长;钱家瀚，就是钱学森的父亲 钱家治的堂兄弟。
按照安定学堂通过陈叔通先生(注 6)与北京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 身)订立的协定，安定学堂毕业生均可保送直升京师大学堂继续学习。于是我 外公与孙虹廎、钱家治等同学就进了京师大学堂。孙虹廎先生毕业后，据说还 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并授予“举人”科名。而我外公则已经渡海去日本留学了。 我外公的祖母既然肯把她自己的儿子送去日本留学，当然也舍得把她孙子送去 日本深造。那时，我外公还不到二十岁。
我外公在日本帝国大学念农科，获学士学位，先后在日本居住了十三年 才回国。回国后，他担任过位于笕桥的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该校 也即后来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1933 年开始，他就任安定中学的董事长。我想， 很可能这跟他的老友孙虹廎先生那时正担任该校校长有关。抗战爆发，孙校长 和我外公带领安定全校师生，迁校浙江缙云壶镇，继续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在壶镇期间，据我所知，外公还亲自教课。我想，很可能这是因为抗战期间， 师资缺乏的缘故吧。他还在当地农村以日本学来的农业知识指导农民实行科学 种田，得到了显著成效。抗战胜利之后，我外公还继续担任安定中学董事长一 职，直至 1950 年董事会取消为止。这就是我外公高孟徵先生与安定的关系。
我与妹妹在上海戈登路 1017 号住宅花园中 (约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现在再说说我自己。我们徐家也是杭州的大家，不过没有我母亲高家在 杭州定居的历史那么悠久罢了。我家是从我高祖父自绍兴来杭州创业开始定居 杭州的。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在民国元年创办杭州庆成绸庄，从此，就成了杭 州最大的丝绸业工商企业家之一。抗战爆发后，我两位叔祖父徐立民和徐礼耕 先生(根据杭七中校庆 110 周年纪念册《百年追寻》记载，徐礼耕先生不但也 肄业于安定，而且后来也成了该校董事 —— 注 7)就在上海创办了更大的庆济 缫丝厂，于是，大家庭的主要成员，包括我父母亲一房，就都移居上海了。所 以，我是在上海出生成长的。只是因为我外公外婆家还在杭州，所以全家每年 几乎都会去杭州一两次。
我与妹妹和外婆、母亲在杭州三潭印月 (约摄于 1946 年前后)
也是根据杭七中 110 周年校庆纪念册《安定钟声》一书记载:1947 年， 安定中学(即原安定学堂)附设小学部。(注 8)那么一定是那年春节了。我父 母带了我、我妹妹和弟弟三个小孩子一起去杭州我外公、外婆家过年。春节一 过完，父亲就回上海去上班了。他那时已经在上海地方法院担任检察官(注 9)， 假期一定不会很长。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可以在娘家多住几天，于是就带着我们三兄妹，还有照看我和妹妹的保姆以及管我弟弟的奶妈，继续在杭州外公家 住着。大概因为小孩子平时无所事事有点无聊吧，外公就建议带我和妹妹去安 定中学看看。我至今还模模糊糊记得那天看见的安定学校老校舍的走廊、办公 室、操场和教室的模样，也记得教师们从办公室出来看董事长的小外孙们，跟 我母亲打招呼、抱抱我和妹妹的情景。最近看见杭七中校庆纪念册上老校舍的 照片，好像就是我脑子里的那个样子。
我与妹妹在上海中山公园湖边 (约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走到小学部，外公就说:“让家祯、家和(我妹妹)在一年级听听课吧。” 于是，他就跟一年级的那位女老师(可惜完全忘记她的姓名了)打了个招呼， 请校工搬来一张两人座的小课桌和两把椅子，放在教室第一排座位的前面，让 我和妹妹坐下，就开始当起小学生来了。那年，我还不到五岁，我妹妹小我一 岁，还不到四岁。
老实说，要我回忆那时课堂上老师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是一丁点都说不 出来的。即使当时，我都有点怀疑，不到四、五岁的孩子是否能全都清楚明白 地听懂老师的课堂教育。不过，我倒记得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一课课文是“来 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第二课是什么就忘记了。而且，那时书写和 阅读都是用繁体字的，“遊戲”两字笔画那么多，不知当时是怎么记住的!
课堂上老师的话都忘了，但小插曲倒还记得一个。记得有一次上课上到 一半，坐在教室中间一排的一个小男孩忽然翻开台板，从书包里拿出带来的饭 盒，吃起饭来了。大概他肚子饿了，以为跟在家里一样，随时可以吃饭的。别 的小朋友就都转过脸去看他吃饭。当然，后来老师要他收起饭盒来，继续上课。 可见，糊里糊涂地进学校的孩子也不止我和我妹妹两个，我想，别的一年级小 学生大致也都跟我差不多的糊涂懵懂吧。这位上课上到一半吃饭的小男孩，要 是还健在的话，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不知还记不记得他孩童时好玩的 一幕?
至于我和我妹妹，我记得是每天由看管我们的保姆嵇师母带我们去安定 小学上学的。我们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嵇师母就坐在教室外面走廊的一张长凳 上做针线、结绒线。一下课，我和妹妹就去嵇师母身边，她从带去的包里拿出 一点糖果、零食来给我们吃。我不记得我们去操场跟别的小朋友玩的事，也不 记得是否结识过几个要好的同学、朋友了。
就这样在安定小学一年级上课上了一段时间 —— 我想不会上满一学期， 我们就回上海去了。到了上海，我父母说:既然已经在杭州上了一年级，就继 续下去吧，于是就到家里附近的一所小学报了名，当“插班生”正式开始了小学 生活。我与我妹妹不但始终都在一个班上课，而且还始终都合坐在一张桌子上。 一直到四、五年级时，我母亲说:“小孩子念书太早，脑子会念坏的，让她留一 年吧。”我们这才分开两个年级了。现在我们俩的脑子究竟“坏”了没有，看来只 能由旁人来评判了。
我与妹妹在上海戈登路 1017 号住宅花园中 (约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虽然我在安定小学一年级听课的时间不长，但是，安定却是我的启蒙学 校，让我在人生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对我的整个教育生活来说，是 有很重要意义的事。这一段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除了一年级那段时间我在安定度过之外，我还记我大约九岁前后，也在 安定小学念过一段更长时间的书，但是究竟多长一段时间，也已记不清楚了。 我想，肯定不会满一学期。
记得那是 1950 年或 1951 年的春天或者秋天，我在杭州外公、外婆家住过 一段时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与外公、外婆一家去春游或秋游，回 来在一本小经折本——一种可以折起来的小册子，现在这种类型的小册子市面 上早就不见多年了，大概要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会见过吧——上用很小的字写了 一篇相当长的游记，我还记得游的是西湖的一个景点。这篇游记大概写得还很 不错，记得外公、舅舅们还读出几个片段来表扬我，说我写得好。不知怎么一 来，这个本子丢在学校里了，我也并不知晓。直到学期最后一天，班主任老师 把一学期来学生们捡到送到老师办公室去的东西，放在一只抽屉里，都拿到教 室来，一件件拿出来，问是谁的。等到老师举起手中那本经折本，我才知道我 的这个本子丢了。老师翻开本子，念出其中几段文字来。虽然她也称赞说写得 好，但是那时我很胆小怕羞。被老师当堂一朗读我的游记，我就更不敢承认是 我的“失物”了。于是，就这样，终于永远丢失了一件很值得纪念的小物件。不 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件小事，我才可以肯定，我后来又在安定小学念过一段时 间书。可惜的是，在这两个班教过我的老师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当然，我 想，即使我现在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也一定不会还在人世，我要向她们道 谢，已经不再可能了吧!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东西南北人斋 二 0 一六年一月日 修改于新红叶山庄
注 1: 本文曾发表于《掌故》杂志第二期(壬辰冬)。
注 2:〈外公、外婆及其他〉一文已收入本书第 1 章。
注 3: 关于《南澳散记》，可见本书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2 节“高半城”注 1。
注 4:可见《山居杂忆》第 5 章〈曾祖母二、三事〉及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7 节“高 老太太”。
注 5:《安定钟声》，主编:楼平，香港大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第一 版第 110 页。
注 6: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中国政治活动家、著名民主人士。浙江杭州人。清末翰 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曾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此后，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9 年 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任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华全国工商联 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1966 年 2 月 17 日卒于北京。(见“百度百科”)
注 7:《安定钟声》，第 23 页;关于我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可见本书第 2 章〈三叔祖礼耕先 生〉。
注 8:《百年追寻》，主编:楼平，香港大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第一版第 27 页。
注 9:关于我父亲徐定戡，可见可见本书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13 节“大病之后”注 1。
我与妹妹在上海中山公园湖边 (约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他們的墓地都不知在哪裡！ 他們的精神和靈魂 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