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掃盲及早期澳洲华人的文化程度

前几天与几个有兴趣在澳洲华人史的朋友作一些交流，其中一位家中藏有祖辈留下的东西在整理中（包括来往书信），一些字无法肯定，由此引伸到聊繁简体字﹑行书﹑草书﹑早期澳洲华人文化程度﹑当年国内扫盲教育等话题去。

回到家后忽然冒起一个念头，将“CJK 统一汉字表”的字全部复制下来，仅将字按部首编排，但不加字音加词组等的引伸，只为简易地方便查找文物的对应字眼，这样一来整个星期的时间都花在这了。假如要整理到合乎自己需要，约需一个月；事实上过去在整理资料时经常因查找可在键盘上找到某个字，几乎大半个小时是找不到的。执笔忘字的事，相信许多朋友都有这种经历。

一说到“文化”就头大，即管阁下拥有院士头衔，偶有出格或不当行为，照样会被直骂为“没有文化”。所以界定“文化程度”，只能从其个人的所受教育来评定，但又不能以受教育的年数来说明，毕竟“学而不进”的人有的是；例如终其一生并历经考试却仍是“童生” 或“秀才” ﹑无能踏入当官的门楣的人，字可能多认识了一些，功夫却耽搁在文章的花式上。

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一样的标准。

例如现在“联合国重新定义新世纪文盲的标准，将文盲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能读书识字的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盲；第二类，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即地图、曲线图等常用图表）的人；第三类，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见“维基百科”的“文盲”）。按这个标准，是有点头晕，甚多软件不会用（包括微信），起码是个半文盲了。

回过头去看中国历史，1949年解放初“扫盲”的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同时还规定了统一的扫盲标准及脱盲考试规章制度，即‘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扫除文盲的毕业考试，由各扫盲基层领导机构或专职干部、教师主持……考试内容：可分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扫盲教育”：见“维基百科”）。

1949年毛泽东亲自制定扫盲标准是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见“寒牛出栏”： https://www.sohu.com/a/344863509_120023843）

1951年年底起全国各地都开办起识字班并一直延至1958年，“截止1965年，扫盲运动使得全国文盲率从1949年的约80%降至38.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扫盲教育”：见“维基百科”）。

那看看扫盲的成果：GB 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总共收录70244个汉字；GBK收录简体、正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 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 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89个，另有七个扩充区、兼容补充、笔画和部首，总数亦高达94236个字。然而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 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根据“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则是有3500个汉字，能够覆盖现代主流文本的99.48的篇幅(“原来如此！汉字的总数量是多少？常用字比例？90%的人猜不出来”: 光明日报 2020-05-03 https://www.sohu.com/a/392767236_488387)。

也就是说按毛泽东的扫盲标准，所认识的字也仅是汉语常用字的一半左右，勉强能看懂书报。

当代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标里要求“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能否灵活运用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国内一些一二线城市将识字的教育下沉到学前教育去，要求孩子在小学入学前识字量要达到700字以上（“小学入学前至少要掌握七八百字？一线资深老师却这样说”： 杭州网—都市快报张娜 2018-08-12，https://edu.zjol.com.cn/jyjsb/zxx/201808/t20180812_7996074.shtml）

这就难怪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心慌了。

还是说回早期澳洲华人的文化程度上吧。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一书中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 - 45%，女子则为2 - 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区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识字率（“‘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潘祥辉，中农网。信息来源：《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 https://ccrs.ccnu.edu.cn/List/Details.aspx?tid=5239）。

澳洲在过去的人口统计中有统计过华人的识字程度（一下子数据找不到），据记忆不至于如传说中的文化低下。

大多男孩会被家人送到私塾读书（广东俗称去“卜卜斋”读书），家境困难或眼看孩子并非读书的料，则多仅只读两三年即止，随后帮助家庭工作或外出学习谋生。一些地方富裕或当地富豪在家或祖庙中聘请塾师，赞助族中的小孩读书（成绩好者另有奖励）。

私塾多先学“三字经”及“千字文”，所以读三年的话，认识1500个字算不了甚么。

事实上，扫盲在中国是早在1810年之后的事。

1811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并于1811年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为了传播教义，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出版报纸、印刷书籍，为传教扫除文化障碍，成为中国“送字下乡”的先驱。到1894年，汉字版《圣经》出版了55.5万部（包括节译本在内），这些书除了在在中国的教会内传发外，部份是送到澳洲的华人教会使用（早年华人报纸有所报导）。

民国初期，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各种扫盲在中国知识分子推动下全国20个省区组成平民教育促进会，办起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还编印《平民千字课》等平民学校读本，促进平民教育的发展。单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平民千字课本，先后发行300余万册，受教育者达500万人以上。在日后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先后进行对群众的识字教育和扫盲教育。

同意这一种说法：晚清及民国以来，从事“送字下乡”这项组织传播工作的主体主要有西方教会、知识分子团体以及现代政党。尽管三者都十分重视“送字下乡”活动，但却具有不同动机和目的。通过考察三种传播主体的扫盲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送字下乡主要出于宗教动机，意在使文盲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的送字下乡可以看作是“送教下乡”；而民间知识分子的“送字下乡”主要出于一种社会改造动机，希望将提高愚夫愚妇的文化水准，这种“送字下乡”也可以看作是“送文化下乡”。而国共两党的主导下的“送字下乡”旨进行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其主要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送政治下乡” （“‘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潘祥辉，中农网。信息来源：《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 https://ccrs.ccnu.edu.cn/List/Details.aspx?tid=5239）。

澳洲“送教下乡”是非常早的事，在维多利亚省是1855年，雪梨则略为晚一点。两者都有个共同点是除了用中文圣经传教外，还让华人在工余及周末学习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