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早期的移民政策 (4)

雪梨唐人街雜錄 (11)

在某個角度看，1855年維多利亞省對華人移民限制的立法，是1830年後社會對華工評鑑輿論的一個總結議員們只不過對各種觀點過濾後通過他們的發言表達出來；法律上的依據是英國在1853年所頒布的“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從而產生維多利亞省自己的地方法；是故前文不厭其煩地抄譯各議員的觀點，既在學習也在思考這些觀點的合理性。

在法律的角度看，1855年維多利亞省立法的是“為某些移民作出規定的法案An Act to make provision for Certain Immigrants”，時下多將它改為“Chinese Immigration Act”是不應該的。在該法案中的條文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1) “The word ‘Immigrant’ shall mean any male adult native of China or its dependencies or of any islands in the Chinese Seas or any person born of Chinese parents”.

法案中明確指出“移民”一詞，是指中國或其屬地或中國海上任何島嶼的成年男性，以及父母爲華人所生的成年男性。注意這一段，法案中並不包括兒童，因為他們在法律上的責任歸其父母或監護人，經濟上並不造成社會影響，這就可以解釋早期華人兒童來澳不少的原因，例如張卓雄。

張卓雄的父親鄭鵬南(Cheong pengnam)在1860年於維多利亞州東北部的比奇沃思(Beechworth)的一所中國聖公會(Anglican Chinese Mission)傳教，1864年他的母親帶着他和姐妹一起來到澳大利亞 (Lan Welch: “Cheok Hong Cheong –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Leader, 1863 – 1928”, Page 36。Book Edit by Working Paper, 2015 )。他的父親在同一年受聘於長老會，在巴拉拉特Ballarat華人長老會傳教會並擔任廣東話翻譯。長老會的傳教主任是威廉·楊(William Young)，他說的是福建話。也就是說長老會有華人說得較多方言的兩名翻譯。根據法案的解釋，張卓雄的母親帶着她的三個孩子入境無須支付入境費用，但來澳的旅費是一筆不少的開支。

(2) “If any ship shall arrive in any port Victoria having on board a greater number of passengers including the master and crew and cabin passengers than in the proportion of one person to every ten tons of the tonnage of such ship and any of such passengers shall be Immigrants the owner chatterer or master of such ship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penalty not exceeding ten pounds for each passenger so carried in excess or improperly”.

法案中是“如任何船舶抵達維多利亞州任何港口時，船上的乘客人數，包括船長、船員和客艙乘客，超過該船舶噸位每十噸一人的比例，而其中任何乘客應爲移民，則該船舶的船東、承租人或船長，一經定罪，可就每名過量或不當載運的乘客，處不超過十英鎊的罰款”。

船上乘客人數的計算，是包括船長、船員和客艙乘客。當比例超過該船舶噸位每十噸一人時，而超載乘客部份人員在法例上的定義是移民，則該船舶的船東、承租人或船長都應受罰。換言之假如沒有超載，那即使除船長外都是華人就不會受罰。當然，這假設幾乎都不出現在來澳的船上，因為太多華人等待來澳洲淘金了。

這法案主要是跟隨英國對商船的乘載客人數量立法，當船在抵達維多利亞任何港口前，船長應向收稅員或海關官員支付超載部份人員的款項，否則不能“視為合法入境”；意圖逃避支付的話，雙倍罰款。所謂意圖逃避，即有意讓超載部份的人逃離上岸。

當時與維多利亞省接壤的有南澳和紐省，塔省則膈海相望，這幾個省在最初都是反應平平。這是有原因的，南澳及塔省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多少金可淘；紐省是有，卻是零星的。維多利亞省則不同，

在表中所見，維多利亞省的人口在1855年是超過任何省份，但近20%的是流動式的淘金人口。華人數量不完整的數量是19000人，佔全省總人口的5.5%，同時還陸續有來。對於一個剛從1851年才獨立成為殖民地的省份（真正意義上還不算澳洲的一個省，是直接向英國負責的），無論在社會管理或物資供應等方面都承受沉重壓力，故而不得不先行出招了（除入境稅外，還規定每名華人需交1英鎊的保護費，以便減輕政府僱用華人保護官及翻譯員的費用支出），除此之外還向南澳及紐省施壓。

塔省則在1856年1月26日公佈了“An Act to enable the Governor of Tasmania to establish Shipping Offices, and appoint Shipping Mast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Merchant Shipping Act, 1854”。

盡管南澳早在1836年已獨立成為殖民地，但人口並不多，移民進入維省的途徑最近；另一方面南澳是沒有英國流放犯，完全開放給自由移民的，故允許華人免費登陸的。也正因為如此，大量的華人乘船從Robe（舊益“洛勃”，現多譯為“羅布”）上岸，單是1857年就有些微艘船運了14607名華人再走400餘公里的山路去維省的淘金區域。短短兩年間，維省人口飆升31.45%。華人的這種借道非法入境行為，導致南澳與維省間政府的衝突，南澳最終在1857年12月1日實施與維省同樣的政策。

下圖是維省華人在1850年到1900年間出入境情況圖示，紅框部份是淘金潮期間。粗線代表入境人數，幼線代表出境人數。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同年代滿清期間的廣東，同樣是英國人在為英國商民能攜眷居住廣州在鬧得不可開交。

依據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所簽的南京條約，英文版本是允許英國商民能攜眷在廣州城居住，中文版本則寫成只能寄宿在通商口岸的港口。1848年及1854年間英國駐廣州的外交官先後與兩廣總督商談，要求履行承諾。

1856年廣州戰役爆發，由於中法間的其他原因，英法組成聯軍在1857年12月28日開始進攻廣州，1858年1月5日將兩廣總督葉名琛俘虜並押至印度加爾各答監禁，英法組成總局管治廣州，而原被英法聯軍拘留在觀音山的廣東巡撫柏貴被放出協管。後來的演變是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及經過有太多的陳述，導火線卻是因英國商民能攜眷居住廣州有關。

1857年有大量的廣東人出走來維省淘金，應與當年廣東的時局有關，也影響到澳洲各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在1860年結束後訂立的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中滿清允諾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招聘勞工出洋，香港更是一個廣東人可以自由進出的自由港，澳洲各殖民地政府提高了警戒而紛紛立法。

1861年11月22日紐省指明針對華人移民的法案正式出台，它就是“An Act to restrict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法案中對“華人”的界定與以前的一樣，不同的是刪去了adult一詞，換言之是男性兒童也在內了。這法案與維省的一樣，僅允許船舶噸位每10噸一人及繳交10英鎊入境稅；在第九條中更規定華人不允許歸化英籍。這一年的6月發生了“籃濱坪暴動Lambing Flat Riots”(地方是現在紐省的楊格市)，是否與這有關不敢斷言。1867年11月20日公佈了“An Act to repeal the Act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來廢除了這一法案。

從這數省的移民政策來看，他們是希望遏制入境華人的數量，並非完全制止華人入境，只不過是從免費轉入收費的過程，10英鎊入境費的措施在後來延續了多年。

當陳述澳洲白澳政策的源起時，下面這段基本有代表性：

 “緊隨美國加利福尼亞‘舊金山’的淘金熱，人們在澳大利亞又現了‘新金山’。僅1852年一年，就有九萬五千多名世界各地的淘金來到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淘金。澳大利亞‘新金山’連續二十餘年吸引著各種文化背景的淘金者。淘金者中最顯眼的是來自亞洲的黃皮膚中國人，在‘淘金熱’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中國人被認爲會給澳大利亞社會帶來危害的‘劣等人’和‘野蠻人’。‘疾病’、‘賭博’、‘吸毒’、‘嫖娼’、‘狡詐’、‘肮髒’等罪名成了‘華人’的同義詞，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同時也成了排斥華人、推行‘白澳政策’的起因和藉口。‘白澳政策’雖然並非單獨針對華人，但它的形成卻與華人緊密關，而那時的澳大利亞對日本和印度有不同的看法。…..1855年，維多利亞州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規定赴澳輪船每載重10噸限載一名中國人，而且入境還要交人頭稅。此後其他州相繼效仿，還先後召開過三次反對有色人種移民澳大利亞的大洋洲洲際會議，並將中國人入澳的船載量由10噸載1人增至500噸載1人。在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之前，各殖民地都實行過各種各樣的限制華人入境的政策” (“白澳政策與黃禍論始末 - 《澳大利亞與亞洲》閱讀劄記之一”, https://www.hinabian.com/theme/detail/7577602770220889031.html)。

上述對世界各地來澳洲淘金的人數有點誇張，且看澳洲的公布宣傳：

對華人中普遍存在的疾病、賭博、吸毒、嫖娼、狡詐及肮髒等現象的指控，並非“莫須有”，無論更早於淘金潮的英文報導或早年在澳洲的華人報紙中都有大量的報導，“白澳政策”的出現部份原因是這些不假，真正的是當年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出自對人口急遽增長的控制。“白澳政策”受其他國家或早已移民來澳的其他族群所指責，是打擊面太大，連英國本土來澳洲的都有受限制。當然受限制的主要族群是華人，問題在要清楚別人是為什麼立法及如何立法，否則對“今后澳大利亚如何看待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这其中不仅包括各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还包括澳大利亚社会对各国移民和大批留学生的接受程度” (“白澳政策與黃禍論始末 - 《澳大利亞與亞洲》閱讀劄記之一”, https://www.hinabian.com/theme/detail/7577602770220889031.html)將出現更多的誤判。

打着“民族主義”的大旗，以大國自居的心態早在康有為時已經開始；也正因為如此，200多年來無法擺正兩國間的正常關係，更讓國人對澳洲產生更多的誤解。

對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在聯邦立國前的三次反對有色人種移民澳大利亞的大洋洲洲際會議，後面將陸續搜集各種資料來還原歷史。

另外將“澳洲早期的移民政策”放在“雪梨唐人街雜錄”似乎有點離題了，盡管有關，影響卻是整體中的一部份。現在已無法更改了，僅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