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记年,和春秋左传相似,史官之笔。史记,则是司马迁之笔。此为辨识这两本书区别之大纲。认为。
春秋左传,时时让你记着,写它们的是史官,他们总想着要经得住推敲。史记,也有这重责任感,但时时顾不上或顾不得了,写出所谓“史之离骚”味来。
读历史,是读历史的真相?还是读写历史人的真相?就觉得,最终是通过读它们,读自己的真相。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纪夏纪殷纪周纪,读来总觉得凑数,让史记成通史。记得不太用心,或者是材料太少不好用心,抑或就是个“闲话少说,来入正题”。
春秋左传竹书记年,就是当个正事来做的样子。他们在刻意地玩自我人间蒸发。这样的书,读起来容易仁者说仁,智者说智。所谓冷“酷”。其实细了读,还是能见到个人的,躲着而已。不以为这是为史者就应该取的姿态。
修昔里德还是希罗多德说过,我将记录下我亲眼看到听到的,因为我认为自己遇上了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信哉斯言,公私兼顾。在读《高卢战记》时,就觉得凯撒在用记史至事无巨细,来告诉世人他的史观。他记的,并不是要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可读后,会觉得这个人看待历史事变的着眼点,非常耐人寻味,由此会联想到记这历史的人的人格人品种种。还会自问:让作你,会这样记吗?
“述而不作”,其实就个装,自己有话,就是不说。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无声胜有声”。结果是,二十四史里,从有声的史记里读到感受到的最多,其他无声的,差得很远。
还是回到那句古希腊名言“认识给自己”。时事,历史,人生,都是个托,当用它们认识自己。换言之,认识历史的真相要紧,谁认识历史真相更要紧。亿万年间才形成的这块物质是千差万别的,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才是所谓的真相。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