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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曾是老海归们出国攻读的时髦学科，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中有30多人学建筑学。其中至少有四名女生，她们是张守仪、章周芬、沈学均、李滢。
50年代从西方国家回到中国，很难在建筑方面大显身手。中国学习苏联老大哥，追求民族主义的形式，建筑设计上有许多框框，加上政治上的大鸣大放，派系斗争白热化。在男人一统天下的建筑界，女人更是步履艰难，沈学均最后不得不改行教英文。
李滢原本应该是建筑界里的佼佼者，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首届毕业生，1946年获奖学金赴美，师从几位现代建筑大师，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两个硕士。她出身望族，建筑大师林徽因是她的表姨，家族里还出了美国大建筑师林璎，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
1949年，母亲告诉李滢中国即将解放，气象万千，鼓励她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可以晚些回来，多学些东西。李滢没有耽搁太久，于1950年底绕道欧洲回国。在母校圣约翰大学教了一年的建筑学后，因为不喜欢上海的生活习气，就回到自己出生的北京。
她被分配到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才发现北京的政治气氛更令人压抑。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肯定了她的能力，也批评她观念脱离实际，思想不求上进，个人名利作祟。她对自己进行检讨，“学习了总路线才认清新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具体步骤，更在这次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中，才沉痛地看到以往规划建筑工作中脱离了经济的不正确设计，不但不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反而阻碍了发展。在都委会薛子正同志直接领导，耐心教育使我深深懂得规划设计的阶级性问题。”
她被派到治理龙须沟的工程。龙须沟在北京南侧，是北京最大的贫民窟，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李滢对龙须沟进行了踏勘、调查，做了规划方案，疏通积水，保护了一些文物，为龙须沟的改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龙须沟一带以后修建成了龙潭湖公园。
李滢身体很不好，从1953年起动手术、住院、休养共6年，1959年才回去上班。长期病休又使她与外部脱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感觉到了差距，让她有了自卑感。以后在建筑方面建树不大，困难时期缺乏木材，她就研究用芦苇等材料做建筑板材；60年代推动了预制板和装配式建筑体系的发展。
老海归回国后的十几年里，不断受到调查。组织上似乎对李滢不放心，怀疑她参加过反动组织，都到了1965年，还找来李滢表姨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写证明材料：
“1946年秋至1947年夏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一年，寒假期间（1946年末至47年1月上旬）期间，我曾到麻省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见面。那时她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在校学业大概不错，颇受到当时在美国的芬兰建筑师Alvar Alto和德国建筑师Walter Gropius（二人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师’）的重视。据我所知，她没有参加什么反动党派组织，也没有什么活动。1947年初春开学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她。有无什么活动，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期间，李滢被下放到北京第一建筑公司，当了两年木工和抹灰工。文革后参与了国际贸促会大楼和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美术教学楼的设计，她仅有的两个作品，不久后就退休了。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还记得这个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却打听不到她的下落。
李滢的个人生活也不尽人意。她和丈夫洪朝生是在美国认识的，洪朝生获博士学位后前往荷兰做研究工作。李滢回国途经欧洲，二人一同回国，还没有结婚。李滢不愿意结婚，原因就是她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恐怕不会有孩子。直到1961年，李滢已经38岁了他们才举办了婚礼。洪朝生被选为科学院院士，住在中关村。李滢后来变得很怪癖，离开洪朝生，搬出中关村，一个人和保姆住在亚运村一带，拒不见人，直到去世。有人回忆李滢走后洪朝生和孩子还住在中关村，有的信息却说李滢一生没有生育。
李滢2020年去世，享年96歲。
长期抑郁的人活到96岁的概率如果不是零，也大概是0.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