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4）被钢二司通缉，避乱鄂西北郧阳

三、我的文革十年（4）被钢二司通缉，避乱鄂西北郧阳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元旦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此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被夺权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对“公（公安厅局）、检（察院）、法（院）”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来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一时间，造反派赞《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保守派斥之为“大毒草”。

《二八声明》发表之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的钢二司（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发布《通缉令》，通缉学校革委会主任、红卫兵（武汉造反派贬称之为“三字兵”）负责人夏国林，革委会宣传委员李培永。

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考虑到造反派已经从省政府到各单位夺取了权力，我们只能避其锋芒，三十六计，“走为上”。高中部一位红卫兵骨干说，他的父亲是某部队的负责人，父亲的战友是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他表示可以回家问问他父亲，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去那里避一避风头。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的父亲与郧阳军分区司令员电话联系后，同意接待我们。我们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在鄂西北、靠近神农架原始深林，当年仅有一条沙石公路，从襄阳地区的丹江口，通向郧阳地区专署和郧阳军分区所在地——郧阳县城。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只有一条正街，半天时间就逛完了全城。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司令员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校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见面交谈后，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三观”一致，一拍即合。后来就与他们一起，参与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另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就不敢来招待所找王文波书记了。当时通讯、交通都非常落后，武汉的消息传到郧阳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而且，一看我们就是从大武汉来的学生，也搞不清楚我们在武汉是哪一派，与阮长华对立的那一派的学生也不来自找麻烦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械库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当时，夏国林与我商量后决定，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不去参加他们的这次“行动”。

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经常开车送我们到下面一些县城去“考察”。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我也没有多想，就把它带回武汉存放在家里，从来不敢拿出来。不曾想，后来……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文革期间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至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那一瞬间，突然想起母校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他以前是老八路军干部，在一次学生干部民兵实弹射击训练时的讲话，他说的一句顺口溜：“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趴在他的肩头看他怎么弄。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就是我刚才站的那个地方。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郎君诗校长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后来，武汉军区“支左办”坚决支持保守派，抓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就回武汉了。

【附录】带枪的人

1968年秋季开学前，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工宣队队员全是学校隔壁的武汉抗菌素厂的老工人，他们白天上班到学校来，与军宣队一起抓学校的阶级斗争，下班都回家了。指挥长是该厂一位工会的干部，大家都叫他李指挥长。军宣队指挥长带着几个军人住在学校领导“复课闹革命”。

“水中”是1965年建起来的一个新校，六个主要领导，都是当年武汉市教育局挑选审查合格的中年骨干；40个教师中，有19人是1965年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和化学系毕业生；还有21人是武汉市教育局1965年从高考落选生中，直接录用的，然后培训二年分配到“水中”的年轻人。抓不到阶级斗争批斗的对象，但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必须抓一个，斗争才能开展起来。于是，第一个被抓出来的是一个“临时工”，绝对是一个真的临时工，年龄五十多一点，个子矮矮的，姓喻，我们都叫他喻师傅。还有一个打杂的年龄四十左右，脸上有点麻子，姓邹的师傅，家庭出身没有什么问题。门房的临时工张师傅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三个临时工中，老师们最熟悉的就就是门房张师傅，经常进出校门总要打个招呼吧！全校两部电话，一部在书记校长办公室，门房那一部就是传呼电话，都是张师傅负责跑前跑后喊老师去接电话，老师们特别喜欢他。

据工宣队和军宣队抛出来的喻师傅的材料，他只不过是解放前在伪政府的一个小职员，并无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而且，大家都不熟悉他，也没有任何可以“检举揭发”的现行材料，斗不下去了。

于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要求老师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各人自己老老实实交代文革中做的违纪违法之事。我遵照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与他儿子李小怀谈话时，特别强调的三个原则：“第一，对组织的审查，要实事求是，是自己做的就老实承认；不是自己做的就不要都揽下来。第二，不要随便把其他同学扯进来，别人的问题让别人自己去说。第三，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主动交代了1967年被学校钢二司通缉，避乱郧阳军分区招待所，后来与郧阳军分区支持的、郧阳中学阮长华那一派学生一起，参加郧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特别交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全国各地“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地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都搬到学校来了。他们不是去“抢”，而是组织学生，去军分区枪械库把枪运到学校保存起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那天晚上的“军事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送给我一支手枪，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我把它带回武汉了。于是，我就成了“水中”清查运动中的一个“带枪的人”。

虽然没有像十年文革初期那样大会小会批判，但是，毕竟从郧阳带回来了一把手枪，这在当时的“水中”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而且，清查一开始就有人说，别看“水中”是新校，人也不多，其实就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这不，一个带枪的人，自己跳出来了吧！

如果我当时不说，学校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去郧阳避乱，还带了一把手枪回来，包括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分到“水中”后住在同一间宿舍的韩宪伟都不知道。但是，父母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人的话语，言犹在耳!李小怀的父亲说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教导，鼓励我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这件事。

我如实汇报当时的情况，还奉命写了详细过程的书面材料（那些材料在“运动”结束时，人事干部曾信誓旦旦说，已经销毁，不会放在外地档案里。后来我偶然看到自己的档案里还保留着我当年所写的全部材料！我无语了！）那些负责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于是，派两人到郧阳去调查，查证落实了李培永的这把手枪，不是在“抢枪乱军”时抢来的。同时，让我回去把藏在家中的手枪交到“军宣队办公室”。

当我回家去拿我藏的那把手枪时，怎么也找不到了。妈妈问我在家里找什么，我真不知道怎么对老人家说。我们家老宅很大，自从“公私合营”之后，原来常住老宅的二叔和三叔两家搬到青山公园去了，祖父在六十年代初去世了。只有我们一家还住在老宅，我虽然住校，在家里还有一间房留着我周末和寒暑假回来住。我放在房间的东西，两个弟弟也有一间他们自己的房间，他们从来不进我的房间，乱动我的东西。妈妈看我非常着急，就说：“你去汉口上班后，这间房让你大姐的儿子住在这里，上学方便一些。是不是他把你要找到东西拿去了呢？”

我的那个外孙当时也是六九届初中生，我立即赶到他的学校找到他，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把我房间柜子里的手枪拿走了？”

他嗫嚅着，低声说：“是的，已经被同学抢去了！”

我一时被气得无语。冷静下来之后，找到他的班主任说明情况。请老师帮忙找那个学生谈话，让他还给我们，上交给组织。

班主任告诉我，那个学生，他只见过几次，基本上不来学校的。他可以把学生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你们自己去找他吧！

我拿着班主任给的学生姓名和家庭住址，马上去那个学生家管辖的派出所报案，恳请管段民警协助追枪。派出所领导和管段民警高度重视，不几天，就追回了手枪。

追枪全过程，有惊无险，总算给组织上有了交代。去郧阳“外调”的也回学校了，他们找到了阮长华（文革后任郧阳地区农行负责人）和地委机关那位小车司机，证明我交代的材料是真实的!

对我的审查结束了，但是，给我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人生切记古人说的：“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还有西方谚语：“好奇心害死猫”也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