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追寻（之四）——编书

生之追寻（之四）——编书

我在一般中学教书十几年，只敢想哪一天能让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公开发表。几经奋斗，终于发表了一篇。回到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以后，公开发表文章已然常态。但，从来没有想过编书。

     （怀念恩师刘友三老先生）

（一）跟着刘友三老师，为华中师大出版社编写了《初中语文基础知识及运用》

1981年1月15 日，我历经周折，终于正式调回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

袁校长决定，让我跟着刘友三老师边教边学。袁校长亲切地对我说说：“刘老师学养功底深厚，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说会写。希望你好好跟班学习。我已经跟你们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说好了，他会安排的。”

吴老师是我回母校试教一周的指导教师，他非常热情地说：“非常欢迎你回来!你从初一开始教吧！给你一个班的课，还要跟着刘友三老师学习，我已经跟教导处协商好了，你的课与刘老师的课错开排，先听课，后上课。你必需听刘老师的每一节课，并认真写好听课笔记。刘老师有时间就去听你的课，你要虚心请刘老师评课，记录每一次评课的内容。刘老师教的是实验教材，经常要去参加湖北省实验教材的工作会议。刘老师外出开会时，你要代刘老师去实验班上课，所以，你还要与实验班的班主任游老师加强联系，多了解学生的情况。先说这些吧！我带你去刘老师的办公室，与初一年级组的老师们见面吧。”

走进初一年级语文备课组办公室，吴老师对年长的刘老师说：“刘老，袁校长让我带李培永来拜师啦！他从今天开始就跟着你学习备课、上课。”刘老师笑着说：“谢谢校长和组长给我派一个年轻的助教来了！欢迎小李！他指着紧挨着他的一张办公桌说，对面就是你的位子，你旁边的是小甘老师，她对面的是詹老师。”

吴老师告诉我教二班的语文。刘老师当时教四班，该班使用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实验教材，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教研室的语文教改实验班之一。领导还让我与刘老师一起参加实验，一起备课、跟班听课，还跟着刘老师一起去参加省市教改实验活动。

刘老师年过花甲，和颜悦色，满脸微笑地说：“听了你回母校试教的几节课，感觉你蛮会上课，现在调回来了，非常好啊！”

刘老师老当益壮，花甲老人不仅积极参加语文教改实验，还经常接待外校的老师来听课，有时还要搞公开课。不管是去外面上示范课，还是别人来听我们的课，我们都要来真的，不要搞假的。他说：“一节课不见得能表现出一个老师的水平来，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他不仅教我怎么教学，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记恩师的教导，不管有多少人来听课，一直坚持来真的，永远给学生最真实的，把他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传承下去。

跟着刘老师听课学习如何上好语文课，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许多许多，诸如一节课如何讲清要点、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等等基本要求，跟着他外出听课，随时都可以学到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还记得，有一次听完课，回校途中，刘老师说：“一个语文教师，要有驾驭教材的本领，那些什么‘教参’之类的东西，只能作‘参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恰当的处理教材。讲一篇课文要抓主要线索，好像杀猪一样，要杀到腔里去，东一刀，西一刀，猪乱叫，人累死，猪还杀不死。”

刘老师不仅教我怎么上好课，还教我学习写教育随笔、教学论文。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期间，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陈治平老师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并推荐到《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刊物公开发表。比如，大型公开课后，陈老师给我写的《课堂教学实录》作过修改。刘老师对我写的随笔《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也作过修改。刘老师还让我跟他一起，为华中师大出版社编写了《初中语文基础知识及运用》一书。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编书，在刘老师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初中阅读和写作“部分。

（二）为武汉大学《写作》杂志编写《语文题解》

1984年11月19日，武汉大学《写作》编辑部付生文编辑来学校，与吴六林老师洽谈编写高考复习资料事宜。吴老师决定让我负责。按付编辑的要求，要把高考语文备考复习的重点内容编成一本书，我建议按高考语文卷面设计：基础知识及应用、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作文四大部分依序编写。付编辑要求交稿时间定在12月12日。因时间紧任务重，我要求每千字稿酬略高于我们为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的《语文备课手册》。双方都表示同意按对方的要求合作出书，没有签书面协议。

12月12日，付编辑来校取走全部稿件。

1985年1月3日，付编辑送来10本《语文题解》样书和稿酬。再三解释，实在是因为时间紧，他们在审稿时修改、删减，来不及与我们商量，如有问题，由他们负责。并告知，初版印了三万，拟请我们协助发行。我告诉他，我校办印刷厂如按22%提成，可以合作。

我负责编写的文言文阅读部分，完全遵照北京著名语文教师张必锟先生的教导。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必锟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阅读》课本的特约编辑，负责初中《阅读》的文言文单元和高中一年级的《文言读本》的编辑工作。张必锟先生1983年在洛阳，人教社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上，张必锟先生讲了《初中文言文诵读教学》。张老师的报告生动地阐释了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学生必须掌握的阅读方法。辅之以练习题，提高了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现代文阅读和作文部分，完全遵照章熊先生的有关论述编写语文备考复习资料。章熊先生是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北大附中副校长、人教社初中《阅读》特约编辑，1984年起连续二十年任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1983年在人教社洛阳会议上主讲现代文阅读《段的教学》，告诉执教老师，要指导学生掌握现代文阅读方法，必须学会“筛选”法，提高阅读效率和能力。

章先生1984年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不仅对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进行探索，而且推出“现代文阅读”测试题。

（1984年8月，在章熊先生家客厅，听章先生讲高考命题故事。）

 他说：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 后来，章先生在一篇谈高考命题“现代文阅读”时，写道：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

现代文阅读包括文化著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学作品鉴赏。按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教育部每年颁布的语文考试大纲规定，主要考察中学生是否具备“初步文学鉴赏能力”，考察范围的文学作品仅限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四种文学样式。于是有关专家后来研究了考试方式：“文学作品定向鉴赏”。即在测试题的题干中明确测试的方向是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

 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卷面结构模式，从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题工作至今未变，“现代文阅读”一直是必考的一项。这也是章先生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一本他翻译的美国中学教材《提高写作技能》。

自从章熊先生负责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以来，高考作文一直以提供材料写作文的方式命题。我们编的训练内容就是按章熊先生的要求设计训练题。

后来据付生文编辑告诉我们，初版三万册在当年就销售一空。

（三）为我的学生王江编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

1984年7月2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播音员洪亮的声音传出了一则消息：湖北省华师一附中初二(2)班学生王江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受到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的热情赞扬……。

一个少年改革者以其新颖的命题，朴实的文字，大胆的设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小市长”王江诞生在改革热潮之中。

1984年6月4日是周一，我在浏览学生的课外练笔时，看到王江同学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感觉她写得非常好。文中的所见所闻，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她不仅敏于观察，更善于思考。将所见所闻与改革联系起来，信笔写成这篇课外练笔文。
 我看完后，也不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她抄写两份，一份寄给吴官正市长，一份寄给《长江日报》。
 期末师生都忙，直到6月8日，我才有时间坐下来再读她的这篇练笔文，帮她寄稿时，附了一封给吴市长的短信：
吴官正同志：

 您好!
向您推荐一篇学生的课外练笔文章，这不是命题作文，从题目到内容都由学生自拟自找。当我这个语文老师读完这篇文章时，也“不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市长来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适一些吧!
市长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公事之余花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志向，我想可能还是办得到的。

 孩子们的文章稚气十足，但二十年后的市长不就从他们之中产生么?请现任市长对二十年后的接班人说几句知心话也不失为一种教育方法。如果您确实无暇及此，也就不难为您了。
       祝
工作顺利   
                                                             学生王江的老师
                                                            1984年6月8日

吴官正市长看了王江写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后，作了如下批示：
王江和王江的老师：
   “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们的文章和来信，深受感动，小王的思想和志气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为小王这样的好学生而高兴，为能培养出小王这样好学生的老师而自豪。
 小王的意见也很好，我们将在工作中努力去办。
                                                                      吴官正     7月7日”

7月25日《武汉青年报》首先以头版头条，刊载了王江的课外练笔文和吴官正市长的复信，接着《长江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相继摘要转载了这个消息。

9月8日，北京《中学生》杂志社记者刘谦，专程赴汉，采访王江和她的老师、父母、同学。回京后写成报告文学《小市长王江》，公开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

9月9日，江苏教育出版社致函学校领导，商量调看王江的作文。率先来联系出版该生的作文集。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湖北省教育出版社黄榕时，她表示“肥水不流外人田”，请我抓紧时间赶快编写，他们负责出版。并通过我，请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给这本书写了“序言”。
10月初，一直在我们班课外辅导学生写作的武汉著名青年作家董宏猷，应上海《少年文艺》之邀，很快完成报告文学《王江旋风》，公开发表。
10月20日，我在湖北省教育出版社与黄榕编辑，洽谈出版《课外练笔》一书，她拟定为86年出版计划；还想我们语文组再编一本指导学生提高现代文阅读能力的书稿。她表示前段我们合作愉快，希望继续合作，争取86年出这两本书。后来谈到出版王江个人的作文集，她说：“只要你们能包销三万本，就可以马上出版。你们何必舍近求远去找江苏教育出版社呢？”
我回学校向李水生校长汇报后，他非常兴奋地说：“这是好事啊，就是赔本我们也要搞出来！你马上打电话告诉黄榕。”
10月22日，教育出版社黄榕来学校，洽谈出版王江作文集事宜，初步拟定书稿编辑提纲。
10月31日，我去出版社与黄蓉谈妥了出版事宜，她要求三天后交初稿。
11月3日，她派编辑小徐来学校取走初稿。并决定派编辑小徐和小冯跟我一起，去桂林参加全国语文教改盛会，并面请张定远先生为王江的作文集写《序言》。
 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全文如下：   
 目前，全国上下迈上了改革的征途，武汉这座全国的中心城市更应该走在改革的前列。而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武汉时，指出武汉市改革的步伐还迈得不快，改革还没有取得大的成就。的确，纵观武汉市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闻名全国的睛川大厦到如今还未投入使用。一所小学在原教学楼上加盖一层楼，整整加了一年多时间，直到现在，学生们每天还只能上半天学，这样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呢?全国著名的风景区——东湖的湖面上浮现的渣滓已是屡见不鲜。难怪有些到武汉来的外地同志说：“武汉太差了，文艺、体育上不去，市容又脏!”看着、听着这一切，对于一个生在武汉、长在武汉的中学生来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心中不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我要为武汉人民做些什么呢?
 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首先就要让武汉市的市容大变样。目前武汉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有树木，但还要建一些像大东门饭店旁边那样的花坛和一些街心花坛。从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开始进行公共卫生教育，让他们去宣传讲卫生的好处，去监督大人们，做到人人讲卫生。另外，许多街道旁边的果皮箱和痰盂太脏，应和环卫部门商量派专人清理。还要组织一些退休的老工人、干部，组成清洁卫生检查队，到工厂、学校、商店、街道检查卫生，并把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作为全市卫生突击日，人人动手打扫卫生，使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把我市建设得更美丽。
 经济是一个城市的命脉，目前武汉市经济战线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亏损在万元以上的厂家还不少。如果我是市长，我就亲自到这些工厂去改组原领导班子，动员一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技术人员自荐，然后由全厂工人民主选举厂长，并和这些厂长签定合同，让他们在限期内改变全厂的面貌。
 建筑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工作效率极低，办事拖拖沓沓，几年才能完成一项工程，而深圳却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建起十几层楼高的大厦。应该打破武汉市建筑行业的“大锅饭”，组织郊县的剩余劳力进城，发挥他们的才干，与他们签定合同，竣工后按质量标准验收。让他们与市内一些建筑单位竞争，使之在竞争中求生存。
 改革高等学校的办学制度也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问题，我认为武汊市要学深圳的办学经验，改助学金为奖学金，实行勤工俭学制，让学生走向社会，到社会这个大学校里学习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总之，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我要让武汉大变样，让武汉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我与张定远先生1984年11月在桂林合影）

张定远和章 熊先生为《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写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四）为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写《备课手册》和《练习册》

1985年，应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的邀请，语文组决定为该社编写中学六年各年级的语文《备课手册》和《练习册》。我被分在高一年级组，特级教师陈治平负责审稿。

（五）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应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赴京参加该社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的修订工作一个月。

24日晚饭后，我在大院散步时遇到了国正先生，急忙上前握手问好。先生笑眯眯亲切地说：“住在这里还习惯吧？等我开完会回来，我们再好好谈谈啊!”要分手时，先生又说：“刚看到第九期《人民教育》上你的那篇文章，写的不错，以后还要多写啊！” 他鼓励我要一篇接一篇地写，并嘱咐我，写好后给他看看。我感谢先生对我的关怀。他希望我苦攻十年，争取有所造就。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1986年10月在人教社合影。）

29日上午，国正先生来参加了修订工作会议。他说：“我们人教社的这一套初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实验已经结束了，实践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国正式开始使用，我们决定进行修改。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对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修订后《作文·汉语》，拟定名为《写作》。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

国正先生听取了修改工作进度汇报后，请张厚感副主任、王连云责任编辑，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师国庆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和生活。

一个月时间，张必锟、朱泳燚和我住在人教社招待所，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学习如何修改教材。

 

“三人行，必有我师”，张老师是年近六十的著名语文教师；朱泳燚是年近五十的江苏著名特级教师；他们两人不仅会教书，而且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有缘与他们相聚在人教社修订教材一个月，朝夕相处，受益终生啊！

 我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一般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尤其方便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我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认真写字的第一课。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

（我与张必锟先生在景山公园合影）

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必琨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成绩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语文》，集中展现了他的语文教学理念和造诣。他倡导并力推的文言文诵读教学法，已为广大语文教师所接受且践行，更为学生喜爱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语文，永远都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