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青春年少时（08）高考名落孙山之后

难忘我的青春年少时（08）高考名落孙山之后

1965年高考发录取通知书时，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的团支部书记、武汉市三好学生标兵李培永，没有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那时，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唯有远走他乡，到新疆去屯垦戌边是最好的解脱！母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知道我的想法之后，反复开导我，晓之以理，团支部书记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动之以情，说我曾经得过肺结核休学一年，身体不适合在寒冷的北方生活。妈妈也时刻在耳边规劝，听你们老师的话，去报到吧！将来就在武汉当老师也蛮好啊！当时，我们班有周文时、朱牧生、彭力平，一班有易中天等，一批同学已经身着军装乘坐专列到新疆去了。后来，他们都走了。我接到的武汉市教育局录用通知书，要求于九月一日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短训班去报到。我不甘心啊！是远走他乡，还是去短训班报到呢？长达一个月时间的纠结之后，还是听老师和妈妈的话，到省实师短训班去报到了。

一直在家不想去学校报到，我在纠结。

我的未来，向何处去呢？当年还不知道，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同一个“电子”在运动中，你要想观摩它，必定会影响它，知道它现在的位置，还不能判断它未来的位置。人生命运与其何其相似乃尔！我实在没有能力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

而且初恋女友已经远走他乡读军医大学去了，虽然她离汉前来我家告别时，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但是，我预感两人的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她的父母都是厅级干部，我的父亲在“李家花园”被公私合营之后，就是一个国企的园林工人。她将来肯定在军队工作，我呢？连大学都上不了，就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中学老师。不能设想！尽管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段感情，她去军医大报到后不久，就照了一张身着军装的相片寄给我了，看着她那熟悉的面容，我还是不敢设想未来。    

当时，新疆建设兵团正在武汉三镇设有招兵点，听说我们班的朱牧生、一班的易中天等同学已经报名，准备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名落孙山，无颜见江东父老，远走他乡屯垦戌边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母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知道我的想法之后，反复开导我，晓之以理，团支部书记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动之以情，说我曾经得过肺结核休学一年，身体不适合在寒冷的北方生活。妈妈也时刻在耳边规劝，听你们老师的话，去报到吧！将来就在武汉当老师也蛮好啊！

一个月后，尽管心情郁闷，还是到短训班去报到了，等待命运的安排吧。

我被分到语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名叫黄娉琴。她身材高挑，年轻漂亮，一头栗色短发，齐肩处微微向上卷曲，更显精神。从见面开始，她始终面带微笑，轻言细语，没有一句因为我迟到一个多月而责备的话语，而是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耽误了报到的时间？然后，告诉我说，她是从印尼回国的华侨，虽然来武汉的时间不很长，但是，省实师离华师一附中这么近，知道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非常优秀，而且你还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她一直在等我来这个班当班长。

她说完后站起来，让我拿着放在她办公桌上的给我的课本，带我到班上与同学们见面。

记得那天上午第一节课前，我跟着黄老师走进教室，她请大家安静下来后，回头拉着我走上讲台，说：“他叫李培永，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班长。请大家鼓掌欢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教室后面唯一的一个空位置上，坐下来就开始上第一节课了。

当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黄老师让全体班干部和团支部委员到她的办公室开会。黄老师说：“现在我们班42个人已经全部到齐了，以后班干部例会就由李培永同学负责了，团支部书记邢成秀负责开展团的活动，你们两个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就是邢成秀，她微笑着、羞答答地颔首说：“好！”

当时，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班长，积郁在心中的那股难咽之气久久不散，难言之苦，无处诉说。于是，就沉溺于棋牌之中。哪怕课间十分钟也要抓紧时间打几盘扑克。以至于，班主任黄老师只要走进教室，看到我还在与同学打牌，总是微笑着说：“李培永啊！你又在打牌呀！”

黄老师没有上我们班任何一门功课，只当班主任，因为她是生物老师，就像大学的学生辅导员一样，但是她非常负责，而且非常有耐心，从来没有在班上对大家说一句，哪怕稍微重一点的话。她非常理解我们这批名落孙山的“高材生”，不论是与学生个别谈话，还是开班会讲话，总是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开导大家对自己的未来要充满信心。每天早晚自习，每一个课间十分钟，她都要亲临教室，或巡视，或找同学个别谈话。

诚然，大家对黄老师非常敬重，但是，不少同学对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欲求学上进而不能的难堪境遇，郁郁寡欢。尽管学校食堂每个月13.5元的伙食，餐餐都有鱼有肉。不少同学还是隔三差五就三五成群，到外面的餐馆去聚餐，喝酒抽烟，宣泄一番。但是，这些曾经的优秀学生，还没有沉沦，每次去外面吃饭，都要赶在晚自习之前回学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学，还要回宿舍非常认真地刷牙洗口，深怕被黄老师发现了。我当时虽然心情与大家一样，也与他们一起去外面吃饭，但是，我从来不抽烟喝酒。我回学校就直接去教室，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再跟同学打打扑克。

几乎每次去教室晚自习，都看到黄老师在教室。有一次我从外面吃饭回来，她在我旁边坐下谈班级工作安排之前，问我：“是不是同学们对学校食堂伙食有意见啊？”我说没有意见啊！问题是伙食太好了，每餐都有肉，而且那么多肥肉，不仅女生吃不下，男生也吃不消啊!是不是可以换个味口呢？多一点瘦肉，少一点肥肉，有时可以不要肉，炒鸡蛋也可以呀！我们正说着，喝了酒的几个同学陆续从后门进来，从我们旁边走过时，一股酒味飘来，黄老师微笑着问我：“你没有喝酒吧？”

可见，黄老师是知道有同学去外面喝酒了，但是善解人意的她，从来不在班上公开批评喝酒的同学。是不是找那些同学个别谈话了，我不知道，但是，她这样尊重学生的态度给大家印象非常好。也为我们后来走上教师岗位时时事事要尊重学生，树立了好榜样。

学校根据武汉市教育局的要求，为我们将来能够走上中学语文教学的讲台，开设了许多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也确实是中学语文老师必学的，但是，当时我们这些人还沉浸在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哪有心思学习那些东西呀！还记得我们很多男生，课间打牌，上课看小说，下午放学三五成群外出游逛，晚餐时，几个气味相投的去小餐馆借酒浇愁。我们不想学什么《文学概论》，也不想听那些枯燥无味的说教，后来好多课都没有一点印象了。只有教我们《古代文学》的罗书慎老师，让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她讲《触龙说赵太后》，她上那节课时的语言、表情、动作至今历历在目。

按照市教育局的计划，短训班应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但五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学校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我可能是“矮子里面挑将军”，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代表，挑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是高中部的学生代表夏国林，他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有机会比较近距离地长时间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那兴奋和狂热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12月，我又带领我们学校部分“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从这一次开始，毛主席检阅活动的方式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排列成方阵从天安门广场由西向东走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检阅。这一次是红卫兵排列在东西长安街的两边，毛主席乘坐敞蓬吉普车，吉普车缓缓通过东西长安街，毛主席站在车上检阅。毛主席检阅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到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去参观他们写的大字报。

后来回到学校，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出学校，到社会上去“扫荡一切牛鬼蛇神”，抄家、鞭打 “牛鬼蛇神”。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基本上都在学校“搞运动”，像北京高校那样，在校内建起了大字报专栏，供师生张贴大字报。我这个宣传委员负责起草有关学校运动发展的指导性文章，一般都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主持会议研究好了之后，再由我根据会议纪要整理成文，经书记首肯之后再抄写张贴。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校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阵线分明。每个单位的运动与整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密切相关。我在那一段时间始终坚守在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既没有外出参加“扫荡“活动，也没有回到语文二班与同班同学一起搞运动。只与夏国林主任等少数”铁杆“红卫兵坚守在学校。                   

其间，“大串联”时，我和几个同学南下广州，东到上海，等我们在外地转了一圈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红卫兵”和“武汉二司”（武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之简称）已经斗得不可开交，我和夏国林作为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已被“武汉二司”通缉，于是，我们俩还有几个高中部的高干子弟，决定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避风。        

我们在研究离开武汉后到哪里去的时候，高中部的一位高干子弟说，他父亲的一位战友是郧阳军分区的负责人，只要他爸爸给他的那位战友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我们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见，到郧阳去。

第三天吧，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半天时间就逛完了。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那位首长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校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有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他们就不敢来找王文波书记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我把它带回武汉了。于是，后来在政府清查时，我就成了一个“带枪的人”。我如实汇报当时的情况，那些负责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最后，派人到郧阳去调查，事实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对我的审查才告一段落。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又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在一次民兵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他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1967年，整个红卫兵运动随着各级夺权，开始进入高层政治斗争，绝大多数群众也乐得逍遥自在。我们回到学校，每天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在宿舍打牌下棋，等待分配。刚好，遇到张继志老师愿意教我下围棋，于是跟着张老师学下围棋，直到分配工作，才依依不舍离开了张老师，离开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

【附录】幸遇恩师学下围棋

我们实验师范学校侧门出去左转三四百米，就是武汉军区大院。1967年6月中旬，军区大院传出消息，年初参与夺省市政府权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被武汉军区给抓起来了。远在鄂西北的我们得知这个信息之后，恳请军分区司令员派车送我们回武汉，他非常高兴地答应，第二天就送我们回学校了。

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发展，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学校“造反派”与“革委会”、“钢二司和红卫兵，两派斗得疲惫不堪之后，偃旗息鼓，相安无事。加之我们短训班学生早已过了原定一年的分配工作时间，大家也厌倦了互斗，学校局面趋于平静。有不少学生回家了，很多同学住在学校，每个月享受13.5元的伙食费，在学生食堂一日三餐，饱食之后，或外出闲逛，或在宿舍看书学习，或下棋打牌，各得其所。

当时，学校幼师部练琴房里面的钢琴，早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就搬到仓库保存起来了，空了许久的练琴房就被一些胆大的学生占为自己的单间宿舍了，整个社会都是无政府状态，学校总务处的管理员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于是，那些小小的练琴房，就成了爱情的“先知先觉”者的“谈情房”。那小小的房间，空间不大，但可以放一张单人床，两把椅子。刚好容得下两人相拥相亲、谈情说爱。

我实在没有想到，有一天中餐之前，在食堂门口。一位老师指名找我谈话。

 老师：“我是张继志老师，以前教幼师的语文。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我想问问，你会下围棋吗？”

   “张老师，我不会下。”

   “想学吗？”

   “想啊！”

   “那好，你今天晚饭后七点钟吧，到这个琴房的第三间来，我教你。”张老师指着食堂大门对面的一排幼师学生的练琴房间说。

  “谢谢老师！我一定准时来拜您为师！”

现在也记不清那一排练琴房到底有多少间了，只记得那一排房子，面向食堂大门一边和它的背面一边全是一间间小房间，只能放一架钢琴和一张学生座椅。真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抢”到一间做他的“练棋房”的。

晚上七点，我准时到琴房第三间，张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了。房间里面只有一张课桌和两把椅子，一副围棋放在桌上。那里也只能放下这几样东西，我们也只要这些就足够了。

我与张老师第一次见面，应该说了许多关于围棋方面的话，但是，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跟我约法三章。

第一，从今天开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每天晚上七点开始下棋；

第二，每天晚上下三盘，如果你连赢三盘，就升一级；

第三，三思而后行，落子不悔。

张老师详细讲解围棋基本规则、死活问题之后，就开始实战训练。从让十三子开始。

每下完一盘，张老师都要复盘，仔细讲解哪一颗子下得比较合理，哪一颗子是不讲“理“的。以后每一次都要结合实战具体情况，讲定式，说棋理，顺口就说出许多围棋术语，如“金角银边草肚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等，让人终生难忘。

第一天晚上三盘棋下完都快转钟了。张老师一定要我陪他去学校门口的餐馆宵夜。我们边走边聊，聊的还是围棋。张老师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吧，中等身高，身材偏瘦，手指纤长皮肤白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说话轻言细语，不急不忙，娓娓道来。

从第一次跟张老师在琴房学棋到年底分配工作后离校，差不多一年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那个小餐馆看到，一老一少师生二人宵夜时还“棋”不离口。我在张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棋力渐长，和张老师分别时已经开始下分先棋了。从让先十三子，到分先对弈，不知耗费了张老师多少心血，而张老师却乐此不疲！我每升一级，他都要在宵夜时特别犒赏。难忘师恩！

更难忘的是，张老师得知我被分配到水厂路中学之后，特地从武昌赶到汉口，带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围棋高手汤之望先生。汤先生就住在我们水厂路中学旁边的张公堤内的一栋公寓里，当张老师领着我走到汤公家时，只见汤公开门迎客说：“张老师总是准点，真不愧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

张老师笑着说：“汤公客气了！”然后向他介绍我的情况。汤公握着我的手说：“既然是张老师的学生，现在又是邻居，欢迎以后常来。我先跟老朋友切磋一盘再慢慢聊吧。”于是我们随着汤公移步到他的书房。

汤公书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外，就是一副云子和日制木质棋盘。汤公对我说：“小李老师，我和张老师这盘棋早已约定，你先看看棋，或看看书，请自便。”说完，两位便开始手谈，只听云子落盘声，不闻闲言碎语。再看两位老师，都是那么聚精会神，我端坐一边观棋不语。一边看，一边想，如果是我，这一颗子会下在哪里好呢？

看着想着，突然想到围棋棋子无论黑白，放在棋盒里全都一样，不分彼此，不论贵贱。棋手取子从来不看，可谓闭着眼瞎抓，抓着哪个是哪个。哦！这里不能用“抓”，“抓”太粗鲁了。记得张老师教我下围棋的第一天，就强调并示范“持子”的姿势。一般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中指在上，食指在下，轻轻到棋盒里夹起一颗棋子，轻轻放在棋盘上，经过思考后决定的那个地方。切记不要用手指把棋盒中的棋子翻动出声，更不要把棋子拍到棋盘上去，而是用中指轻轻地把那颗夹着的棋子，悄无声息地推到棋盘上。欣赏两位老师持子的动作，不仅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让人体悟到纹枰对坐，实在是人品的中华文明的熏陶！

当然，一旦把那颗子放到棋盘上了，那可就不能再移动了。这是下棋的铁律，叫做“落子不悔”。传说，棋圣聂卫平小时候，有一次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下棋，陈老总不小心掉一颗子到棋盘上，想去把那颗子拿起来，时年六七岁的聂卫平，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马上站起来，一双小手抓住陈老总说：“落子不悔！落子不悔！”

诚然，棋子落在棋盘上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有高下、贵贱之分了！于是，就有“胜负手”之说，即纵观全局，那颗子决定了那盘棋的命运，也是俗话说的“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那一颗子。又有一说，“人生如棋”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本来与他人都差不多的，就看决定你一生的“胜负手”，是不是抓准了、抓住了。那么，我的未来呢？决定我人生的胜负手在哪里呢？

期待，并寻找我人生的“胜负手“！